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类图书的出版思考，和作为知识传播者的编辑

　　■杨虚杰

　　杨虚杰：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周志刚：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副编审。策划和编辑的图书曾获得文津图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等荣誉。

　　这次对谈或许可以被形容为一次“非典型对谈”。“编辑”周志刚遇上资深作者以及成熟的书稿，看似云淡风轻的背后，实则蕴含着更多值得深度思考和借鉴的内容。编辑通过对书稿内容及内涵的深入理解和深层次挖掘，以更高的视角进行梳理与总结，成为作者的知音。编辑永远为作者、书稿做加法，也做必要的减法。

　　出版是一种磨砺，编辑在某种程度上是“好书猎人”。在今天，编辑也要尽全力吸引和引导读者，让他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进行深入阅读。

　　杨虚杰：通过看《勐海植物记》这本书的“前言”和“后记”得知，这本书是作者刘华杰教授的一个“命题作文”，但命题中又有发挥。我想知道，你是通过什么契机接手这本书的？

　　周志刚：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延伸后可能会涉及我们编辑工作中很多非常丰富、非常有意味的细节。我之前没有做过华杰老师的书，这是第一本。他之所以找到我，是因为当时我出了一本书叫《风吹草木动》， 作者是刘华杰老师的朋友，是北京的博物学家、诗人、摄影家莫非先生。书出来后，华杰老师可能觉得这本书做得还不错，我们就有了一些交流。再后来，他说要出一本关于勐海的新书，就放在我们出版社了，接下来又刚好分配到我手里。因为这本书，我们之间的交流就更多了。

　　杨虚杰：作为博物文化书，与其他书相比，你觉得这本书有什么特点和价值？

　　周志刚：如果顺着华杰老师的思路往下读，你会得到一种感动，你会发现看花、看植物对人生原来有这么重大的意义。他一开始告诉你，他为什么要看植物，然后告诉你他为什么要去勐海看植物。书中记录的是民族文化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地域，是中国普洱茶第一县，中国普洱茶最多的地方就是在勐海，拥有4.8万亩百年树龄以上的古茶树。这个地方是非常有特色的。他说这是一种“玩物鉴志”，是一种人生的历练，能增加人与自然之间的关联，是人生最好的学习过程，所以他义无反顾地要去勐海看植物。

　　关于他在勐海是如何看植物的，也非常有价值。因为去野外看植物不仅辛苦，而且有难度，是需要技巧的，需要建立与植物之间的关联，叫出它们的名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要知道植物与植物之间的关系。另外，看植物还要知道植物与地域、气候和生态间的关联。这些都是基础性的工作。博物学家的看，其实是非常讲究、非常有技巧的。这本书把博物学家看的讲究、讲究在什么地方，都告诉你了，比如说之前你要做什么准备、在看的过程中如何进行路线规划、如何了解当地的物产、如何进行野外观察、如何拍摄、如何进行标本采集、如何进行物种鉴定。我觉得他这项工作既是写勐海，又不仅仅是写勐海，是写一种可以复制的博物人生。在勐海之外，看任何一个地方的植物，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方法。

　　当然，它首先是为勐海写的一本书，但也是很有抱负的一本书。作者想过，前面有很多博物大家，如何能够写出一些有所超越的不一样的内容，他始终是有内在设定的。他曾经说：“我无法写出梅尔的‘普罗旺斯系列’、蒂尔的‘美国山川风物四记’那般潇洒的作品，但不等于没那样幻想过。他们的作品界面友好，可读性更强，而我这里更具体一些，可检验性更强，我也幻想10年、50年后，人们还能记得我曾经记录过的勐海大地。”他所记录的勐海植物是真实的，大家可以按照他所提供的路线去看那里的植物，他觉得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提供的是博物学家的求真精神。

　　杨虚杰：你是从2012年就有意识地转到博物学图书出版上来的。博物类图书，很多出版社都在做。你是怎么判定一个选题的重要性的？这些年你也在做独立的书系吗？

　　周志刚：我这几年策划了一套“生态与文明”书系。在做这套书系之前的五六年时间，我都在读西方的博物学著作，梳理当代博物学的流向，再根据我所理解的“国人最应该关注哪些生态话题”来选书。

