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迈尔让传主本人恣肆而威严的声音来推动叙述时,阿伦特的形象才真正鲜活起来”
托马斯·迈尔考据浩繁的汉娜·阿伦特新传记在美国出版




60岁的德国哲学家和阿伦特专家托马斯·迈尔(Thomas Meyer)所著《汉娜·阿伦特》一书上周在美国出版。
该书英译本取名《汉娜·阿伦特:心灵传》(Hannah Arendt: A Life of the Mind),厚560页,8月11日由企鹅出版社发行。
迈尔现任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的哲学教授,专攻现代德国哲学与思想史,也是阿伦特德语著作12卷研究版的主编。此番所著传记首次利用完全不为人知的档案资料及其他此前被忽略的文件,追溯阿伦特从柯尼斯堡到纽约的复杂人生,并解读她从关于奥古斯丁的博士论文到未完成遗作《心灵生活》的主要著作。
83岁的美国记者和电影评论家戴维·登比(David Denby)为8月17日出刊的《纽约人》杂志撰写六页长文,评论此书。
在过去的20多年里,登比所著《伟大的书》由三家出版社在中国出版了三个不同的译本:曹雅学译《伟大的书:我与西方世界不朽作家的历险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苇杭译《伟大的书:西方经典的当代阅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和冯莉译《重读经典的伟大冒险:从荷马、柏拉图到尼采、波伏瓦》(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
“托马斯·迈尔德语新传记《汉娜·阿伦特:心灵传》的意图并不隐晦,它旨在将阿伦特重新定义为一位德国妇女、作家、思想家,以及出版界和学术界的天才,而不仅仅是一位美国的名人。”登比写道,“迈尔在慕尼黑大学教授哲学,也是著述颇丰的作家,此番汇集了大量关于阿伦特的家庭、教育、德国出版生涯和战后名望的资料。不过,当迈尔让传主本人恣肆而威严的声音来推动叙述时,阿伦特的形象才真正鲜活起来。”
阿伦特回忆14岁的自己:“对我来说,问题不知怎的成了:我要么研究哲学,要么把自己淹死拉倒。”
18岁时,她与35岁的导师和有妇之夫马丁·海德格尔产生了热烈的爱情。放在今天,海德格尔大师恐怕早已身败名裂。“我让魔鬼附了体。”他写道,“你那双可爱的、如祈祷般静静合拢的手,你闪亮的额,以女子的圣洁之美守护着它。”与京特·施特恩初婚后,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评价并未改变,直到1933年,海德格尔就任弗赖堡大学校长时发表了支持纳粹新政权的荒谬演讲。她感到震惊,很快离开学术生活,在图书馆收集反犹证据,遭到逮捕,又神秘获释,逃奔巴黎。迈尔通过不懈的考据,重构了阿伦特在法国救助青少年难民背后的行政和财务机制,并煞费苦心地还原阿伦特一生中与德国的连续性关联。战后她回到祖国,追寻和分发无主的藏书,并在1950年前往弗赖堡去见海德格尔,对导师和旧爱或多或少地予以原谅,一段艰难的友谊得以恢复。
登比认可迈尔对信件和机构档案繁琐考据的学术价值,却发现他笔下的“女冒险家有时退化成了一个普通官员”。因此,阿伦特弟子伊丽莎白·扬-布吕尔(Elizabeth Young-Bruehl)1982年为老师所写的著名传记《汉娜·阿伦特:为了对世界的爱》(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仍是不可或缺的。
《纽约时报》的非虚构类图书评论员珍妮弗·绍洛伊(Jennifer Szalai)持有相似的观点,只是更不留情面。
她认为迈尔的“厚重传记未能证明其浩繁研究的价值……此书充斥着关于阿伦特生平中被忽视片段的大量细节,读起来就像他勤奋研究的冗长记录。本应处于中心的那位迷人而深刻的思想家却几乎被淹没了……书里任何闪现的真知灼见,几乎都被其笨拙冗长的论述所掩盖”。
绍洛伊转而推荐罗杰·伯科威茨(Roger Berkowitz)将在今年10月6日交由耶鲁大学社出版的新书《我们共有的世界:汉娜·阿伦特与破碎世界里的友谊力量》(A World We Share: Hannah Arendt and the Power of Friendship in a Broken World),以及琳赛·斯通布里奇2024年出版的《我们可以自由地改变世界:汉娜·阿伦特关于爱与不服从的教诲》。后一本书已经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在今年早些时候出版了东野圣时的汉语译本《汉娜·阿伦特的爱与反抗:我们可以自由地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