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选择既有助于翻译又能带来乐趣的书籍

　　主持：宋庄

　　您有枕边书吗？

　　李莎：近年来，我的阅读习惯发生了变化：我有一张非常舒适的旧沙发，特别喜欢躺在上面看书。结果就是，我往往读不了几页就会睡着。这意味着我选择“枕边读物”的标准也随之改变了。我倾向于选择那些没有连贯情节的书籍，比如随笔集、散文或回忆录；这样一来，我可以随时拿起或放下，同时又能从中找到值得细细琢磨、反思与深思的内容。最近，我选出了三本常伴床头的书；它们不仅无数次伴我入梦，更给我的生活增添了美好的意象。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想象动物志》，日本平安时期女作家清少纳言创作的随笔集《枕草子》。

　　为什么您会选择这三本？

　　李莎：卡尔维诺的那本书，我的想法是去沉浸于一种感觉：无论是在此世还是彼世，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任何形式的居住环境——任何对我们周围环境的构想——都是完全可能存在的。刚才我说的，每次躺在沙发上后往往只能读上两三页就会睡着，而且总忘了做书签标记读到了哪里。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简直完美：你可以随时拿起来读，又随时放下，而且总能发现有趣的内容。

　　至于博尔赫斯笔下那些想象中的生物，情况则截然不同。我是在翻译贾平凹的小说《老生》时开始阅读这类作品的；那是一部极具创意的杰作，将当代故事与《山海经》中描绘的神话地理世界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贾平凹在书中讲述了一位百岁老人的故事——他是一位专门在丧礼上吟唱的老生，亲眼见证了中国从解放前夕至今的历史变迁。此时，老人已行将就木，正回首往事，追忆着自己一生中所见证的一切。在他弥留之际，床边有个孩子正跟随导师研读《山海经》，导师正向孩子讲解书中描绘的各种奇异生物。由于我需要进行翻译——也就是要为这些虚构的怪兽创造新的名称——我只能去参考前人处理类似题材的经验。正因如此，我开始阅读博尔赫斯的作品，同时也找来了翁贝托·埃科所著的《传奇之地》一书。

　　到了选《枕草子》原因又不同了：看了彼得·格林纳威导演的电影《枕边书》后，我对清少纳言和她的作品非常好奇，例如，我甚至尝试创建自己的枕草子。我喜欢的事情的列表，我讨厌的事情的列表，等等。清少纳言的作品集由随笔、清单、轶事、诗歌及各类描写性文字构成，这些内容彼此间并无紧密关联，唯一的共通之处在于，它们记录了作者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思绪与随性念头。书中收录了各式各样的清单、个人感悟、宫廷趣闻、诗作，以及她对当时一些人物的看法。有稀罕之物，令人心情愉悦之物，本应微小之物，虽已无用却能唤起辉煌往昔之物，令人厌恶之物，优雅之物，令人愉悦之物，非常丰富。

　　您的枕边书会经常变化吗？

　　李莎：我的“枕边书”显然会随着年龄、心境、性情及实际需求而更迭。就年龄而言，有些书在二十岁时曾被他人极力推荐为“必读之作”，我虽多次翻阅却始终未能读完；然而随着年岁渐长，它们竟成了我的枕边伴侣。反之，早年曾置于床头的书，多年后再看却已提不起兴趣。心境与性情的影响亦是如此：有时我渴望阅读戏剧、历史或哲学类作品，但从不选择言情或惊悚小说。

　　至于“需求”这一因素，我常发现自己会选择那些既有助于翻译工作、又能带来阅读乐趣的书籍，例如乔纳森·D.斯彭斯（Jonathan D. Spence），他的中国名字是史景迁，孔飞力（Philip A. Kuhn）和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等学者的著作。

　　请谈谈您童年时代对书籍或阅读的印象吧，最早接触中国文学是什么时候？

　　李莎：我四岁那年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医院里的日子过得枯燥乏味。不过，我那位非常疼爱我的姨奶奶（我祖母的妹妹）觉得，这段时间不应虚度，正好可以用来学点东西。于是，她每天下班后都会带一本新书来医院看我。在她的悉心教导下，我快五岁时就已经能相当流利地阅读了。那些书涵盖了各种儿童读物：有讲述遥远国度的寓言、北欧神话，也有近东和远东的故事——从《一千零一夜》到俄罗斯关于“火鸟”和女巫（如巴巴·雅加）的民间传说，再到印度的故事，当然也少不了中国的题材。

　　此外，我祖母还是一位业余意大利歌剧演唱者，她常唱歌给我听；她最喜欢的曲目之一就是《图兰朵》，讲的是那位向求婚者出谜语的中国公主的故事。如你所见，我对异域事物的接触始于很早的时候——尽管这种认知无疑是透过西方视角过滤的。而我与中国及中国文学的真正邂逅，则是在大学一年级。尽管如此，我无法否认，我对中国及其文化的着迷与好奇，很可能始于我坐在祖母厨房高脚椅上的那些时刻——那个我看着她一边熨烫衣物，一边哼唱着《图兰朵》里的咏叹调的时光。

