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消失的他

　　1961年1月12日，于敏迎来了人生中的又一个重大转折。这个日子也像十年前的1951年1月15日一样，体现了于敏对“国家需要”的无条件服从。

　　那一天也像十年前的那个冬日一样，北京的天空飘荡着轻轻盈盈的雪花，也或者是稍重些的碎屑样的雪粒子，当它们落到行人身上时，会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踩在脚下时会响声更大些。于敏就这样踏着那一年的第一场雪，快步走进了钱三强的办公室。

　　短短十几分钟过后，于敏走了出来。

　　当时这位年仅35岁的科学家，眼里很可能闪烁着泪光。

　　三十四年后的1995年，已年近七旬的于敏在他的《艰辛的岁月，时代的使命》一文中这样写道：“钱先生与我的这次谈话，改变、决定了我此后的人生道路。”

　　当年没有多少人知道此次谈话，更没有多少人知道钱三强在此次谈话中对于敏作出了怎样的重大安排。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仅仅是发现于敏从1961年起就在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悄然消失了，没打招呼，没有道别，更没有说明。没有人知道他此后在致力于什么。就连于敏在原子能研究所的大部分同事，包括素被尊称为“彭公”的彭桓武在内，都是直到1964年才得知此事的。

　　至于那天钱三强和于敏究竟谈了些什么，也始终未见端详，仅在于敏那篇《艰辛的岁月，时代的使命》文章中见到这样一句交代：“（钱先生）非常严肃和秘密地告诉我，希望我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

　　结合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整体发展历程，以及相关人士后来在各自回忆文章中陆续披露的细节，此刻可以尝试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勾勒个大概。

　　中共中央在1955年1月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之时，苏联的科技援助是重要的支撑因素之一。不过，苏联在1959年6月就单方面背信毁约了。其原因是复杂的。总体来说，就是经历了一场苏联意欲在军事上控制中国，而中国拒绝被控制的斗争。

　　当时中苏之间总共签有6个协定：地质协定、工业协定各2个，科研协定、武器协定各1个。这6项协定均签订于1955年到1958年间，均规定在1959年到1960年内完成履约，其中针对“两弹”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是如此。

　　在帮助中国发展原子能科学的问题上，苏联起初是颇不情愿的，奈何国际局势从1956年10月起发生了骤变，西方国家掀起了第二轮反共反苏浪潮，为争取中共支持，苏联在此问题上出现了松动。中国也不失时机地于1957年9月派出了由聂荣臻、宋任穷、陈赓率领的31人代表团赴苏，历经长达35天的艰苦谈判，于10月15日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就是著称于史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亦称“十月十五日协定”。

　　在原子弹研制方面，《国防新技术协定》规定在1959年至1960年间，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以及相关设备和技术资料，同时派遣专家。1958年9月，两国又签订了一个补充协定，对每个项目的规模、完成设计的时间、器材设备的供应期限，作出了具体规定。

　　通过聂荣臻的追述（《聂荣臻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可知，此项协定的执行在最初两年进行得比较顺利，但是从1959年起，苏联就屡生事端了。具体表现是“一般生产技术资料可以供应，关键性的生产技术资料、研究设计和理论计算资料以及原材料生产技术资料，则拒绝供应；通用设备可以供应，专用和非标准设备、精密测试仪器，则拖延或拒绝；一般原材料可以给一点，越是特种的原材料越卡得紧；苏联来华专家方面，搞仿制的工艺专家还可以来一些，设计专家难请，科学研究专家干脆拒绝”。

　　与此同时，中苏合作的另一个变化也被聂荣臻明显感知到了，那就是“苏联向我们要的东西多了。1959年苏方向中方要的资料为前五年总和的180%以上。而且过去要的多是些中医、中药、种子、农业、手工业等我国的传统技术，从1959年起，要的绝大多数是工业新技术、尖端技术和我国的重要资源、重大工程项目的资料”。

　　事情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两国两党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已日趋激烈，而这又以美苏的戴维营会谈为一个节点。实际上正是从戴维营会谈起，苏联同中国分道扬镳了。

　　1959年9月15日，赫鲁晓夫访问了美国，那是美苏在1933年建交之后，苏联领导人首次出访美国。接到邀请时，赫鲁晓夫大为惊讶，称“我们毫无理由期待这样的邀请，无论是在当时或者其他的时候”。或许是为了给美国“献礼”，赫鲁晓夫在出访前的1959年6月20日致函中共中央，提出了暂缓向中国提供《国防新技术协定》规定的援助等事项。

