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文为窗口进窥宋明理学——读尚荣《性理与辞章：宋明理学家诗文探赜》

　　宋明理学家的诗歌，被前人斥为“语录讲义之押韵者”，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更以“押韵的文件不选”为原则，悬为厉禁，因此，这些诗歌较少被文学研究者纳入视野。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对哲学研究者而言，经典诠释、文章与语录成为探讨理学家思想的核心材料，而诗文特别是诗歌，因为特殊的语言形式与表现方法，也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可以说，现代学术的学科疆界使得宋明理学家的诗歌几乎成为文学、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真空地带。尚荣先生《性理与辞章：宋明理学家诗文探赜》一书继踵前贤，填补了这一空白。下面笔者主要从理学家诗歌创作的类型、说理诗的哲学意蕴及其背后的文道关系论三个维度，具体介绍该书的研究实绩与研究理念。

　　通观宋明理学家的诗歌创作，在数量上就呈现出极大差异，那么，应当如何看待这些诗歌？著者对此展开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大体而言理学家的诗歌可分三类。一是延续古典诗歌写作脉络的抒情言志之作，如宋代道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早年被胡铨推荐时就被目为“诗人”，钱锺书先生也说他是“道学家中间的大诗人”。因此，抛开理学家的身份，他们的诗歌在文学史上也自占有一席之地。二是哲学思想的诗化呈现即说理诗，如朱熹《训蒙绝句》《斋居感兴二十首》以及王阳明晚年所作被王世贞评为“纵谈玄理，伧语错出”的诗歌，都属这类“以诗言理学”的作品。这些诗歌从性质上说，主要是敷陈理学思想，与诗歌吟咏性情的本质规定方枘圆凿。三是融合哲思与诗境的“有理趣而无理障”的诗歌，如程颢的《春日偶成》《郊行即事》、朱熹的《春日》《观书有感》等。这类理趣诗不仅是诗苑奇葩，也是理学家思想最为生动活泼的呈现。可以说，正是基于对哲学思想的熟稔，著者才能从诗文中抉发出其背后的哲学意义，从而加深对这些文本的理解。

　　对于第二类说理诗，著者指出其有三重价值。其一，诗歌有语言形式上的要求，而且便于记诵，有时甚至可以视为理学家思想最为简洁直观的反映。如陆九渊《鹅湖和教授兄韵》一诗以“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展现对“尊德性”与“道问学”两种趋向的取舍，而这成为象山之学的一个标志。其二，理学家的部分思想有时在哲学论著中并未完全呈现，但见于诗歌。如邵雍在《皇极经世》等著作中对宇宙、历史与人生都基于数学展开宏大构建，但对生死观却较少涉及，而这恰恰在诗歌中流露出来。其三，研究宋明理学家思想的文献材料除了经典诠释之外，往往依赖语录，而语录因出弟子之手，未经思想家本人审定，可能会发生变形，走失原意。更重要的是，语录是基于问答的产生，有其特殊语境，而一旦脱离语境，就可能难以明了其意义指向，使人在理解上发生偏差，甚至难以明了其意义。相形之下，诗文出自理学家之手，有时反倒更能展现他本人成型的思考。由上可见，这些被文学研究者弃置如敝屣的说理诗，如果将视角转到哲学角度，就可以发现它们同样具有多方面的价值。相信经由该书的阐述，宋明理学家的诗歌会更引起哲学研究者的重视。

　　理学家诗作的数量呈现两极分化的状态，邵雍作诗甚夥，而张载、程颐则诗作寥寥，这与他们的诗文观念密切相关。穷根究底，“文道关系”尤为其间一大关节。著者通过诗文创作探察其背后蕴藏的文道观念，并进一步追溯这些诗文观念的哲学基础，从而突破文学批评史与哲学史的壁垒，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揭示其意义。粗略而言，北宋五子中，周敦颐、程颢、邵雍等人的诗文观念颇有相近处，诸家的理想境界中“乐”字都居于相当醒目的位置。无论是周敦颐的孔颜之乐、程颢的曾点之乐，还是邵雍的知鱼之乐，都与诗歌“吟咏情性”的核心功能一脉相通。这就使得周敦颐、程颢、邵雍等人基于文道一致的观念将诗文视为“道”的自然流露。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程颐对学者从事诗文创作的彻底否定，朱熹虽认同程颐“作文害道”的观念，但提出了“文从道出”的观点，对割裂文、道做了适当调和……简言之，著者认为这一从周敦颐开始的重道轻文大前提下产生的文道关系论至王阳明已充分展开了其各种逻辑可能性。执此回视，可对宋明理学家的文道观的讨论有深切的了解。

　　总之，该书秉持文哲贯通的研究蕲向，从诗文切入窥测宋明理学，呈现出性理与辞章的同构关系，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宋明理学家的哲学思想及其文学批评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窗口。在《结语》中，著者自述将继续深化对宋明理学、诗学及理学家诗文的研究，若作一推测，可能如真德秀等宋代理学家以及陈献章、庄昶等明代理学家的诗文也已在著者的后续研究计划中，而这是包括笔者在内的读者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