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是一所无边的学校

　　主持：宋庄

　　你的童年阅读是怎样的？

　　殷健灵：我是70年代初生人，爱上阅读，源于妈妈有意识的培养。因为她自己从小深受阅读恩泽，她觉得，和学校教育相比，阅读是一所无边的学校，尤其对孩子的人格塑造影响深远。我们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童书”概念，妈妈省吃俭用，给我订阅了那时候最好的少儿报刊，《小朋友》《好儿童》《儿童时代》《少年文艺》《儿童文学》《我们爱科学》，上了中学又订《读者文摘》《读书》《人物》等，她也给我买《世界五千年》《上下五千年》《傅雷家书》，家里的藏书多半是妈妈喜欢的外国经典文学，我读不懂，她便带我去图书馆借阅，印象最深刻的是任溶溶先生翻译的《木偶奇遇记》，我还对一切民间传说、神话故事感兴趣，无论中外；稍大一点，又迷上了霍桑探案和松本清张。

　　18岁在《少年文艺》发表处女作，是自然投稿吗？

　　殷健灵：我上初中时学着写小说，投给上海的《少年文艺》，结果肯定是石沉大海啦。上高一时，妈妈看到《少年文艺》上刊登了一则“新芽”写作函授班的招生启事，学制半年，每个月交一篇作文，按时收到责任老师的批改意见，我便发现，那意见和学校老师很不同，思路开阔，不拘一格。半年后，函授班结业，我收到了来自《少年文艺》编辑部的获奖通知，一千多名学员里有七名获奖，我是其中之一。得到的奖赏，一个是去上海参加获奖学员夏令营，另一个就是我的作业《我的同学们》发表在《少年文艺》。而去上海参加夏令营成为我人生的转折。我到了那里才知道，函授班的责任老师都是《少年文艺》的编辑。

　　作品发表对你有什么影响？

　　殷健灵：作文第一次变成铅字，当然很激动，它激发了我潜藏着的对文学的憧憬和挚爱。那年暑假去上海参加夏令营，改变了我的人生，在夏令营中，我认识了《少年文艺》的诗歌编辑、作家朱效文先生，他后来说，凭直觉猜测，认为我有写诗的天赋。

　　夏令营结束后，我重新回到了原先的轨道，一切都没有改变，但一切似乎都变了。在紧张的学业之余，我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能找到的诗歌，除了泰戈尔、徐志摩，还有戴望舒、波德莱尔、兰波、叶芝……十月的一天，我收到了朱效文先生的来信，在信中，他说自己正患病住院，但没有忘记和我的约定，邀请我参加《少年文艺》举办的中学生诗歌征文活动。这是一封让我受宠若惊、激动无比的信。那个深秋的下午，在最后一门期中考试科目结束后，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气呵成地写下了人生中最初的诗行。很快，便收到了效文先生反馈，他喜悦地告诉我，我寄给他的三首诗里录用了两首，并且，“这将是《少年文艺》历史上发表的最长的学生创作的诗歌”。

　　在不同创作时期的阅读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殷健灵：变化很大，而且越来越“功利”。早期会偏向于文学类，但后来随着写作题材的变化，阅读的门类也越来越杂，文史地、哲学、宗教、艺术、自然科学、心理学……我想，作家应该是一个杂家。

　　你的儿童文学作品体裁多样，涉及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评论等，不变的是以儿童为核心。为什么？

　　殷健灵：我和儿童文学是相伴相生的关系，最初的写作始于天然（初学写作时我还是个少女），到后来，儿童文学写作也在无形中滋养了我。毕加索说，“我花了4年像拉斐尔一样画画，却花了一生像孩子一样画画”。人活一生，最高境界大概是回归简单，回到原初。它当然不是孩童的“原初”，而是心镜无尘，智慧与好奇同在，深邃与纯真并存。

　　在我眼里，“儿童”不是一个具体的人生阶段的指向，它几乎成了一种信仰和象征。

　　写了那么多，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冰心图书奖大奖等，你认为什么样的儿童文学作品是好的，它应该具备哪些因素？

　　殷健灵：好的儿童文学作品一定是孩子喜欢读的，同时也能吸引大人。它是纯粹的，很浅又很深，有独特的故事，有富有情感和表现力的语言，深得人生真味，又朝向童真。

　　你有枕边书吗？

　　殷健灵：枕边书定期更换，最近在读的是《唐诗三百首新注》《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石黑一雄著，张晓意译）、《迷失》（安妮·艾尔诺著，袁筱一译）、《秦汉儿童的世界》（王子今）、《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寄小读者》。

　　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你想见到谁？

　　殷健灵：美国童书作家凯特·迪卡米洛，我们是同龄人，我视她为遥远世界另一端的知音，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和她做一番关于儿童文学的对话。

　　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会选哪三本？

　　殷健灵：《唐诗三百首》，反复品味母语的音韵和美妙。《爱——外婆和我》，我自己写的书，带上它，如同和家人相伴。第三本，暂时留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