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是如何看待诺贝尔文学奖的

　　以前对这个问题基本不了解，后来同栾贵明先生聊天，听到了一点点。接下来看到了他的未完稿“大书出世”，里面有一章是专门介绍钱先生的小说《围城》的。我认真拜读后，认为应该单独出书。栾先生采纳了我的意见，并交我负责编辑出版。这就是后来由新世界出版社正式推出的《小说逸语——钱锺书〈围城〉九段》。

　　这部小书篇幅不大，但内容十分丰赡，分九章，披露了有关《围城》研究需要解决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所用皆为第一手资料，其中有钱先生自己提供的，也有作者提问，钱先生回答的。总之，这是目前关于《围城》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我就是在这部书中知晓了钱锺书先生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

　　长篇小说《围城》最先于1946年2月在《文艺复兴》（第一卷第二期）上开始连载，单行本《围城》1947年5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其后30多年间，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该书未能再版。直到1980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才推出了新版《围城》。此后一印再印，仍供不应求。一时间，在大陆文学界掀起了钱锺书热，而《围城》则成为钱锺书热之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其后，这股风也刮向了海外，英、法、德、俄、日、西、韩等译本纷纷出现，于是便形成了一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钱迷”大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忽然有欧洲媒体预测，《围城》或将参与诺贝尔文学奖。其实，这与钱先生在1980年于家中接待后来荣任该奖评委的马悦然先生造访有关。栾贵明先生说这次会面他在场。他回忆道，这次会面并未涉及《围城》本身，更没谈论诺奖，因为马悦然当时还没有获聘，钱先生未同他谈这件事。两人最初用汉语交谈，接下来钱先生只使用拉丁语。马先生有点懵，转身问栾先生这是为什么？栾说我哪里知道啊。但气氛算得上融洽。

　　两年后即1982年，马悦然先生再次来到北京，此时他已接到聘书，成为瑞典学院18位终身评委中唯一懂中文的人。他提出要访问钱锺书，希望钱先生能同意由他来翻译《围城》参加诺奖评选。但钱先生拒绝同他会面，也不同意参评。为此发生了下面这样一件趣事：马悦然作为评委来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部门致电钱先生，提出可否为此代钱先生送花篮一个，以表祝贺。钱先生说：可以替我祝贺，花篮之类就不必送了。后来马先生又托人提出再见钱先生，有关人员又致电钱先生，问：“‘马悦然先生欲见，可否’，钱先生又以身体不好婉谢。致电者竟说：您知道马悦然是谁吗？钱先生应道：马先生认得我，来过我家。致电者为之愕然。”（见《小说逸语》127页）

　　钱锺书曾说过，此奖（诺奖）是为小国家出大名的好方法，除这种方法本身应得奖外，其他并不能作为评判之标准。当然，不排除其间有好的名人，好的作品。

　　其后，评奖风波并未平息，反而风声一阵紧似一阵。钱锺书先生决定主动出击。1986年3月中旬，他借中国作协吴泰昌先生陪同中新社香港分社记者来访之机，谈了他对诺奖的看法。1986年4月5日《文艺报》在第一版予以摘要转载，题为《著名学者钱锺书最近发表对“诺贝尔文学奖”看法》：“只要想一想，不讲生存的，已故得奖人里有黛丽达、海泽、倭铿、赛珍珠之流，就可见这个奖的意义是否重大了？”在谈到博尔赫斯因拿不到诺贝尔奖而耿耿于怀时，钱锺书说：“这表示他对自己缺乏信念，而对评奖委员似乎又太看重了。”私下里，他对栾贵明说：“诺奖，诺诺之奖，不过尔尔。”又说，“究其根本，只欠一句话：请先把《围城》读懂，理解《围城》的主题，比争诺奖来得重要许多。给我发奖，并不能说明你读懂了《围城》。”

　　在钱锺书的日常谈话和文字里，对诺奖的看法，实际上也反映出他对“文学评奖”的一贯观点。

　　在谈到朋友马悦然时，钱先生有如下一句话值得思考：“现在我和马悦然是朋友，如果他们想评奖而评不上，或他们不想评而评上了，再或者马先生想评而我不配合，甚至马先生终于评上我，而我不认账，其结果都只有一个：我们再也做不成朋友了。”（见《小说逸语》129页）

　　其实，钱先生对诺奖的态度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他欣然接受别人对他精准、生动而又别致的评价。下面这一则评语是钱先生自己翻译、自己抄录的比利时著名汉学家西蒙·莱斯发表在1983年6月10日法国《世界报》上的议论：“钱锺书，难道我们就不能授予钱锺书荣誉勋章吗？他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从文学的观点看，他的作品不很多，但质量是非常高的，他对中国文学、西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知识都是令人吃惊的。今天，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也是无法再找到第二个钱锺书。”

　　可见，钱锺书本人对这样的评价是认可的，不然他不会自己翻译、抄录下来，并交给栾贵明看的。这表明他既坦率又真诚，他从来就有着深深的自信，坦坦的自负。他不会轻易地看上外人对他的评价，他具有伟大的抱负——开拓万古之心胸。

　　2026年6月10日改定于京北传薪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