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张戬兄弟的少年经历和性格

　　北宋文士中颇多名垂青史的著名兄弟，如宋郊（庠）宋祁、程颢程颐、苏轼苏辙，兄弟虽然性格有异，但无疑学侣同调。张载与张戬，虽然一样也是一母同胞、半字之别，但到底因为功业殊途，未能以“二张”名标士林。

　　细究原因，首先便是年纪。二宋、二苏隔年生，二程连年生，“二张”却相差10岁。这个年龄差，足以产生今天所谓的代沟，天然地造成了“二张”身心成长、智识思想上的不同频，所以很难像二宋、二苏那样同年登科，像二程那样学侣同游；甚者，“二张”少小失怙、家道中落，还进一步加剧了兄弟二人的不同频。

　　据《横渠先生（张载）行状》：

　　十岁就外傅，志气不群，知虔奉父命，守不可夺，涪州器之。

　　可见，10岁的张载已按当时“贵族子弟”的标准，离家求学；“志气不群”的表现，得到身为涪州知州的父亲的器重。这样的家境，明显要比10岁时的二宋、二程和二苏好很多。

　　如果张戬以和哥哥一样的开局，加上父亲申之以“理明体用，学贯古今”（朝廷评价张载祖父语）的家学，“二张”或许同“续孔孟之余雄”（苏轼评价张载语）不难，但无奈的是，父亲于张载14岁时英年离世，而彼时张戬才4岁。

　　如此，失怙的“二张”，既没有如二宋、二程、二苏那样的家教或名师，甚至也没有如程门侯氏、苏门程氏那样出众的贤母，他们只能全凭各自心性、际遇“自然生长”。

　　张迪去世后，“二张”旋即随母姊扶柩北归，张载的“外傅”肯定也就中断了。落籍郿县横渠镇后，张载：

　　少孤自立，无所不学，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关学编》）

　　从父亲在时的“虔奉父命，守不可夺”，到失怙几年后的“无所不学，喜谈兵”， 张载无疑是“自立”了，但也不难看出，他的心性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以乃父的家教，肯定不会让他杂学和谈兵。好在后来谒遇了范仲淹，张载才重回“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宋史·张载传》）的道路。

　　不同于哥哥杂学、广交的社会型生长之路，张戬或是一种静如处子、动必惊涛的家居型成长之路。

　　吕大临在《张御史（张戬）行状》中称：

　　少而庄重，有老成之气，不与群童子狎戏。

　　吕大临是张戬的女婿，此言必不为虚，不难看出其人深沉持重的特点。想张戬4岁丧父，尚是懵懂时，便随母兄姐一路颠沛；侨居横渠时，怕也只是初离于慈母贤姐之怀，而翻砖弄瓦于树阴檐下；稍长之后，也只是外受傅训、入奉母仪，一应家计自有兄姐操持，他或没有多少历练甚至遭磨的机会。这样的经历，便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他三个性格特点。

　　其一是心无旁骛，智思精纯。张戬不像哥哥那样杂学、广交多走弯路，所以极易专精，故而他在24岁时就考中进士，小哥哥10岁，但早哥哥4年中进士。

　　第二是心地善良，扶危济困。吕大临在“二张”姐姐的墓志中说：

　　不喜杀生物，虽蜂虿之毒，亦莫之伤，出于诚爱，非有望乎其报也。（《张氏夫人墓志铭》）

　　姐姐比张戬大20岁，想来张戬少时，母亲年逾四十，肯定是姐姐照顾他多，他极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姐姐影响，自小心地善良。《张御史行状》中也有记述：

　　有妹寡居，子不克家，君力为经其家事。……诚意恳切，不弛其劳，人以为难，而自处裕如也。有一二故人死不克葬十余年，君恻然不安，帅其知识，合力聚财，乃克襄事。

　　张戬的善良，张载也自愧弗如：“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不如。”（《张御史行状》）

　　然而，张戬生于兄姐挡隔外事的家舍之内，长于慈母贤姐妇孺之手，流于任性使气或也在所难免。这一点，作为女婿的吕大临不好说出。但作为大哥的张载却难以为讳，甚至在著书中，以张戬作例：

　　慎喜怒，此只矫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矫轻警惰。若天祺（张戬），气重也，亦有矫情过实处。（《经学理窟》）

　　张戬“气重”，连小他一辈的表侄程颢（二程的祖母为“二张”之姑），也说他：

　　天祺有自然德气，似个贵人气象，只是却有气短处，规规太以事为重，伤于周至，却是气局小。（《伊洛渊源录》）

　　“二张”、二程，都对王安石变法有异议，但唯独张戬表现得最为激烈：

　　熙宁初，为监察御史里行。累章论王安石乱法，……又诣中书争之，安石举扇掩面而笑，戬曰：“戬之狂直，宜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赵抃从旁解之，戬曰：“公亦不得为无罪。”抃有愧色。（《宋史·张戬传》）

　　当然，张戬力争，也是他御史的职责所在。但他如此激厉的言行本身与他“气重”的性格也有很大关系；而他激厉性格的养成，或与他少时经历有直接关系。也或许是因为这样激厉的性格，致使张戬“生四十七年而暴终他馆”（张载《张天祺墓志铭》）。张戬比哥哥少活11年，早哥哥一年去世，或许正应了“太刚易折”（《淮南子》）的古话。而张戬的突然去世，对与他患难与共、手足情深的张载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甚至极有可能是张载油尽灯枯的重要潜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