　　有什么特别的阅读习惯吗？

　　李莎：我通常在晚上或周末阅读，家里有一张特别舒服的沙发，我很喜欢躺在上面看书。按我刚才所说的，这个阅读习惯有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每当我读上两页书，很快就会睡着。有些书我总是反复重读，比如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就是其中之一。于是，家里便流传起一个只有我们自己家里人才懂的“内部梗”：妈妈去哪儿了？哦，她又在读《白鲸》了，等于说“妈妈睡觉了”。

　　如果让您选一本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书——不一定是您翻译过的——会是哪一本？

　　李莎：影响我的书很多。谢天谢地，受到影响对我来说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永远不会停止，我很难指出哪一本特别。然而，为了这次对话，我会说一本影响我选择我所走的道路的书。它是马里奥·普拉兹的《浪漫痛苦》（在我看来意大利语的原名更有效，原作名为《浪漫文学中的肉体、死亡与魔鬼》）。这本书全面研究了十八至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堕落、情色和病态的主题。正是这本书让我想去伦敦，去发现“英国精神”，学会以平行、多学科的方式思考。

　　如果有可能去孤岛，只能带三本书，您会选择哪三本？

　　李莎：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的《悉达多》，因为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时，是我年轻、狂野而美丽的时光。《白鲸》，因为到现在还没读完。英国作家、牛津大学教授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的《魔戒》，因为也许当我身处孤岛时，我就能开始创作属于自己的奇幻小说系列。

　　为什么《白鲸》一直读，到现在还没读完？您本人也有兴趣写小说吗？

　　李莎：老实说，我之所以一直读《白鲸》，是因为我既欣赏、更重要的是也羡慕译者的文笔与功力。他是英语译意语领域最多产、也绝对是经验最丰富的译者。他叫奥塔维奥·法蒂卡（Ottavio Fatica），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翻译并出版英语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各类作品。我既钦佩又羡慕他的工作，因为读他优美文本时，感觉就像是直接用意大利语写就的，完全没有翻译腔——这恐怕是对译者最高的赞誉了。

　　我们这一代人往往患“彼得·潘综合征”：我们既不想长大，也从未觉得自己真正长大过。我就是其中一员；每当朋友们开玩笑地问我长大后想做什么时，我总会回答：我想成为奥塔维奥·法蒂卡。所以我始终没读完《白鲸》，因为我其实并不想读完它。我反复研读其中的某些段落，享受着这一过程，却又害怕那一刻的到来——即翻到最后一页。

　　有些人觉得我迄今为止的人生相当有趣——辗转于罗马、伦敦和北京等地，身处跨国婚姻，还是养育了三个孩子的妈妈，等等。因此，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把这些经历写下来。但首先，既然这是我自己的生活，我并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之处，毕竟我每天都在过这种日子，这也是我所熟知的唯一生活方式；其次，我不知道该从何下手。我习惯了做翻译，这种方式让我感到安心，因为有人选好了路径，牵着我的手带我前行。我喜欢那种有人向我讲述故事的感觉；如果自己动笔写，恐怕就像是骑车时大撒把一样，让人心里没底。不过，俗话说“永不说永不”，谁知道呢，也许等我老了以后，会试着自己写写看。

　　假如组织一场宴会，可邀请古今中外的人参加，您愿意邀请谁？

　　李莎：如果我要举办这种宴会，肯定会选择自助餐形式，因为我想邀请的宾客非常多。有翁贝托·艾柯、菲利普·K.迪克、村上春树、史景迁，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因为《洛丽塔》、阿娜伊斯·宁因为《情迷维纳斯》、亨利·米勒因为《北回归线》、米歇尔·布尔加科夫因为《大师与玛格丽特》、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因为《苦炼》、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因为《想想龙虾》，以及蒲松龄、旧时的王朔，还有所有我翻译过以及想要翻译的中国作家。

　　后来王朔也有新的创作，比如《起初 纪年》等。您关注过吗？为什么您更喜欢旧时的他？

　　李莎：我曾深爱王朔的文字，爱他那股叛逆劲儿，爱他那种“乐天随性”的态度，爱他那副“我就是这样，看不惯就拉倒”的姿态，那种深陷“江湖”之中，却又怀揣着一种身为“贵族”或“特殊人物”的自豪感。我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我身上也有几分他的影子——我在他笔下的人物中看到了自己，也钟情于他的语言风格。然而遗憾的是，岁月终会在我们身上留下痕迹：我们变得沉稳、怀旧，开始在意他人的眼光，甚至可能变得怨气冲天、道貌岸然。说到底，我们或许都对这个世界、对他人、对生活本身心存不满，因为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因为如今我们拥有（正如杰出的意大利演员维托里奥·加斯曼[Vittorio Gassman]在自传所言）“辉煌的未来在身后”。所以，我更愿意与那个“旧日时光里的王朔”共坐一席，那个用老北京话写“痞子文学”的、出身军队大院干部子弟的王朔——年轻、大胆且玩世不恭。我想，如果当年我遇上了他，甚至可能会爱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