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与生命的交流

　　经典文学作品的真正价值，在我看来，就是生命与生命的交流，呈现为穿越时空的人际交往，如同连载的壁画，组成人类的历史，活生生展现在读者的面前，比起各国官修历史教科书来，更加真实可信，更富有生命力。

　　真正艺术家的人生经验，凝结成为专著，就是不断繁衍他的人生经验的种子，这就是人类精神财富不断升值的奥秘。这也是我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生体验，法国经典文学翻译的快乐生活，40岁起步，45年还方兴未艾的经历。

　　从17世纪的莫里哀、拉·封丹，到20世纪的纪德、加缪，经我手译的大量作品，全部成为我的终生教科书。

　　《流放与王国》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尽管篇幅不长，在加缪的著述中，却有独当一面的作用。此前翻译加缪作品，主要着重于他的荒诞世界哲理及其相关的小说戏剧，似乎对这部短篇小说方案，普遍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按说不太正常。因为，《流放与王国》与《堕落》，是加缪生前出版的最后作品。除了戏剧，加缪每种体裁，差不多只写独一份作品：哲理、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均如此，而三集随笔也可以视为加缪精神构建的一个整体。

　　《流放与王国》原本七篇计划，包括《堕落》。可是，20世纪50年代初，基于他们所处的各种关系的失控，写《堕落》也相应失控，内涵膨胀，近乎在一股脑儿应对从不同方向袭来的责难与攻击，体量也就膨胀成为中篇，便独立出来单飞了。虽然单飞，仍有一定的共性，放到一起讨论，丝毫也不牵强。

　　加缪创作总量不算多，质量却很高，表明他一生有速成的意味。命定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特殊艰难时期，大多数人陷入迷惘之际，他走出黑足贫困家族，立志高远，以罕见的热忱，投入社会之混乱的旋涡，百折不挠，要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为此，加缪的著述，顺理成章形成三个系列的构建，如同三根牢固的立柱，支撑起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宏愿。

　　其一，精神构建系列。加缪在普遍堕落的时代，选择了要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没有艺术我就不能生活”。为此，他的首部随笔集《反与正》，着意写成了立志篇，安放了他艺术人生的第一块基石。随后又不急不缓，总是有感而发，一篇一篇写，相继出版了《婚礼集》与《夏天集》。从1937年至1954年，完成他的精神构建系列。

　　加缪具备常人缺乏的两种资质：一颗洞察力敏感的灵魂，一颗举动清醒的头脑。因此，他一方面接受了阿尔及利亚夏天给予他“暴烈的开导”：对人生的希望不抱任何希望，另一方面，他也接受了斯丹达尔的燃烧生命的理念。

　　加缪无比看重这种精神，也无比蔑视自己的虚荣心。同时充分意识自身的力量，以清醒的激情直面命运。

　　加缪以这种精神为依托，抱着一丝不苟的求真态度，再审视天地造物、世态民情、人性人心、人生与艺术的关联，在所谓常识常情常理中，就检视查验出许多偏颇、谎骗和谬误来。

　　我大量翻译雨果、斯丹达尔、纪德、加缪，不用说巴尔扎克、大仲马了，在这些经典作家的身上，在他们的著述中，没有嗅出一点点苦行僧的气味儿，而是洋溢一种大气：他们的精神境界，超乎世俗的道德。融入“天地间逍遥的巨大幸福”“自然的大放纵”，无不“尽了快乐生活的一种本分”。然而，虚伪的道学久行于世，禁锢了人的思想，大多行而不宣。加缪则不然，他认定：“生就是我在这尘世上最看重的品德，生的方方面面，哪一方面都不拒绝，更何况生之快乐呢。”加缪天生超人的敏感性，因为在美景中长大的丰满经历而增强，他悟透天地万物的嬗变：花落花开，草木枯荣。他在自己的精神花园思索，与自然景物零距离接触，浸润其间，求得真传：真美、真爱、真乐。一切美的物体，都为自身天然美感到骄傲，“专门从简朴中汲取高尚”，各有各的睿取。“精神产生于壮美的自然”，加缪给这句拉丁文加注：“美的终点，就是精神的起点。”摈弃按照世俗创造出来的世界，探寻自然万物，依据适合自己灵魂的尺寸营造了自由开合的一种内心世界，好似他出入自如的失去的天堂。

　　这种精神构建意义非凡，同时铸成妙契交融的艺术人生与人生艺术，一门非处世之道可比的生活学问：一段时间用于生活，一段时间用于证明这种生活，也安排一段时间创作，自然的程度足矣。艺术品的创作，先体验蒂巴萨美育的精神生活，亲身作证，从而获取了艺术创作的自由。

　　其二，艺术构建系列。加缪在文学创作上，明确打出新古典主义的旗号。“新古典”说法就有两层意思：一是继承古希腊艺术美学观的传统，二是创新写作手法，采用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表现方式。