　　比如说，我在前几年想做一本微生物的书。微生物是地球上古老的生命形式和数量巨大的生命群落，它们的代谢活动促进了高等生物的诞生，为高等生物提供营养支持，调节着生物圈，因此是地球生态的重要驱动力量。某种程度上讲，微生物构成了生命和健康。所以我一直在想能不能找一本书，探讨微生物在地球生态中的基础性工作。我读了很多书，最后找到了，把它引进过来，这本书就是《看不见的大自然：生命和健康的微生物根源》。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图书猎人”，你要找到你想要的那本书，有时候是要花时间和付出耐心的，假设某个重大题材中有同类书，你可能还要考虑哪本书更好，如何取舍。

　　选择引进书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考虑内容，而且要考虑阅读的舒适度。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读，会不会觉得比较愉快。因为有些作者的讲解方式比较生硬，硬科普我们一般会拒绝。

　　博物学发展到我们这个时代，有知识更新的趋势，而且博物学关注的关键点也与以前不一样了，所以我要在梳理当代博物学的流向之后，再来看哪些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痛点或者焦点话题。

　　比如说，在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必然趋势的背景下，很少有人知道全球气候变暖之后，地球会变成什么样子。基于这个考虑，我就引进了一本书，叫《十万年后的地球》，它援引大量最新的科研成果，带领公众去探索十万年后地球的生态环境，并澄清了与气候变暖相关的很多重大环境趋势。客观地说，这本书视野宏阔，熔地质学、气象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学科前沿知识于一炉，在西方非常有口碑，而且国内暂无同类书，所以我就毫不犹豫地引进过来了。

　　杨虚杰：你做选题有很明确的方向，而不是碰上什么书做什么书。

　　周志刚：是的，我现在做书一般不会“守株待兔”。我首先要对关注的领域有大致的判断，筛选出我们这个时代重点聚焦的话题，才会进入策划阶段。

　　引进书首先难在找书要花时间。我经常泡在网上搜索，碰到心动的就自掏腰包买电子书，然后仔细学习和鉴别。找书之外，做书的时间可能也很长，因为翻译质量常常不可控，编辑把一本书打磨好要花很多时间。

　　关于打磨译稿，这里忍不住想多说几句。对于非常好的内容，不看原文没法改，因为译者容易把作者的意思译丢。译文乍一看可能比较通顺，但是可能有悖原文，还可能出现漏译、歧义、表述晦涩，或者重要术语和关键表述前后翻译不一致，等等。所以，编辑必须严格忠实于原著、原文来反复推敲译文。

　　杨虚杰：我们做编辑工作，心里是满怀着一种期望和期待的，希望读者阅读时会和我们有一样的感受。

　　周志刚：是的，我们很希望能把好东西分享出来。因为编辑首先是读书人。很多作者写出了那么好的内容，很多编辑付出了那么多的辛劳，才使一本好书面世。

　　杨虚杰：你在策划这些书的时候，秉持什么样的原则？你对好书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周志刚：我策划这套书大致本着两大原则。其一是所选的书能够聚焦我们这个时代生态文明相关的大问题，带有“知性博物学”的趣味。其二就是无论从内容、深度以及写作技巧上都称得上这个领域的上乘之作，并且通俗晓畅，不是总讲“学术黑话”的那种，普通读者、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人能够看懂。换句话说，那种干巴巴、比较生硬的科普书，我是不会做的。

　　至于好书的标准，我想，恐怕没有所谓的客观标准。其实我个人一直很固执也很可笑地认定两大很主观的标准。

　　首先就是我自己觉得它好。书是做给读者看的，要启发他们，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当然，最好也能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但是那本书好不好，你得有自己的判断，你要觉得它好才行，而不能一味地指望包括专家在内的其他人帮你做决定。总之，这个判断首先要落在编辑身上，他人的判断只能作为你的参考意见。当然，你自己的品位要比较好，你的判断才能公允，然后你才有勇气把它做出来，才有勇气让它接受市场的考验。