　　这封信就是苏联单方面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的开始。

　　当时，中方的核心关切是《国防新技术协定》规定的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原子弹模型是否还能履约，这也是周恩来、聂荣臻等一直心系“两弹”事业的中共领导人，以及奋斗在核武器研制战线的所有科学技术人员，最为翘首以待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却也是苏方最大的要挟筹码。这种矛盾也注定了这一期望必然落空。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又照会中国政府，要求撤回他们的在华专家。这是苏联政府的正式背信毁约，意味着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所有协定，自此全部被苏联单方面撕毁。

　　至于在华苏联专家的撤离，实际上从1960年7月6日就已开始了，到9月1日全部撤走，总计1390名。这些专家分布在我国经济、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等部门的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这样的突变，意味着几十个项目、几百份合同的单方面撕毁，导致了中国大批在建的重大项目半路停滞，大部分工厂停工停产。

　　1960年的中国，正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苏联此举给了中国人民雪上加霜般的打击，对“两弹”这种尖端科技事业的打击则更为沉重：由于没有留下说明书，核工厂的很多昂贵机器都静静立在冷寂的厂房，没有人敢动。面对苏联“老大哥”撂挑子的事实，中国人其实并没有更多感受自己的心情，而是聚焦于一个迫切的问题：接下来何去何从？

　　世界上并不缺乏在核事业上无果而终的案例，纳粹德国是最早也最显眼的一个，骤然倒毙在了核赛道之上。此外还有一个南斯拉夫。苏联的毁约拒援，也会导致中国的核事业无果而终吗？

　　二十年后的1980年，中央军委开始组织班子编写各位老帅的传记，聂荣臻传记的编写任务交给了北京军区，由魏巍牵头。聂荣臻反复考虑后说：“我看不要写我的传记，可以请几位同志帮我整理回忆录，由我说，他们写，再由我审查定稿。”在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之后，《聂荣臻回忆录》在1984年国庆节前夕已摆到了聂荣臻的案头。

　　聂荣臻主管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主抓“两弹”研制工作的时期，也就是1956年至1966年这十年间的经历，以“在科学技术战线”之名，排在《聂荣臻回忆录》第24章。或许由于很多档案在20世纪80年代初尚未解密，聂荣臻对“两弹”研制工作的追述并没有期待中的那么详细，但庆幸在关键节点，比如在苏联的背信拒援上，依然用了大量笔墨，使人得以了解当年详情。

　　据此可知，苏联的毁约拒援固然以两党两国的矛盾为主因，但应该还存在另一条同样紧要的因素，那就是赫鲁晓夫集团并不希望中国赶上来，而是坚持要“在新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上使我们与他保持相当的距离”，意在使中国长期“处于依附地位，永远落后他两三步”。为此，他们绝不会把最尖端的技术给你。

　　但中国不是一个习惯于“依附”别人的国家。

　　事实是，1959年7月，也就是在收到苏共那封拒援信仅一个月左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就作出了伟大指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事实是，1960年7月，也就是在苏联“正式”毁约之际，中共中央就作出了果敢决议：争取“更快地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进入科研攻关新阶段”。

　　不过，随着中国经济情况的持续恶化，以导弹、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项目是否还要继续，在中国内部成为一大议题，步入1961年后相关分歧更是“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1961年7月，国防工业会议在北戴河召开。与会者就“两弹”是“上马”还是“下马”的问题，在会上展开了激烈讨论，一部分人认为应坚定地继续搞下去，另一部分人认为应予暂停，等经济好转了再说。在双方都难以说服彼此的情况下，聂荣臻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结合此前的调研结果，“召集正在北戴河参加会议的国防科委、导弹研究院、二机部的同志进行研究，分析了当时我国尖端技术的基本状况”，指出“我们的国防尖端技术在1958年以前还是一片空白，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可是到1961年，仅仅三年的时间，已经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

　　会议综合所有情况，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坚持攻关，加上政策、措施得当，争取三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得到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

　　事实是，在苏联背信毁约之后，在全世界都认为中国将自此陷入“科技真空”之后，中共中央不仅不曾取消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策，反而更加激昂了斗志，重要表现是不仅要继续研制原子弹，以及原子弹的运载设备导弹，还决定研制氢弹。

