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到“我们”：历史散文《既见君子》的主体性叙事

　　徐可的散文总能给人一种情真意切的感动，如《背着故乡去远行》是对故乡风土人情的怀恋，《仁者启功》满溢着对恩师启功的深情。新近出版的散文集《既见君子：我们的良师益友》也是一部“情”字当头的作品。有论者从“情、识、学”的古典散文框架切入，评其如何践行新古典主义散文理念，无疑是精准的。书中附录的《重塑中华散文的古典美》一文可以说是徐可散文创作的纲领，所收诸篇也确实遵循了情真、识新、学厚的散文美学。然而，若仅止于此，便容易忽略这部散文集在叙事层面兼具古典与现代意味的特质：作者以高度自觉的主体性贯穿全书，以个人化的情感、视角与生命经验作为桥梁，连接古人与今人，从而完成了一种对读者的深层召唤。这种主体性叙事，或许是理解《既见君子：我们的良师益友》何以动人、何以有效的另一把钥匙。

　　传统的历史文化散文，作者往往隐身于史料之后，以全知视角叙述人物生平、臧否功过，追求一种客观、公允的史学笔调。读者面对的是一段被整理好的“历史”，无论是作者与传主之间还是作者与读者之间，都隔着一层无形的玻璃。徐可的写法截然不同，他从不掩饰“我”的存在，甚至有意让“我”成为叙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既见君子》中十位人物跨越千年，从孔子到启功，时空跨度极大，但贯穿全书的并非线性的历史逻辑，而是作者“我”的情感逻辑与认知逻辑。书中写司马迁，聚焦其在人生转捩点的三次重大选择，一位作家与另一位作家隔着两千年时光“遥相呼应、相互致意”，这不是冷眼旁观的史家笔法，而是两个智慧生命之间的深层对话。

　　值得注意的是，徐可并非仅凭想象去“代入”古人，而是以真实的生命经验作为理解的前提。他写启功，以“淡笔写深情，以乐写哀”，那是因为启功是他的恩师，他对这位老人有着切身的感情与记忆。书中以孔子开篇、以启功收束，这不仅是文体上的安排，更是作者情感世界的地图。从仰望万世师表，到追忆自己的恩师，一条从公共记忆到私人记忆的情感弧线清晰可见。正是“我”的在场，让这些人物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塑像，而是被一个活生生的人所理解、感受和珍视的“良师益友”。这种“在场”的书写姿态，使徐可的历史散文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温度与肌理。

　　主体性叙事的另一重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看见”的新可能。历史人物在漫长的传播中，往往被简化为若干标签。苏轼的“豁达”、李渔的“俗”、郑和的“炫耀国力”，这些标签未必全错，却极大地窄化了人物的丰富性。徐可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敢于以“我”的视角去重新审视这些既定认知。他写苏轼，没有重复乌台诗案、多次贬谪等史事，而是抓住苏轼书信里极简的一句“呵呵”，剖开词句背后无人懂得的愁绪，点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背后进退失据的苦闷。他写李渔，不拘泥于文学史上“背离文以载道传统”的定论，而是设身处地去理解一位最早职业作家在生存、文学与市场之间的艰难平衡。他写郑和，从“炫耀国力”的传统论断中跳脱出来，看到了“四海一家，共享太平”的和平外交意义。这些“重新看见”，并非来自某种高蹈的理论视角，而恰恰来自一个具体而微的“我”，一个有困惑、有同情、有现代意识的写作者。徐可曾说写作要“不当史料的搬运工，或有新的发现，或有新的感悟，或有新的角度”。“识”固然是学养与格局的体现，但在《既见君子：我们的良师益友》中，“识”首先是一种姿态：不盲从成说，不以权威压人，而是以“我”的独立思考去面对每一位传主。

　　书名中的“我们的良师益友”，已经暗示了这部散文集的终极指向：它不只是作者一个人的精神交游，而是要召唤读者一同参与。而实现这一召唤的关键，正在于“我”的主体性叙事所创造的代入感。书中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没有“你应该如何”的训导，有的只是一个“我”在真诚地讲述自己如何理解这些先贤。这种平等对话的姿态，消解了历史与读者之间的隔膜。

　　有评论者注意到，这本书“是一场独属于读者与作者的双向谈心”。“双向”二字点明了《既见君子：我们的良师益友》的叙事伦理：作者并非单向地输出知识或观点，而是在“我”与传主的对话中，预留了读者的位置。读者被邀请进入这个由“我”搭建的对话场域，不是作为被动接受者，而是作为潜在的对话者。正是在这种开放性的叙事结构中，“良师益友”才真正从书页走向人心。读者读到的，不仅是徐可眼中的孔子、屈原、司马迁、苏轼、李渔等君子，更是一种“如何与古人相处”的方法：以平等之心、以共情之力、以独立思考之姿态。他们不再仅仅是历史人物，而成为读者可以倾诉、争辩、追随甚至超越的精神伙伴。于是，阅读《既见君子》的过程，便悄然转化为一场跨越时空的共思之旅——作者、传主与读者三方，在文字中相遇、辨认、彼此照亮。从这个意义上说，《既见君子》不仅是一部关于“君子”的书，也是一部关于“如何成为能够看见君子的人”的书。

　　回到新古典主义散文的框架中来看，徐可的主体性叙事并非对古典传统的背离，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中国古典散文从不排斥“我”的在场，从《史记》的“太史公曰”到欧阳修的“呜呼”，从归有光的“项脊轩”到张岱的“陶庵”，优秀的古典散文从来都是个人生命的投射。徐可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将这种古典的主体性传统，与当代读者对平等、对话、共情的阅读期待相结合，让“我”不再是一个孤独的抒情者，而成为连接古人与今人的一座桥。这座桥的一端，是两千五百年的君子精神；另一端，是每一个翻开这本书的“我”。而当“我”被唤起、被邀请、被带入那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时，“我”便成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