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不可不抱敬畏之心——《古籍整理论丛》序

　　百馀年前，新文化运动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为其主张；七十年前，时有“整理历史遗产，取其精华”之议，古代典籍之整理出版遂列为国家计划。洎乎今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中华民族传世文献，蔚然成风，斯文大备。自核心典籍之深度校订，至基本典籍之普及推广，以及各类文献之系统梳理与分类挖掘，风起水涌，云集影从，气象又焕然为之一新，士气亦赫然为之一振。

　　即以古籍整理从业者论，去岁，予为考察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设置沿革，得见原始档案，有谓其时全国堪以从事古籍整理者不足二十数；然则，若以当下出版古籍之品种计，则今日之从业者既广且夥焉，以视数十年前，固不可同日而语矣。

　　予于二〇〇一年入中华书局，旋即任古籍整理编辑，所谓“为他人作嫁衣裳”者是也。公馀搜求古籍，手自雠校，以期与整理者甘苦同之，相资并进。窃谓古代刻本典籍可援“四校法”以事整理，以至近现代稿钞本文献（诸如日记、书信）之编纂与标点，其难度之形式容或有异，而其难度之类型则一也。盖其关键在于底本选择得宜、校记撰述规范、标点合乎文意、文本足资信从，惟其如是，乃可阅览，继可徵引，复可流传。顾予而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以故二十馀年以来，履薄临深，战战兢兢，所冀惕若厉而无咎，惟恐“灯下黑”“低级错”未之能或免也，一旦深堕迅翁所讥“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之境地，情将何以堪欤？矧有辅仁君子直指其过，尤所深企。

　　十数年前，得湛庐兄之介，与苦盦兄订文字交。二〇一八年初，拙校《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梓行，寄奉一帙，未几，苦盦兄函示校正文字数十条，于疑误处一无所讳，言多中的，捧读再三，愧汗无地。此后凡有即将付印之整理本，则请苦盦兄审而后定，以免出大纰漏也。交往既久，感佩愈深，盖其校书乃至作文“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未尝伐而矜也。

　　今者，苦盦兄出历年所作校读勘正之文十九篇，都为一集，题曰《古籍整理论丛》，命序于予，谊不克辞。拜读一过，但觉全书虽为单篇论文之改写与汇编，并以所论述对象之年代先后排序，然其体系自具，义例自明。掩卷而思，予于此重有感焉者二：

　　其一，夫古籍整理，远观之为志业，近视之则为职役，预于其间者，敬畏之心，不可须臾离也。盖学术之目的在于求真，而学者之本分在于务实，苦盦兄论列之“十不谙”，不幸而犯其一二，则标点不当、校勘不审、错字迭出、破句连篇，勿怪乎其比比然也。予尝叹曰：“今之古籍整理之业，大抵才之大者不屑为，而才之小者不能为也。”或曰：非不为也，实不能也。苦盦兄所谓“整理者及编辑者必须持审慎之态度，不可率意而为”，凡“率意而为”者，或大才而小用，或小才而大用，其意一也。“不可率意而为”，即敬畏之心也。

　　其二，凡于古籍整理之中已然甚或可能存在之疑误，应当抱以“了解之同情”。古人有云：“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有一书每三四校犹有脱谬。”此两千馀年来古籍整理从业者前仆后继之实录也，而苦盦兄于其书中三复斯言。书非校而不能读，苦盦兄之校读札记，“虽然‘吹毛求疵’，实则‘延颈寄望’”，且再三强调“不以微瑕掩白璧”，其目的实在于“以备重印再版时作参考”云尔。既作自身之惕厉，亦供同行之鉴戒。三复之言，即“了解之同情”也。

　　予与苦盦兄有同好焉。惟予贪多务得，浮光掠影，而苦盦兄心思缜密，察于秋毫，且爬梳得法，论必有据，予诤友也。为学贵乎博通，求于专精，如苦盦兄者，庶几乎兼之矣。今于江南旅次，小楼听雨，重读其文，因缀数语，聊暴鄙怀，所冀读是书者，有以见乎作者之苦心也夫！

　　是为序。

　　丙午暮春，个厂俞国林识于梧桐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