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思想之主流的系统性梳理

　　■何善蒙

　　在金耀基先生宏阔的学术视野中，《中国民本思想史》是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品。此书原是作者1959年于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完成的硕士论文，1964年由嘉新文化基金会首次出版（书名为《民本思想之史的分析》），后历经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首次更名为《中国民本思想史》）、法律出版社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多次再版，足见其学术影响力之持久。作为金先生学术生涯的发轫之作，该书虽不及《从传统到现代》等后期著作那样广为人知，却已然展现出作者一以贯之的学术旨趣：以社会科学的理性眼光，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并从中发掘通往现代文明的思想资源。金先生自述其学术志向在于“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国现代性之建构”（金耀基：《中国现代化的终极愿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页），而《中国民本思想史》正是这一志向的最初奠基。读罢此书，笔者深感其不仅是一部思想史的梳理之作，更是一次对传统政治哲学核心精神的深度叩问，于当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而言，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启示意义。

　　金耀基先生开宗明义地指出，民本思想“为中国政治哲学中最精彩也最主要之一部分”（《中国民本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6页），“实是中国政治思想之主流”（同上书，第5页）。这一判断，既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整体格局的宏观把握，也是对学界长期以来或偏重法家、或偏重专制主义研究倾向的一种纠偏。在金先生看来，民本思想并非一家一派之私言，亦非边界清晰的狭义概念，而是“凡为生民立命，凡为天下着想之精神，即是地道的民本思想”（同上书，第6页）。这种广义的界定，使得民本思想得以贯通经史子集，涵盖从《尚书》《诗经》到先秦诸子、宋明理学乃至近代启蒙的广阔思想光谱，从而获得了作为“中国政治思想之主流”的宏大叙事资格。这样一种处理方式，既体现了金先生作为社会学者的理论概括能力，也显示出其对中国传统政治精神整体性的深刻洞察。

　　全书最见功力之处，在于其对民本思想历史发展的系统性分期。金先生将民本思想之演进划分为六个时期：胚胎时期、建立时期、停滞时期、消沉时期、发皇时期与完成时期。胚胎时期以东周以前为限，主要依据《尚书》《诗经》等可信史料，追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源头；建立时期则聚焦春秋战国，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确立民本思想的理论根基。金先生对孟子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中心的民本思想的阐发尤为精到，当然其要义不在于逐字逐句的训诂，而在于以现代政治学的视野，将孟子由一个道德哲学家重新定位为中国民本政治哲学的奠基者——他既抉发了孟子思想中“革命权”与“合法性”的深层结构，又以“君客民主”的概括精准捕捉了孟子对政治主体性的颠倒，同时对其历史限度保持了清醒的分判，所以金先生认为“中国人论政，真正自‘民’之观点发挥张扬者，三代以还，以孟子为第一。若孟子者，真不仅为儒家之巨子，更且为中国民本思想之大宗师矣”（同上书，第77-78页）。至于秦汉以降，民本思想进入停滞与消沉时期，这与专制皇权的日益强化密切相关，但儒家民本思想之巨流并未因此断绝，反而以“减杀专制毒害”的方式，维系着中国政治文明的人文底色。降至明清，黄宗羲“天下为主，君为客”之论，将民本思想推向新的高度，开启了传统民本向近代民主过渡的思想闸门。金先生此种分期之法，虽以思想自身之逻辑演进为线索，却处处可见其对政治社会变迁之敏锐观照，体现出思想史与社会史交融的研究特色。

