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荀学价值做全面重估

　　传统儒学史认为，孔子以后的先秦儒学思想，以孟荀为代表。孟子和荀卿分别建构了独立的儒家思想体系，对后世儒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但理学以后的儒学史，却一直存在着扬孟贬荀的倾向，孟子被视为儒家道统的关键人物，而荀子则被排挤出儒家道统之列，更未能获得过在文庙中配祀孔子的殊荣。近现代以降，荀子的命运并未好转，谭嗣同把荀卿与帝制儒学联系起来，视之为“工媚大盗”（注：“大盗”指“秦政”）的“乡愿”。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对于荀学的客观性虽有同情的理解，但基本评价依然不出理学家的道统论之外。而梁涛教授的新著《政治儒学的奠基：出土文献与荀子哲学》，对于荀学做了一次全面价值重估，堪称当代荀学研究的范式转变。

　　一

　　本书结合新出土文献和传世《荀子》文本，在荀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如天道观、人性论、礼法观、政治观、认识论等方面，均有新观点新阐释，这些新诠释服务于一个总的研究目标，即通过荀学重估重构儒家道统的思想叙事，将在儒学史上长期被排挤在儒家正统之外的荀子，重新纳入到新道统中来，给予重要的一席之地。儒家道统的重构，正如本书所说，其实质是重新评价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本书将此作为儒学现代转型的关键。这一思想理路，在梁涛前几年出版的《新四书与新儒学》中已有总体描绘，本书则通过荀学研究做了更为具体深入的探讨与展开。因此，本书不仅是近来荀子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更自觉将荀学研究置于儒学现代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开展思索，使得荀学中那些古老的概念和命题，散发出鲜明的时代气息。

　　首先，本书认为荀子的人性论并非单纯性恶论而是性恶心善论。人性论是儒家道德观与政治思想的基础，也是儒家内部门派划分的主要依据。宋儒和现代新儒家所以将荀子排挤出儒学正统，主要就是认为荀卿主张性恶而“大本已失”，作者并不赞同这一几成定论的观点。作者认为荀子的人性论并非传统所言的性恶论，而是性恶心善论，这一结论刷新了传统对于荀子人性论的看法，将荀子人论中一个隐而未显的问题凸显了出来：既然人性为恶，那么道德何以可能？荀子无疑是充分肯定儒家道德及其意义的，他力图将政治纳入到儒家道德的范围之内。本书通过郭店楚简出土资料中带有心字的伪字字形，揭示“化性起伪”的内涵实际是将心的作用纳入到道德形成过程。也就是说，在荀子的人性论中，依然内在地包含着价值的来源，不过这价值并非源于“性”，而是来自于心。心善性恶的提法，克服了以往学界荀子人性论研究的局限，突破了传统荀子人性论研究的视野，是对于荀子人性论研究的新拓展。对此，作者在本书中自述说，在写出论荀子性恶心善的文章后，“我感觉荀学研究的大门终于被我撞开了，有一种掘井及泉之感”。的确，从全书内容看，性恶心善论成为了全书重评荀子的理论基石，是作者立论的阿基米德点。

　　其次，认为荀子的天道观中包含本体之天。本书认为，荀子的天道观除了经验性的自然之天，也有本体之天，这样的诠释并非没有根据。荀子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又说天是“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这样的天有没有价值涵义呢？单就这段话本身而言，未必不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因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源于孔子和《易传》等所强调的“和”的思想。如果我们认为孔子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中的天具有本体意义，那么推论上述荀子所言的天具有本体意义，就也是有根据的。