　　其次就是有勇气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看。一本书如果足够好，你肯定有勇气和意愿推荐给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或老师看。所以我想，能否理直气壮地作为礼物送出去，这恐怕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标准。

　　评价好书的时候，最好不要很功利地考虑它能卖多少册、卖了多少册。那其实是一个很外在的标准，而且在我们策划书稿的时候根本没法作为标准。

　　杨虚杰：你好像有点儿“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的感觉。好的书稿，在你看来，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好的科普表达是什么样的？

　　周志刚：所以我的工作比较慢，也比较辛苦。好的科普表达，语言肯定是比较流畅、比较简约的，能够展示丰富的细节和内容。没有丰富的细节就是非常“硬”的科普。一个问题有很多的立面，与立面相关有很多的细节，就会形成很强的张力。这种时候，好作者和平庸作者的区别就在于能否把事件的丰富性展示出来。

　　优秀的科普作家不是简单地对自然、科学问题有科学的、理性的答案，还要有很多人文的东西、历史的因素，都可以带进来。即使只是探讨一种植物，也可以把它的丰富性描述出来，并不是简单地描述植物形态，还要讲述植物与文化的关联、植物与地域的关联、植物与生态变迁的关联。这样的话，丰富性就出来了。此外，文笔在叙述和说理之外还有一种情感的力量，还有其他的东西，都可以交融在一起，这样一种融合性的文本才能打动人。所以我通常认为，纯粹的、纯说理的科普内容就像解答命题一样，没有太大意义，还是希望能够看到有包容性的、丰富性的文本。

　　杨虚杰：科普有很多侧面，可能它的内核是知识，但是它衍射出来的，对于人类命运的关心，对于未来的走向，其实是人文的东西。你的这些关注，是不是跟你是中文系出身有关系？

　　周志刚：有关系。我可能会把自己原来的知识趣味带进来。我能够发现科普作家的优点，他们那样一种知性地打量生活的方式本身有非常可贵的地方。你如果总是用理性的方式，站在“物”的面来打量它，是比较苍白的，这样的人生、这样的认知态度其实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带来一种所谓的情性的、人的情感的力量，人与物之间的交融，甚至还有所谓灵性的、能够升华到生命的概念，包括与生命相关的德行这样一些宏大的主题。因为一个理性的认知，如果脱离了所谓的情感和灵性层面，它已经背离了人本身的丰富性了，所以我更愿意把内容打造成一种多维度的文化交融，就是知、情、意、行各方面能够交融在一起的、一种很饱满的叙事状态。我希望看到中国当代科普作家能够将这样一个丰富的立面呈现给我们，这跟他的才华以及受到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杨虚杰：一名优秀的科普图书编辑应该有哪些能力和素质？这些能力和素质应该怎样培养？

　　周志刚：我做编辑将近20年了，我时常考虑我们为什么要做编辑。我年轻的时候就想当大学教授，后来因为很多的机缘，失去了这种可能性，做编辑做到中年。一开始是为了谋生，虽然也在认真地做，但是到了中年，发现做编辑其实很有意义，就会集中考虑做编辑需要什么样的素质。

　　关于做编辑这项工作本身需要哪些能力和素养，我觉得编辑作为文化人，和大学教授或者其他领域的文化人有不一样的地方。编辑重在知识传播，与知识传播相关的工作是编辑的工作重心。

　　因此，我觉得编辑作为知识传播者有多重特质。编辑必须是读书人，读书是整个出版职业提供给编辑的精神福利，当然也是一种义务，做书之前必须读书，读书与做书是一个相互为用的过程，如果你不读书，是没办法做好书的。不读书，无以言。不读书的编辑不会有做书的灵感和判断力，不能给作者提供光亮，也不能赢得作者和读者的尊重。所以我觉得我们做书人，必须是一个读书人，知道深度阅读的价值，知道如何进行深度阅读。

