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导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冯仕政：在巨变中豹变，书写无负人生和人民的青春华章

　　（详见5版）

　　“千秋的事业”再有新推进

　　——《周易注疏汇校》出版

　　郑振铎先生曾明确提出：“像‘十三经’‘二十四史’之类，则我们得集中些专家们组织专门的编辑委员会，分别进行整理工作，俾能于几年或十几年之内，有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十三经’‘二十四史’出版。”郑振铎先生说这是“千秋的事业”，我们后来经常用“千秋的事业”来说点校本“二十四史”，我觉得这个定位和目标，同样适用于“十三经注疏汇校”，这是历史赋予的定位，也是时代提出的要求。（详见8版）

　　从“物理学之后”和“伦理学之后”到“语言学之后”

　　我将中西两大形而上学彻底切割为“物理学之后”和“伦理学之后”，并将它们分别归结到语言的逻辑功能和非逻辑功能，然后运用辩证法的“自否定”概念在理论上使语言的这两大功能达成统一，再由此直接创造出一个新型的形而上学即“语言学之后”，最后借此从上至下地给两大传统形而上学定位。（详见9版）

　　1961，消失的他

　　从1961年1月12日起，于敏就步入了这样一种工作与生活状态。他被任命为“轻核理论组”副组长，既承担着核武器研究所的科研任务，也受着核武器研究所严格保密制度的约束，隐姓埋名已成为必须。1961年也因此被视为于敏“隐姓埋名28年”之始。（详见12版）

　　陈平原：《给阿嬷的情书》故事怎样讲述，影片为何出圈

　　创作者不一定受完整的科班训练，只要有足够的才华，且热爱、专注、不循常规、长期坚持，就有可能获得成功。这种越界的冲动与突围的可能性，将首先落实在各种优质的地域文化作品的产出。

　　（详见13版）

　　陈寅恪论滨海地域宗教信仰与外来文化

　　陈寅恪的滨海地域文化研究并未关注海洋本身（如航海技术、海外贸易等），只是关注“滨海地域”作为一个特殊的人文地理空间如何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宗教和文化演变。这个视角的可贵之处在于直接启发了后辈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沿海文化与内陆文化异同、沿海人群身份认同，以及海洋经济与社会变迁的深入研究。（详见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