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如何说六朝

　　《杖藜行歌：说烟雨六朝》是广州出版社“名家说”系列中的一种。丛书编委会主任詹福瑞先生指出丛书的编选理念是：“名家凿深理，说与寻常听。”这就确定了本套丛书的特点：作者是来自各领域的名家，言说对象是寻常读者，言说姿态是平易近人的。

　　先看本书的言说者。本书作者袁济喜在六朝文学、美学与文论领域深耕数十年，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出版了后来被誉为“六朝美学的开拓性著作”的《六朝美学》。此后数十年间，他陆续推出《中国古代文论精神》《古代文论的人文追寻》《魏晋南北朝思想对话与文艺批评》《魏晋才子传笺证》等专著，主撰的《六朝清音》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主持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在中国古代文论与六朝美学研究领域，他堪称一位“凿深理”的专家与名家。

　　“说与寻常听”意味着，作者不仅要将自己精研多年的有关六朝文化现象与文化精神的研究成果说出来，而且要深入浅出、引发读者共鸣、启发读者思考。“深理”与“寻常”之间要想获得一种艺术上的平衡，就要求语言既要有深度，又要有温度；既要严谨，又要生动；既要专业，又要可亲。要做到这些，说者的姿态就显得尤为重要。

　　“杖藜行歌”，既是六朝时期士人的探索姿态，也是本书作者的言说姿态。六朝士人不懈地探索与讨论人生课题，抒写人生感喟，建构了许多人文胜迹，形成了璀璨的文化成果；本书作者也采取“杖藜行歌”的姿态，将生命融入六朝美学研究中，与他们展开跨时空的精神对话，并将这份对话的成果转化为平易近人的言说，以行走吟唱代替正襟危坐的讲道，邀请读者与他同行，共同漫步于烟雨六朝的长廊中，图画山川、品味人物、感悟精神。如作者在阐释山水诗的产生时，以诗意的笔触揭示会稽山水的文化意蕴：“自从晋室南迁以来，文人常在此举行雅集兰亭，王羲之也在此换鹅洗砚，一撇一捺之间，给会稽山水描上了文化的金边；谢安高卧东山，子猷雪夜访戴，一俯一仰之间，会稽山水走入了历史的竹简。”作者常用诗意的语言描述文化现象，又揭示现象背后深层的文化动因，让读者觉察不到“凿”的痕迹，却处处能感受到“深理”的分量。

　　《杖藜行歌：说烟雨六朝》中究竟讲述了怎样的六朝？本书不是一部按朝代更迭或问题领域划分的学术专著，而是一部以“现象世界—文化精神”为逻辑展开的六朝文化通论：政治的更迭、经济的南拓、哲学的玄思、文学的自觉、艺术的鼎盛……一个个板块，在作者笔下一一铺展开来。

　　第一板块从八王之乱、五胡入华到中原士族南渡，拉开了六朝历史的大幕，其重点不在罗列史实，而在呈现战乱与迁徙如何塑造了六朝士人的心理结构——“山河之异”的故国之思、“心灵安顿”的精神重建，奠定了此后一切言说的底色。

　　第二板块转向江南空间与士族风采的叙述。“迷情江南”将山水、都城化为审美对象；“乌衣巷口”则以王导、谢安为核心，在风流雅集的活动中，在钟情与无情之间，让烟雨六朝的人物精神可感可触。

　　第三板块进入文化形态的深层构造。“人鬼缘未了”讲志怪小说，呈现六朝人对平行世界的想象；“名士的教科书”聚焦《世说新语》，揭示清谈对话与审美品评如何塑造了名士风度；“楼台烟雨”则以佛教为主线，展现佛理与文学、净土信仰与山水诗的深度融合。至此，六朝文化的三根精神支柱——民间信仰、名士清谈、佛教思想被一一托出。

　　第四板块集中展示六朝文学与艺术的审美高峰。“吟咏之间”论诗学，“声色大开”论辞采的绮丽转向，“艺韵氤氲”则分论书法、绘画、乐舞、宫殿苑囿。这是全书最“浓”的部分，回应了宗白华“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的判断。

　　第五板块以“六朝如梦鸟空啼”作结。在历史与审美之间，始终保持着历史理性与审美判断，“丽泽误国”着重分析了唐人从六朝衰败中总结的历史教训；“择善而从”又客观地分析了大唐对六朝文化的吸纳与转化。

　　综观全书，虽然是“说与寻常听”，但这“说”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漫谈，而是有着一条精心设计的叙事路线：从历史入，从文化出；从现象世界入，从精神世界出；从乱世背景入，从艺术高峰出。每一章的标题都是意象性、故事性的，而非概念性、论证性的，如“乌衣巷口”“人鬼缘未了”“楼台烟雨”等。作者将学术话语作了文化转码——把史料化为叙述，把概念化为体验，把论证化为叙事。读者获得的不是一堆需要记忆的知识点，而是一种可以与之同行的精神状态。

　　这，便是“说与寻常听”的内容奥秘。

　　为什么一部蕴含着精深专业知识的著作，却能带给人平易近人、可读性极强的感觉？答案不在技巧层面，而在情感层面。

　　此书的字里行间，充盈着对烟雨六朝浓浓的热爱与眷恋。作者为那个时代的民生疾苦而叹息，为文学艺术的独创而欣喜，为名士的风骨而击节，为美的消逝而怅惘。种种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汇成一条温热的暗流，贯穿全书，形成了一种有温度、有节奏、有回响的讲述艺术。

　　支撑这种讲述艺术的是一种让学术走进生命的治学态度。袁教授一贯主张学术研究要与生命体验、精神世界相贯通。他曾指出：“对中国美学范畴的认识与研究，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与认识，而且还是一种体验和濡染的精神活动。”他还强调，文学批评的意义在于与作家的心灵进行沟通交流。他在研究中始终秉持“对话精神”，他不是将六朝文艺视为冷冰冰的研究对象，而是与王弼、郭象、嵇康、阮籍、刘勰、钟嵘等人进行深层次的跨时空对话。这种对话，不是单向的“我注六经”，而是双向的“以心印心”。正因如此，六朝的风度、思想、诗文、书画，早已不是外在于他的材料，而是内化为他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将学问融入生命、用生命去体验学问的境界。这种融入生命的功夫，直接塑造了他的讲述品格。

　　更根本的是，袁教授的治学强调“人文化成”——传统学术不是博物馆里的古董，而是可以走进当下生活、滋养当代人格的精神资源。正是这种学术信念，让他的讲述始终保持着一种在场感：六朝不是遥远的过去，而是可以与当下对话的活传统。他用一种融入生命的学问，用饱含深情的讲述，让六朝的烟雨，穿越一千多年的时光，再次走进读者的生命。

　　这，才是“如何说”的终极答案。

　　六朝烟雨，千年不散；杖藜行歌，余音未歇。那个迷离而风流的时代，从未走远。只要我们愿意倾听，它就会在每一个“乘兴而行”的夜晚，在每一句“此中有真意”的吟咏中，在每一次对美与自由的追寻中，悄然归来。而这，或许正是“说与寻常听”的最高境界——不是让寻常人记住六朝，而是让六朝住进寻常人的心里。

　　（作者系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