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一块重要拼图

　　2026年，对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国际传播事业而言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十年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号召由此发出；五年前，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将目光投向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明确了方向和路径。循着这条脉络回望，不难看出，这些年我国国际传播学科取得了快速发展，区域国别研究渐成气候，不少高校和研究机构相继设立国际传播院系或研究中心，兼具实务洞察与理论深度的专业期刊创刊或跻身核心期刊之列，学术产出日益丰沛，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体系逐步成型。可以说，学科发展正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但也有一块空白亟待填补——教学实践中尚缺一本扎根中国实践、有本土理论自觉、反映并回应新时代发展需要的国际传播学教材。

　　2026年初夏，我欣喜地看到，这样一本教材来了。作为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工程“中国系列”的重要成果，由教育部组织北京大学编写的中国新闻学教材《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正式出版。它将目光投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传播场景，为中国国际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补上关键一环，既有日常教学的实用价值，也不乏学术开拓的意义分量。

　　翻开全书，十一章架构逻辑自洽、层次分明，先界定了国际传播的学科边界、核心属性，梳理了其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而搭建起传播主体、传播控制、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传播受众、传播效果六位一体的分析框架。教材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紧扣中国国情与新时代国际传播现实，以辩证的眼光剖析全球多元传播现象，提炼适配中国发展语境的传播运行规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复杂的国际舆论格局，书中重点梳理新时代以来的国际传播重大实践，把中国特色对外传播的经验提炼为可教学、可阐释、可推广的理论范式。从“引进阐释西方理论”到“建构本土自主理论”，该书完成了一次清晰的转向。

　　该书主编程曼丽教授深耕国际传播、海外华文媒体、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研究数十载，学术根基扎实厚重。她长期与国际传播一线部门保持深度对接，在学界理论研究与业界实践间架起一座桥梁。这份横跨学术与实务的双重积淀，投射在整部教材的编写中，形成了系统性、时代性、原创性、实践性四个鲜明特质。

　　教材系统描绘了国际传播学“学科地图”。好教材首先要“好教”。该书围绕历史、理论、实践搭建起论述体系。绪论单辟一章，把学科研究对象、内容、方法、原则乃至学习的意义和方法一一讲透。每章配套课后思考题，北京大学出版社还同步开发了标准化教学课件等数字资源，让本科生、研究生课堂拿来即可使用。理论层面，教材回到源头，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世界交往理论的阐述，以及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办报实践与理论论述，将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思想的来龙去脉理得分明。历史层面，教材按照权威历史分期梳理近代以来中国对外传播的发展历程，区分不同历史阶段的传播目标、媒介形态、实践特征，史料翔实、脉络清晰，让学生读后在脑海中立起一张谱系走向清晰的“学科地图”。

　　教材实现了新时代创新理论的生动“转译”。教材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开拓国际传播工作新局面”为题，特设专章，阐释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根本原则、战略布局、体系架构、理论创新与典型实践。这一章将党的创新理论贯穿于各节之中，从全球文明对话、中国式现代化叙事、国家形象塑造、跨文化交流等多重维度切入，逐层剖析新时代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把国家顶层战略转化为课堂可讲授、学生可理解的系统知识，实现新时代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生动阐释。

　　教材在实践基础上总结生成了本土原创理论。围绕中国国际传播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和突出痛点，该教材在理论创新上做了不少努力。例如，国际传播中，“传而不通、通而无效”的尴尬由来已久，稿子发出去了，海外受众却未必看得进去。传统传播理论只盯着信息的初次生产编码，教材则原创性地提出“二次编码”理论，强调面向海外受众，在一次编码基础上，还须完成语言转换、价值适配、文化语境重构、受众反馈闭环四道跨文化转译流程，才能真正破解单向输出的难题。这个概念跳出了西方传播理论的固有框架，从中国对外传播实践的土壤中生发出来，本土解释力十足，是教材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标志性一笔。不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模型裁剪中国现实，而以中国实践为基底提炼专属分析工具，这本身就为学科自主理论建构提供了范本。

　　教材力求打破学界研究与业界实践间的隔阂。对于从事国际传播学课程教学的教师来说，该教材的书名中藏着一个细节，在“国际传播学”“国际传播理论”这些惯用表述之外，特意添上“实践”二字，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导向不言自明。全书纵览人类跨文化传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外宣传活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时期对外传播实践，让传播主体、内容生产、效果评估等理论研究要点与真实传播案例一一对应，理论阐释必有实践佐证，案例分析必有理论升华。更难得的是，编写组吸纳新华社、中国外文局等一线资深实践者与研究者全程参与框架设计、内容撰写与书稿审订，将国家级对外传播重大工程、海外舆情处置、媒体融合出海等一手经验直接写入教材，努力破除横亘在学界与业界之间的那道无形的墙。

　　当然，教材写得再用心，生命力终究要在课堂上检验。国际传播学是一门高度面向现实、服务国家战略的交叉学科，这部原创重点教材的面世，为全国高校相关专业提供了全新的教学资源与工具。对于如何用好这部教材，学界和业界都抱有很高期许，希望在日新月异的信息传播技术支撑下，该教材在教学互动中能持续生发，真正成为一本“活教材”。

　　其一，跳出“以西释中”的路径依赖。授课教师不妨以“二次编码”等原创理论为抓手，引导学生立足中国立场观察全球传播，学会用本土理论解读中国实践、阐释全球传播变局，把旧有研究思维一点点扭转过来，把建构自主话语的意识融进日常教学的一问一答之中。

　　其二，让课堂接上实践的“地气”。教材配套的数字资源和一线案例是现成的富矿，学界业界联合授课、案例研讨不妨常态化，还可联动中央媒体、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开展实践教学，让学生走出纯理论课堂，真切触摸国际传播一线的现实难点，长成兼具理论素养与实操能力的传播后备人才。

　　其三，给教材留出迭代生长的空间。作为首批原创重点教材，本书终究是中国国际传播自主理论建构的阶段性成果。期待全国授课教师、实务工作者持续反馈教学与实践中的问题，出版社与编写团队依托北京大学全国高校教师专题培训机制，持续更新案例、补充前沿研究，在教学循环中反复打磨，逐步形成覆盖本科、研究生、行业培训的分层教材体系。

　　构建中国国际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绝非一日之功，需要一代又一代学人与教育者接续耕耘。《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出版，补上了学科教材体系中长期缺失的本土原创板块，是一块扎实、厚重、面向未来的重要“拼图”。期待以此书为起点，有更多扎根中国实践、抱有理论原创自觉的教材相继涌现，以教材为载体，培育更多能够善用本土理论、担当国际传播使命的青年人才，为提升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筑牢学科根基。

　　（作者为大连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名誉院长、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