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艺青年孙犁的读书与写作

　　从1926年去育德中学上学到1938年参加抗战，这一阶段的孙犁可称为“青春孙犁”。之后的孙犁，辗转于晋察冀边区各地，闲暇时会惦记家乡的父母、妻儿，将思念化作一篇篇小说、散文。新中国成立后，生活稍有安定，他便将母亲、妻儿接到天津一起生活，操持小家不遗余力。母亲大为感动，想不到“大松心”的独子还可以为家做很多细碎的事情。从走出家门抗战的那一刻起，25岁的孙犁已经“中年”，他的青春时代就定格在了1938年那个春天。

　　青春孙犁是忧郁的，这是当时左翼文艺青年共同的精神特点。他13岁从国民小学毕业，报考保定二师，未中，退而求其次，最后考上了私立育德中学。由于性格内向，不善表达，想家变成了恋家，第一学期下来就休学了，在家待了一年。这一年，过得也不平常，家里安排相亲。两年后的1929年，两人走向了婚姻。1932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孙普出生。

　　孙犁频繁出入图书馆与阅览室，对新旧文学、历史、外语、社会科学等无不细心钻研。闲暇时候，他还去天华市场（马号）、紫河套一带逛书摊，买了很多书，包括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夏增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鲁迅的毛边本《中国小说史略》等。

　　孙犁读得较多的，还是左翼文学作品及其理论。如鲁迅翻译的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厨川白村的著作，苏联作家的小说《铁流》《毁灭》等。他崇拜丁玲，遍览其作品，追踪过丁玲被捕后的遭遇，剪存了《现代》杂志上丁玲的照片、手迹，甚至还特地读了沈从文的《记胡也频》《记丁玲》，以进一步增加对丁玲的了解。在孙犁这一时期的阅读书目中，还有一部分传统才子佳人作品，如王实甫的《西厢记》、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沈复的《浮生六记》，他喜欢那种凄冷缠绵、红袖罗衫的文字，试图从中寻求精神的慰藉。

　　初中四年，孙犁一共写了五篇作品，发表在《育德月刊》上，署名“孙树勋”。这些作品里有三篇以恋爱为主题，都呈现一种悲剧色彩，在与《西厢记》《孔雀东南飞》故事的互文中呼唤恋爱的自由与婚姻的自主。小说的主人公要么自由不得，要么代价沉重，笔调中充满了作者的忧郁与无助，第一篇小说以《自杀》命名，也可见作者写作时的心理状态。一些社会生活内容也被孙犁赋予了伦理意义，给他带来了另一种痛苦。《孝吗？》写的是救国与尽孝之间的艰难选择，独幕剧《顿足》通过同学身份的对比，将简单的校园霸凌事件演变成了一则家国情仇的叙事。在孙犁最初的文学创作中，伦理道德的意义是双重的，它既是作者观察和理解生活的切入点，也是主人公精神困境的主要诱因，这恐怕与他个人的经历有直接关系。过早进入生活，对传统伦理影响的切实感受使他成为一个道德中心主义者。

　　1933年夏，孙犁高中毕业。半年后的1934年春，像他在《我决定了》的诗中所言，终因“母亲的眼泪，妻的怨语，小孩的哭闹” ，只身到北平闯荡。卖稿谋生的梦很快就破灭了，他不得不面对现实，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先是按照父亲的意愿参加北平邮政局招聘考试，落榜后，又在父亲的帮助下，去象鼻子中坑小学当庶务。1935年春节前夕，由于工作实在无聊，以去济南为借口辞了职。春节后，经父亲托人，到北平市政府工务局第四科登记股任书记，11月，被辞退而回了东辽城老家。

　　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孙犁生活的世界进一步打开，原来那些小忧伤已经不值一提了。在北平，他的业余生活可谓丰富多彩。尽管家庭经济状况不允许他进一步深造，他的同学很多上了大学，如黄振宗、张砚方去了中国大学，邢海潮去了北大，他因此有机会到大学旁听，了解最新的文学理论动态、社会思潮。高中时写的论《同路人文学论》，投稿未被采用，给了张砚方充毕业论文。这里有没有相当于大学毕业的快乐感受呢？他好看电影，喜阮玲玉不喜胡蝶，有时不惜从东城走到西城去看阮玲玉的片子。阮玲玉死后，他保存了很多相关剪报。孙犁还喜欢美术画片，桌上放着一个铜镜框，里面镶着古典名画或一些时尚美人的画片。他也喜欢一个人去听戏，如李玉茹、谭富英、程砚秋、杨小楼的戏。因收入有限，他听的较多还是富连成和中华戏校学员的演出，几乎每周都要到位于东安市场的吉祥剧场看戏校小科班的日场戏。