　　在对民本思想内涵的提炼上，金耀基先生提出了民本思想的六项究竟义：其一，以人民为政治之主体；其二，君之居位，须得到人民之同意；其三，保民、养民、教民为人君之最大职务；其四，民本为判断义利之辨的标准；其五，民本为判断王霸之争的标准；其六，民本为判断君臣之际的标准。（同上书，第11-15页）这六条概括，前两条涉及政权合法性的来源问题，中间两条关乎政治伦理与治理责任，后两条则指向政治评价的价值尺度。金先生特别强调，民本思想的核心在于“以人民为政治之目的，人君不过一种工具或手段而已”（同上书，第15页）。这一论断，将民本思想与君主专制在理论上做出了明确区分，也为后世理解中国传统政治中“专制而民气不斩，王权而民多生息”的复杂现象提供了思想史的解释。值得注意的是，金先生此处对“人民为主体”的强调，已隐约触及现代民主政治之核心命题，显示出其从传统民本中开掘现代性资源的理论自觉。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金耀基先生敏锐地揭示了民本思想与革命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他指出，民本思想与革命思想实为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体两面：当君主“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则人民拥有正当的“革命权”。从《尚书》的“天命靡常”到孟子的“诛一夫”，从董仲舒的“屈君以申天”到黄宗羲对“独夫”的激烈批判，民本思想始终保留着对暴政的反抗维度。金先生此论，打破了那种将传统民本简单等同于君主统治术工具论的片面看法，揭示出民本思想中蕴含的批判性精神。这一维度，对于今日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反抗暴政、追求善政的正义传统，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金耀基先生并未将民本思想封闭于传统之内，而是敏锐地看到了民本与民主之间的衔接可能。全书以孙中山之“三民主义”作为民本思想的“完成”，这一处理颇具深意。金先生认为，孙中山的民权思想并非对西方民主的简单移植，“审视中山之民权主义，固取资于欧美，但其精神则仍承续儒家民本思想与西洋民治主义两相融贯涵摄，始得安顿之所与归宿之点耳，故中山先生不仅为中国民主思想之开山祖师，亦中国民本思想之鲁殿灵光也”（同上书，第4页）。孙中山本人亦多次援引《尚书》与孟子之言，强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并以“政权”与“治权”之分职设计，试图在继承传统民本精神的同时，引入现代民主的制度架构。金先生将孙中山视为民本思想之完成，既体现了其对传统思想现代转化的乐观期待，也反映出20世纪中叶中国知识分子在民主道路探索上的普遍焦虑与理论努力。此种将传统与现代贯通起来的思考方式，正是金先生此后数十年现代化理论建构的最初雏形。

　　从当下理论热点的视角来看，《中国民本思想史》的再阅读具有多重现实意义。首先，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建构中，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民本资源，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议题。金耀基先生所揭示的民本思想六义，尤其是“以人民为政治之主体”与“君之居位须得到人民之同意”两条，与今日“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理念之间，存在着深层的思想史关联。当然，民本不等于民主，传统民本思想中的“人民”更多是作为政治治理的对象和政权合法性的象征而存在，而非现代意义上具有独立人格与法定权利的公民。但正如金先生所提示的，民本思想中“为生民立命”的精神内核，经过现代性的转化，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文化根基。如何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激活传统民本思想中的治理智慧，是当代政治哲学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

　　其次，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话语中，金耀基先生关于“现代化有多种，但绝对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法律出版社，2017年，第325页）的著名论断，在《中国民本思想史》中已见雏形。金先生对民本思想的系统梳理，本质上是在回答一个核心问题：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究竟有哪些资源可以参与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民本思想所蕴含的“重民”“保民”“养民”理念，与当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精神呼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古代有着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而金耀基先生半个多世纪前对民本思想主流地位的确认，恰恰为今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提供了学术史的支撑。在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语境下，民本思想所代表的那种“为生民立命”的人文关怀，无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重要内容。

　　再次，从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来看，金耀基先生此书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金先生以社会学的视野切入政治思想史，既避免了纯粹观念史的抽象空泛，又克服了制度史研究的僵化刻板。他关注思想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将民本思想的兴衰与专制皇权的强弱、社会结构的变动联系起来考察，体现出一种“泛科际整合”的研究取向。这种方法论自觉，对于当下从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而言，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在中西政治哲学比较研究的语境中，如何既深入中国思想的内在脉络，又能够与现代政治科学的概念体系进行有效对话，金先生的探索无疑是一条值得重视的路径。他对民本思想“究竟义”的提炼方式，也为今日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参考。

　　然而，作为一部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作品，《中国民本思想史》亦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从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金先生对民本与民主关系的处理，或许过于乐观地强调了二者的衔接，而对二者之间的根本性张力，即民本思想始终未突破君主制的框架，而民主则以主权在民和权力制衡为根基，缺乏更为充分的辨析。此外，该书主要立足在对儒家思想阐释的基础上，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社会经济基础、阶级属性以及与其他思想流派（如法家、道家）的互动关系，着墨相对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分析的深度。不过，这些局限应当放在具体的学术史语境中去理解，而不能以今日之标准苛责前人。毕竟，在20世纪50年代，能够以如此系统的形式梳理民本思想的历史脉络，本身已是一项开创性的学术贡献。

　　统而论之，金耀基先生的《中国民本思想史》是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它首次以系统的方式梳理了中国民本思想从先秦到近代的历史脉络，提炼了民本思想的核心内涵，并将其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在汉语学术界，这是第一部以“民本思想史”命名的系统性研究，其开创之功不可没。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中重新审视传统政治思想的现代价值时，金耀基先生的这部发轫之作，依然能够为我们提供清晰的问题意识和坚实的思想史基础。民本思想作为中国政治哲学的主流，其现代转化之路远未终结，而金耀基先生正是这条道路上一位重要的开拓者。重读此书，不仅是对一位学术前辈的致敬，更是对中国政治思想传统中那份“为生民立命”精神的当代接续。

　　（作者系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