　　同为核武器的氢弹，其名声向来不及原子弹显赫，这应该缘于原子弹不仅是人类社会出现的第一种迥别于传统炸弹的爆炸物，还是迄今为止唯一应用到军事实战中的一种迥别于传统炸弹的爆炸物，其杀伤力给世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氢弹则像核武器家族中的第二个孩子似的，哪怕它更具战略价值，当它问世的时候，世人的好奇心似乎已被原子弹的“光辉”消耗殆尽了。

　　其实从科学角度来讲，无论在理论设计上、应用材料上，还是在制造技术上，氢弹都要比原子弹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也因此，中共中央意识到唯有拥有了氢弹，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核大国，才能彻底打破核垄断、核威胁与核讹诈。为了国家安全与民族尊严，氢弹研制是必须设定的国家任务，也必须落实。

　　然而，如果说中国科技工作者多少还通过苏联专家对原子弹有了些许了解，那么对氢弹则是一无所知了。也因此，直至核领域的苏联专家全部奉命撤走的前夕，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刘杰还在积极争取“外援”，曾几次找机会向苏联专家组组长探询氢弹的结构原理，奈何对方“守口如瓶，滴水不漏”。

　　当1960年秋天来临的时候，二机部部长宋任穷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刘杰被举荐为继任者并获中央批准。到1960年步入冬天之时，在原子弹原理尚未突破甚至还没啥成功突破的苗头之际，刘杰似乎就已深信那是必然要突破的，并开始布局技术更为复杂的氢弹研制了。这实际上的“笨鸟先飞”之举，得到了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的赞同，两个人一致认为唯有早做准备，才能确保氢弹在原子弹成功爆炸之后就能尽快取得突破。

　　当时邓稼先负责的核武器研究所，正在全力以赴于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每个人的任务和压力都特别大，完全没有余力分散到氢弹理论研究上来。在这种情况下，刘杰和钱三强就转而在原子能研究所物色人选，部署力量。他们很快择定了黄祖洽等人，继而在原子能研究所第四研究室增设了一个专门从事氢弹理论探索研究工作的机构，名“轻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简称“轻核理论组”。这里的“轻核”是指氕、氘、氚、氦等核子数小的原子核，其中氘、氚就是当时已知的氢弹材料；“轻核反应”即指核聚变。

　　为了保密，这个小组的对外称呼是“中子物理领导小组”，代号“470组”，其科研任务被称为“乙项任务”，对应原子弹研究的“甲项任务”。

　　黄祖洽被委任为组长。小组最初只有蔡少辉、萨本豪等不足10人。稍后，工作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的何祚庥，也因擅长粒子物理而被钱三强“点将”回国，加入进来。

　　据何祚庥追忆，当时他和黄祖洽都深感“兹事体大”且“责任重大”，也都深知于敏那非凡的物理领悟力与理解力，及其极强的数学上的“硬分析”能力和娴熟的计算能力，就私下里商量请于敏也参加这项工作。随后两个人找到钱三强，提出了建议。钱三强欣然同意，但并没能即刻落实，因为于敏当时正因“粉红色”路线而受着“批判”。

　　在20世纪50年代上半叶，知识分子陆续接受了几场运动的洗礼，如1951年11月至1952年下半年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5年由追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而引起的肃反运动等。其间于敏并未受到冲击，而且还在1955年荣获“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一度成了“又红又专”的青年榜样。

　　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下半叶，于敏的“红”渐渐受到质疑。现在想来，这应该与于敏严谨的性情有很大关系。格外的严谨，加上本就内向的性格，就使于敏在面对自己不了解或了解不多的事物之时，很难做到积极发言，踊跃表态。这样的情形，就被一些人视为对政治缺乏关心的表现。

　　原本也想把他定性为“白专”道路的，奈何抓不到什么“辫子”，他只是沉浸于学术世界，几乎总是闷头搞研究。这种情况下，“白专”道路的变种“粉红色”道路就成了于敏的标签，意指他虽然不“白”，却也不怎么“红”，或者干脆就是“专而不红”。这似乎也是专为于敏发明的一个名词。

　　这样的定性令于敏困惑，那一时期，在所里频繁召开的大会小会上，于敏几乎都会被“批判”一番，他也因此常被同事兼好友的何祚庥私下里戏称为“老运动员”。

　　在何祚庥和黄祖洽向钱三强举荐于敏的时候，于敏就正处于这样的尴尬境况当中。也因此，钱三强的约见令于敏深感讶异，当听到钱三强“非常严肃和秘密”地告诉他，要他参与国家顶级绝密的氢弹研制工作之际，他就更是大为震惊了：“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事情。”