　　孙犁所在的工务局在六部口，距位于北海的北平图书馆一公里许。工作之外，一有时间他就到图书馆借阅。他关注左翼文艺思潮，以此为中心阅读了大量的社会科学和文艺理论著作，有时还去逛教育部附近的旧书摊，买过许多左翼书刊，包括六期《文学月报》、五期《北斗》杂志，还有其他一些革命文艺期刊，如《奔流》《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等，甚至就带着这些刊物“上衙门”。1935年11月，他被工部局辞退，如释重负，并没有想象中那般沮丧，买了本刚出版的鲁迅翻译的《死魂灵》去了黑龙潭小学，在同学刁之安处住了两天，便潇洒地回家“喝粥了”。

　　这一时期，孙犁的写作有了明显的变化。文体上，除了一首《我决定了》的诗外，没有其他文学作品。他将精力用在了书评、杂谈上，现在发现的有《〈子夜〉中所表现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的性质》《现代书局图书总目》《故都旧书摊巡礼》《新舞台的角色》《北平的地台戏》六篇，这些文章大都署名“孙芸夫”或“芸夫”。《子夜》的书评写于高中，毕业后发表，其他都是在北平写作并发表。另一些未署名的电影评介，新书推荐，展览会、游艺会的介绍性文章，发表在北平《世界日报》、天津《大公报》《益世报》上。这些写作一方面是练笔，另一方面是为挣稿费糊口。孙犁在杂谈中，关注文艺大众化问题，关注话剧的发展，肯定早期的话剧艺术家如余珊、左明、康白珊、唐槐秋等人的艺术贡献，显示了良好的艺术嗅觉和理论思辨能力，为以后从事文艺批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到他多方面的才能。

　　青春孙犁，思想上有着那个时代年轻人的激进，但也有保守、谨慎的一面。

　　育德中学是一所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学校，秉持“教育救国”宗旨。每周六下午，由郝仲青校长或其他教师主持讲演会，讲演内容有革命理论、革命史实、国际形势、国内外时事分析、有关国家安危的重大事件之展望等。《育德月刊》为了强化学生们的爱国和革命思想，每期都有大量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深度分析文章。这样的氛围培养了孙犁强烈的家国情怀和革命思想。育德中学内，共产党的活动十分频繁，安志成、王冶秋、王斐然等老师以及侯世珍、黄振宗、刘亦瑜、李之琏等同学都是与孙犁有直接接触的秘密党员。孙犁求学时期“非左翼不读”，与这些共产党人的影响有直接关系。

　　1936年暑假后，侯世珍推荐孙犁到安新县同口小学任五年级语文教师及班主任。在这所学校，教学上他获得了很大的自由。除讲授课本内容外，他可以挑选一些好文章和国内外名著，如鲁迅先生的小说《狂人日记》、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的小说《表》等，以讲故事的形式介绍给大家，然后组织同学们交流心得体会。“七·七”事变前夕，孙犁多次给学生讲义勇军抗日战士英勇斗争的事迹，还专门讲了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真切生动，情意深重，感人肺腑。为纪念五四运动，他还曾深夜突击剧本创作，以便学生演出。

　　孙犁当老师的薪水很大一部分用来买书，其中有许多珍本，如瞿秋白翻译、鲁迅编辑出版的《海上述林》。这部书出版社仅印制五百部，其中一百部为亚麻布封面，以皮革镶书脊，书名烫金，书口刷金，十分精美；另外四百部为蓝色天鹅绒封面，书口刷靛蓝，书名烫金。孙犁买的就是这四百部中的一部。与此同时，为了学习外国经典文学作品、了解国外文学动态、开阔自己的文学视野，他特地订阅了《译文》杂志，这和北平时期对《大公报》的情有独钟有所不同。

　　按说，身边有侯世珍、李之琏等众多党员朋友的帮助和引导，孙犁应当早早加入革命队伍，但事实上，孙犁一直没有入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父亲的“告诫”。孙犁的父亲孙墨池，上过两年私塾，16岁时到安国店铺“永吉号”当学徒，后一步步升为掌柜。他是农民，经历原因阅人无数，对家中独子照顾有加，也寄托了很大的希望，一直没有松懈孙犁的古文学习，为此想了许多办法。但儿子并没有理解父亲的苦心，他最想看的是新文学作品，放假回家时还经常借阅一些左翼书刊，这引起了父亲的注意，郑重地和儿子说：不要参加政治活动。孙犁记住了父亲的忠告。1937年冬，侯世珍介绍孙犁参加吕正操的人民自卫军，父亲将其带回安平，孙犁未做反对。1938年春，受吕正操司令员委托，陈乔、李之琏登门游说孙犁参加抗日工作，父亲明白忠孝难以两全的道理，也信任两位游说者，最终同意了儿子去人民自卫军政治部。自此，孙犁正式加入抗战大家庭，入党的事情直到1942年8月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