　　此外，编辑和职业学者不同的地方在于要拥有普遍主义的文化抱负。所谓普遍主义的文化抱负，是一个博杂知识的体系化，知识传播中间要不固守某种特定的立场、学派、学科、专业，要成为学问的杂家、通人。职业学者可能会有自己的学派，有自己的学科背景，固守自己的专业，所以职业学者一般不会跨界；但是我们作为职业读书人，在接受了诸多的知识之后要进行体系化，不固守某一个学科、某一个学派、某一个专业。作为编辑，我们如果固守某一个学科、学派的立场，可能会因不认同某位作者而对图书编辑过程造成影响。作为编辑，我们要提供一个平台，让作者来表达，不能够因学派而拒绝他，不能用自己学派的观点去批驳他。所以我觉得编辑要拥有普遍主义的文化抱负，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抱负，我们做书的过程中就经常会把好书排斥掉。

　　我认为，中国最有名的编辑是孔子，我一直觉得孔子是我们编辑的老祖宗，我个人经常这样讲，因为他晚年致力于修订“六经”。他自谦说只是阐述别人的学说和前人的学说，不是自己创作的，但事实上，孔子本人是集知识的保存、创造与传播于一体的，他是最伟大、最不知名的“中国好编辑”。在某种意义上，很多人恐怕意识不到孔子是一个编辑，只觉得他是教育家。其实，他的教育工作是通过编辑工作来实现的。

　　编辑有什么想法要尽情地分享给作者。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编辑的内在素养，是和职业学者不一样的地方。这是我对于编辑作为知识传播者特质的认知。这是我从我的职业中得到的最主要的想法，或是自我鼓励，也或是自我安慰。我觉得，出版是一种磨砺，做好书是利人也利己的一项工作。我们成就了别人，给读者带来光亮，其实也可以照亮自己。我想，这就是我们做编辑这个工作本身、作为一个文化人的特质。

　　结合编辑的这种素养，或者说作为文化人的素养，我想对于优秀的科普图书编辑而言，具有以下几点素养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点素养就是要有宽广的学术视野，有终身阅读的习惯。有广泛的阅读体验，才可能找到良好的切入点做好书，鉴别出书稿的好与坏，给作者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告诉他怎么来校正书稿。编辑要有问题意识，通常要经过一个漫长的铺垫，才会找准你要做的，然后再跟作者探讨。所以我觉得阅读对科普图书编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最基本的准备工作，算是基本素养吧。

　　第二点素养是对现实的敏感。编辑有了终身阅读的习惯、宽广的学术视野后，还必须对现实非常敏感，能够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痛点、焦点和难点在哪里，才能够校准、聚光，然后才能知道要写一本什么样的书。有时候你有选题，但不一定能成，可能会放很长时间，但是有一天一不小心就能碰到那样一个作者。一本书能不能形成是需要很多机缘的，并不是说我想做一本书马上就能成，先要有所谓的对现实的敏感，才有可能成。

　　第三点素养我觉得很重要：要有平常心，要有抗挫折的能力。因为我们经常会因自己的职业而感到焦虑，有时还有挫折感，所以一定要有平常心，但求耕耘，不要问一时的收获，这个心态非常重要。如果不这样，可能经常会被牵着走，然后做一些很平庸的书或做一些不是自己最想做的书。因为我们在做一本平庸的书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浪费做另外一本好书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平常心一定要有，如果没有，就可能经常被沮丧感、挫折感包围。

　　还有一点就是真的有一本好书，你花了很长时间做完，但它可能最后卖得没有那么好，这个时候编辑也要保持平常心。因为好书能不能卖好有运气的成分，有时候是我们没有办法左右的。编辑每年也就做6～8本书，精力有限，要学会拒绝，必须每做一本就像样一本，每做一本就精致一本。这是我近几年才慢慢养成的一种状态。我一般会慢慢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做，比较自以为是了一点儿，但是我觉得这样其实可能工作会轻松一点儿。

　　第四点素养我觉得也非常重要：科普图书编辑要“长袖善舞”、交友广泛。因为我们做书，不仅是文化人，不仅是手艺人，也是商人。如果没有商业运作能力，一本好书也会砸在自己手上，所以这方面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所谓市场运营的能力就是建构团队，团队里面要有注重策划、注重营销、注重外在的运营者，团队非常重要，传统手工作坊式的出版方式肯定过气了。