　　再次，发掘荀子隆礼重法的现代意义。本书认为，古典政治建立在美德基础上，现代政治则是建立在个体权利基础上，而荀子的礼法思想，正是用利益机制取代德行而重构儒家政治哲学的基础。荀子正视人性中恶的存在，因此特别重视现实政治秩序的建构问题。荀子强调礼义和“处仁以义”，实际包含着社会正义的考量。思孟学派并非不重视社会正义，但他们试图通过心性的修养和良知的推扩以实现仁政和良治，这是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主义，但不足以真正为现实政治秩序奠基，而历史上的儒家对于政治体制的建设也的确乏善可陈。汉以后阳儒而阴法，实际上采用了法家制度，这一制度并不为真正的儒者所认同，所以朱熹才感叹说，千百年来孔孟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下”——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历史慨叹。实际上，政治秩序建构一直是儒家悬而未决的遗留问题，在以个体权利为基础的现代陌生人社会中，这一问题就更加突出。本书认为，由于荀子更重视人性之恶，更直面个体利益的差异与由此而来的社会纷争，有利于在现实社会利益的基础上重构儒家的现代政治哲学，进而打开儒家政治思想中的现代面向。

　　最后，重构儒家道统的思想叙事。韩愈以后所构建的儒家道统说，实际是以儒家的内圣之学为标准，排斥荀子有其必然性。本书通过综合清华简《命训》与《逸周书》之“三训”，以其人性论、礼法论和天命论，作为荀学的早期源头，并将三训思想归于子夏河西学派。于是，作者在传统的曾子—子思—孟子一系外，发掘出子夏—子弓—荀子一系，主张后者同为儒家道统的构成部分。在反省审察朱子道统说特别是十六字心传时，本书重新诠释解读先秦儒家的中庸思想，认为儒家道统实际上包括“仁义—中”和“礼义—中”两条线索，孟子继承了前者，而荀子继承了后者，从而从中道思想史角度，为荀子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探寻到新证明。

　　二

　　在肯定本书在当代荀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的同时，有必要指出一些需要继续深化讨论的问题。

　　关于荀子的天道观，虽然某些说法可以有前述本体之天的诠释，但荀子另有一些说法，似乎又与本体之天的判定相矛盾，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这便把天物化了。荀子主张明于“天人之分”，综合他对天的各种说法，天基本还是自然之天，他因此否认了儒家传统中天的神圣性和超越性，于是认为没有必要畏天，也没有必要慕天，而孔子、子思、孟子都是畏天和慕天的；既然天主要成了作为生产和生活资料的自然物质材料，就没有必要畏之或慕之了。以上对于天的不同说法，反映了荀子思想的复杂性和多面向性。

　　从政治哲学而言，荀子“处仁以义”思想的客观面向，虽具有与现代政治衔接会通的可能，但荀子的礼法思想中，又有与此相矛盾的倾向。相比之下，孔孟的仁义观包含着更多的横向思想的一些因素，而荀子的礼义则更多强调了纵向的尊卑秩序，所谓“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郭沫若、牟宗三和徐复观等许多学者，都批评荀子的尊君倾向。荀子的确将尊君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他笔下的君主“居如大神，动如天帝”，以至于大众不期而遇时只能“庶人隐窜，莫敢视望”，他甚至要求“故下之亲上欢如父母，可杀而不可使不顺”，这与孔孟有关道统和政统关系的思想差异甚大。荀子与秦昭王的对话表明他心目中的政治理想更接近于秦制。在秦国即将统一六国的前夜，荀子力图将儒家道德与秦制融合在一起，他的这一创造实际上成为秦以后中国政治的指导思想。对于秦以后中国的政治体制而言，影响最大的不是孔子，而是荀子。也就是说，荀子的礼法思想，的确包含着开出儒家新外王思想的方向与可能；但是，他的隆礼重法的制度设计本身，又包含着与这种方向相矛盾的因素。本书也没有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明确指出荀子的“义”更具有纵向的宰制性而缺乏横向的包容性。如何解决荀子政治思想中这些内在矛盾，仍是有待于继续研究的问题。

　　以现代意识激活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以实现古典思想的返本开新，是本书立意所在。《郭店楚简与思孟学派》是作者的成名作，而本书则是作者近十余年来荀学研究成果之集成，虽然在内容上主要是针对于荀子一人的研究，似乎不及前者内容宏阔；但本书对于荀学的研究，却是在从周代文化一直到现代新儒学漫长且广阔的思想史背景下展开的，由此而拓展了荀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本书新见迭出，论证扎实，各种观点皆从史料的考证分析中得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显示了作者扎实的思想史功底与史料驾驭能力，给人“庾信文章老更成”的感觉。

　　（作者为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