　　加缪通盘考虑，找到了最适于阐明自己思想的表现形式，他一再强调：“伟大的小说家是哲理小说家。”这种体裁，同他创作的理念一拍即合。

　　加缪终生酷爱戏剧，入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和古典文学期间，他就先后组成了劳工剧团和队友剧团。改编热门作品为剧本，还积极酝酿自己写剧本。指导排练，甚至扮演角色上台演出，练就成为全能的戏剧艺术家，三五年工夫就成熟了。

　　1938年写出荒诞剧《卡利古拉》，拉开了艺术构建的序幕：第一阶段主打之一。接着，他紧锣密鼓，似乎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抢时间，1940年写完《局外人》，1941年完成哲学专著《西绪福斯神话》。伽利玛出版社于1942年，同时出版了这两部作品。

　　《荒诞三部曲》水到渠成，三部作品加在一起：篇幅也不算长，但是意韵繁丰厚重，正以令人追索而余味无穷。用加缪别出心裁的说法，恰如钻石的三个切面，每个切面都闪烁着内中凝聚的光芒，而三个切面的光芒又相互交织辉映，投射出人生光怪陆离的荒诞景象。

　　第二阶段《反抗三部曲》近乎无缝链接，加缪唯一的长篇小说《鼠疫》，从1941年就开始构思，他借介绍麦尔维尔《白鲸》之机明志：“这是最为惊心动魄的一个神话，写人对抗恶的搏斗，写这种不可抗拒的逻辑，终将培起正义的人……”

　　《鼠疫》于1947年出版，产生轰动效应，获批评家大奖。此前，“荒诞三部曲”继续发酵。《局外人》受到普遍的好评，萨特赞为“一部经典之作，理性之作，为荒诞与反荒诞而作”。亨利·海尔著文称：“加缪及其《局外人》站到当代小说的最尖端。”1944年，剧作《卡利古拉》和《误会》由伽利玛出版社出书。1945年，《卡利古拉》由钱拉·菲利普主演，演出逼近百场。《卡利古拉》与《误会》两部荒诞剧由伽利玛出版社出书。

　　《反抗三部曲》的另外两部，剧作《正义者》和哲学论著《反抗者》出版（1951），终于完成了“荒诞—反抗”这一完整的艺术创作体系，确立在一个特定时代思想潮流的巅峰。

　　《反抗者》饱含加缪新人道主义的核心，从哲学、伦理学诸方面，探讨了历来引起论战的敏感问题，提出一套反抗的理论。加缪明知书中不少观点会引起风波，不听身边好友的劝阻，执意出版。果然惹来大麻烦。以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为核心的存在主义作家，早就对这个目中无人又不合群的“黑足小子”极为不满，群起而讨伐。萨特与加缪这场激烈论战，持续一年多，是法国知识界的重大事件，最终导致二人彻底决裂。

　　加缪一生经历两场最大的危机，一是青年时渡过人的生死关，胜出之后写下《反与正》，立志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为这种信念奉献短暂的一生。这场危机直接威胁一生的信念，要过艺术生死关：要不要走艺术家通常的老路。

　　40岁上，他在世人的眼中，已经功成名就，还折腾什么劲儿呢？何不待在巴黎文坛，舒舒服服当个走红的艺术家呢？巴黎文坛容量很大，不多他加缪一个。

　　然而，加缪执念初衷，忘不了大众的苦难，忘不了他失去的天堂，决不甘心跟随苍老的世界进入老境。

　　加缪正是抱着这种执念，创作出了《流放与王国》，还因为形势所迫，将《堕落》写成一个独特的中篇，用魔幻式“镜子游戏”，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

　　我说《流放与王国》在加缪的创作中独当一面，就是指六个短篇小说数量虽少，却是加缪以终为始，进入全新创作的开端。

　　其三，人生构建系列。单独辟出这样一个系列，未免特殊；不过，就加缪处理这些短篇小说的笔法而论，也算是量体裁衣，符合作者的本意，标签贴不上“荒诞哲理小说”，从寓意上看，加缪力求写实，实写他做人的品格几个重要侧面。

　　这里要特别讲一讲，加缪40岁上，过了不惑之年，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亲身体验，四十岁是人生一道坎儿，变化好坏会影响下半辈子。

　　二三十岁青年的雄厚资本，就是单纯与热情，凭这两种特点，很容易融入社会。历代的社会组织者，也善于利用青年族群的长处，组成推动社会前进的先锋队。

　　然而，单纯与热情，也都各有双重性：单纯就蕴含先天认知的深度与浅薄，热情也意味盲目，从而导向轻信。这是青春致命的弱点。

　　抛却自己的轻信教训不说，我不难理解加缪到不惑之年前前后后那段时间，不管深陷入各种社会矛盾而不能自拔的那种窘境，到了怎么选择都不可能全身而退的地步，几乎葬送他要成为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宏愿与初心。

　　加缪社会活动和艺术活动，从他入世之初到意外身亡，将近三十年，总是并行不悖，但是在最后十年（1951—1960），他不得不调整各种关系，即大力调正他社会活动与文学创作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