　　杨虚杰：很显然，现在编辑做一本书跟过去不同了。比如说营销模式的不同，时间分配的不同，还有就是读者阅读习惯、品味、审美的不同。在这方面，有什么应对的办法吗？

　　周志刚：现在的书跟30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现在读者花在读书方面的时间其实更少了，因为大家的时间大多被网络、新媒体占用了；还有一点，就是生活节奏更快了。大家的生活充斥着快节奏，所以碎片化的时间很难利用起来进行深度阅读，更多的人愿意选择通过娱乐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让自己缓冲一下，让情绪稍微舒缓一点儿，而不是选择深度阅读。我觉得阅读的口味也是有变化的。现在很多人是没有办法进入深度阅读状态的。所以写作也必须与时代建立一种关联，必须研究和适应读者的趣味。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好的转变。我们必须换用与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对接的比较轻松晓畅的、具有丰富性的，甚至是融媒体形式的内容，这是当今的编辑必须要迎合时代的地方。

　　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基本上所有人都能够认字了，貌似阅读的门槛降低了，但其实深度阅读的难度更大了，所以我们作为出版人或者作者，就要想办法“说服”更多人进入深度阅读的状态。这其实是很难的，但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尽可能地通过一种轻松的方式把读者吸引进来。但是到底有多少人能够通过这种轻松的阅读氛围体会到文本的深意，我觉得只能靠读者自己感悟了。我们作为编辑、作者，是不可能完全改变这种状态的。我们能够做到的是要尽可能地让文本丰富，尽可能地吸引读者，能够引导多少人来进行深度阅读，就引导多少人。

　　杨虚杰：市面上科普书众多，你对读者如何选择图书有什么建议？

　　周志刚：我们作为编辑，首先是读者，要作为读者去读书，去“入坑”。我经常会有“入坑”或者说“被坑”的经验，就像您刚才说的，市面上的科普类图书众多，科普的“坑”我大致想过，目前有这样几类。

　　第一类就是同质化非常严重，很多是低水准重复，特别是博物类，很多版权书没有必要引进，国内同类产品太多，并且还要竞价，其实对中国的出版行业来说是个不太好的现象。

　　第二类就是有非常多的知识硬伤，特别是翻译中的硬伤，以及引进图书中的不少知识已经过时了，比如说引进20世纪80年代的书，其中有些知识从我们这个时代看就已经过时了。有些知识，特别是科普书中的知识，过时是很“要命”的。对此，普通读者可能鉴别不了，这就是所谓的科普的“坑”。市面上很多博物学科普书已经过气了，没有任何价值，其实这就是所谓的有知识硬伤。

　　第三类也算是科普的通病，就是“硬科普”，生硬地传递科普知识。很多冷知识很受追捧，但其实没有必要；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读者没有见过知识之间的关联。关于科学思维、生成过程、问题意识是怎么来的，还有思想史上人家是怎么解决它的，都可以展示，但是不要生硬地把一个个知识点告诉我们，这样做意义不大。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科普的“坑”，不利于真正的科普。实际上，科普是要把科学精神通过某一个细节表达出来，把问题意识展现出来，以及把科学家解决问题的方式展现出来。另外，还可以告诉读者，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运用哪些知识资源。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只是一个很生硬的知识细节，最多就是炫耀一下我掌握了某一个知识，但这其实没有意义。

　　想要避“坑”，其实也有一些办法。第一个就是找名家、大家的作品看。有时候读大家、名家读不懂，可以读一些带导读性质的书。第二个就是退而求其次，可以读一些获奖作品。科普还是有硬性的标高、共识的，所以读一下国内外获大奖的科普书，一般来说还是值得的，这也是我找书的一个标准。读得多了，到一定量了，品位自然就会上来。我有时候觉得，只有读得多，才会知道自己可以独立选择想读的书，形成自己独特的知识结构。读书也是要交学费的，读书过程中势必会读意义不大的书，就算是交学费了。但是你读得越多，品位越好，就更有可能避开那些所谓的“坑”。

　　其实对于编辑来说，培养读者也是个反哺的过程，如果读者培养好了，我们就不愁好书卖不出去了，形成良性循环。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作为知识传播者，有很多工作要做，但不是一两个人能做好的，要靠出版界一起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