“生生”之中国 “赫赫”之文明

　　《文化中国的青春岁月》，是一本历史书，分上下卷，时间跨度从上古的中国来历，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论“文化中国”的出路，并以《少年中国说》为贯穿“青春中国”始终的精神线索。

　　与以往“中国通史”著述不同，本书为贯通“文化中国”而书写，是一部以“文化中国”为主体叙事的历史书。

　　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是孔子用“吾从周”的历史观，将原《鲁春秋》重新修订而成的。他以“周制”即严格的等级伦理和德政为标准，将原有120个诸侯国删至24个，以铭千古。

　　司马迁著《史记》，“本纪”“世家”“列传”，是他的史观呈现。帝王入“本纪”，诸侯公卿入“世家”，至于“列传”，不问出身，唯以功德才义等贡献为取舍。

　　不过，这两部具有“鼻祖”地位的史书，都是以王朝为主体的历史叙事，并为后世史观定了调。在以后的历史书写中，体例可变，如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以及“野史”体等，但以王朝为历史主体的史观基本没变。

　　二十五史里的“王朝中国”，表现为朝代更迭的“断代史”。一朝一代，短则十来年，长则二三百年，在改朝换代中，一治一乱，循环不已。

　　而中国历史上其实存在着一个“文化中国”。我们常说的中华文明五千年未曾断过，其实未曾断过的是“文化中国”。

　　为什么说“文化中国”的历史表现为“青春岁月”？

　　第一，“文化中国”始终有一个“少年中国”在。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说：“我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他认为，旧朝廷暮气沉沉，并不能代表中华民族已衰老。“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本书力在“文化中国”里，继承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把那个五千年来未曾断过的文化中国的“青春岁月”找出来。

　　第二，“文化中国”因始终不断地文艺复兴而青春常在。

　　只要文化中国在，青春中国就一直在。文化中国的“青春岁月”并非某一个逝去的历史时段，而是贯穿始终的文明时态，它以不断的文艺复兴的形式表达出来。

　　人类文明进入“轴心时代”之后，不是只有一条历史道路，希腊有希腊的道路，中国有中国的道路，印度有印度的道路，沿途会形成不同的文艺复兴景观，但奔向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人文主义。

　　我们认为，如果不作狭义理解，在人类历史上，文艺复兴并非只有一次。作为一个连续性的文明，中国的文艺复兴，在不同阶段上曾出现过多次。

　　从“轴心时代”的周孔之教到先秦诸子，之后有汉代复兴先秦儒学、魏晋崇尚老庄之学；隋唐以诗赋取士，是复兴《诗经》时代“不学诗无以言”的政治文化；宋人则在复兴魏晋风度的个体人格之美中产生了山水画；明人复兴孟子心学和墨子死不旋踵的精神；到明清小品文时的人性解放，到民国一代的中西合璧，皆可谓是因文艺复兴而青春常在，它们是爬满文化中国的“常春藤”。

　　第三，“文化中国”因士人人格共同体的接力与传承而青春常在。

　　有了轴心时代的理性目标，还要有文艺复兴运动的标配，那就是要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产生巨人，不仅要产生思想解放的巨人，还要产生艺术创作与科学发明的巨人。

　　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墨子、霍去病、张衡、陶渊明、李清照、梁楷、文天祥、李贽、李渔、徐渭、戴震、黄宗羲、顾炎武、李善兰、鲁迅、胡适、陈寅恪、王国维等人杰，以至于今，文化中国，因士人人格共同体的担待与传承而青春常在。

　　“士人人格共同体”在任何时候都不可缺席，这是一份五千年中华文明不断的历史启示录。他们以文艺复兴的方式传承并接力文化中国。

　　本书以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审视历史的前提；学习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诗话体书写方式，尽可能打散传统固化的成语格式，尝试诗性的散文书写，以完成历史的叙事。

　　遵照“左图右史”的古训，本书上下卷70万字，匹配1000多幅历史文物图片，称之为“一部可以携带的历史博物馆”不为过，称之为“书架上的历史博物馆”亦不为过。

　　作为中国人，我们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去读懂自己的文化。文化从何而读？我们的答案是：读文化中国的青春岁月，那里有少年中国，它具有未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