　　实际上在谈话之前，钱三强已经特别请示了二机部党委，并以“重在表现”为由，即“被批判后仍然积极工作，表现不错”，使此次调动得以落实。

　　将一个被视为存在“道路”问题的人拉入氢弹研制队伍中来，既折射了钱三强的敢于担当，也体现了他的知人善任。其实钱三强始终都在为“核”聚才，总能不拘一格地“把最好、最顶用的人用到最需要、最关键的地方去”，被公认为是一位既有爱才之心、识才之眼，亦有聚才之能、用才之魄的杰出领导。

　　事实也屡屡证明了钱三强的“识才之眼”，无论是由他推荐到关键岗位上的朱光亚、邓稼先、彭桓武，还是王淦昌、何祚庥，以及大胆起用的于敏，谁都没有辜负他，这几位以及钱三强本人，后来都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钱三强所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也素有“满门忠孝”之誉。

　　需要强调的是，此时的于敏已经通过十年深耕而颇有建树，正处于在中国原子核物理界声名鹊起的阶段。此时的转行，对他个人的学术事业来说，就成了一大“损失”。而且，原子核理论虽不及量子场论“基础”，却也比核武器理论“基础”得多——氢弹原理研究是应用性很强的领域，且需要各方面的大力协同。这样的转身，对于敏内敛的性格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转行之所以成为事实，于敏在他那篇《艰辛的岁月，时代的使命》文章中也有详细讲述——

　　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沦陷区天津度过的。日本鬼子的横行霸道、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深刻的惨痛印象，至今仍历历在目。民族忧患的意识，使我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学科学、爱科学，从事科学研究，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的志向。

　　但是，我的性格内向，喜欢宁静，从大学开始就喜欢基础科学研究，对应用研究不太感兴趣，比较适合从事小科学研究，不宜从事大科学研究；更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从事诸如研制氢弹这样一类大系统科学工程的工作。（然而）现在我们国家要强国富民，要搞原子弹、氢弹，防御外来侵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任务，也是我实现夙愿、报效祖国的机会。

　　俗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无国就无家，更何来个人的兴趣、志向和名誉？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就受到西方反华势力的战争威胁，像我国这样贫弱的一个大国，如果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可能真正地独立，巍然屹立在世界之林。正像毛主席说的：“中国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侮，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我国当时正处于遭受天灾人祸，苏联撤走专家，国民经济非常困难的时期，中央仍下决心要坚持搞原子弹和氢弹。钱三强先生在这个时候找我，要我参加研究，我深知这件事情的重要性。面对这样重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当年于敏也曾想过，等到突破氢弹原理之后，等到中国拥有了氢弹之后，自己或许就可以回过头去接着搞基础科学研究。然而“世事难料，事不由人”，没想到自此一干就是50年，把自己的一生全部投入到核武器研制事业中来了。尽管当时于敏还不曾意识到这将是他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上的“终止”，而非“中止”，当“终止”成为事实的时候，他也是深感欣慰的。他说：“时代的使命，社会发展的需要，往往决定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和命运。”

　　国家的意志，国家的战略，就是依靠这些无条件服从国家需要的人来实现的。

　　对一位核科学家而言，“隐姓埋名”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不再公开发表学术文章，不再参加公开的学术交流，将在学术界彻底消失，个人既有的和将要拥有的所有学术光环都将长期甚至永久地湮没；意味着个人的生命将自此不再有即时的观众与掌声，无论那有多么精彩；意味着即使对家人亲朋也不能说及自己的具体工作，甚至不能报出自己的真实工作单位，而只能留下一个以数字为代码的信箱。与此同时，与核相关的几乎所有工厂都位于“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这也意味着远离家人，或者经常出差。也因此，当男性核科学家们的子女问及父亲在哪里时，往往只能得到母亲这样一个回答——

　　噢，父亲在信箱里。

　　从1961年1月12日起，于敏就步入了这样一种工作与生活状态。他被任命为“轻核理论组”副组长，既承担着核武器研究所的科研任务，也受着核武器研究所严格保密制度的约束，隐姓埋名已成为必须。1961年也因此被视为于敏“隐姓埋名28年”之始。

　　（本文摘自《于敏和氢弹》，杨春风著，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26年8月第一版，定价：12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