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占祥：书写北地是我的宿命

　　

　　回族诗人马占祥的写作，始终围绕着西北辽阔厚重的土地展开。他生于同心小城，笔墨也从市井烟火慢慢延展至宁夏全境的山川旷野。多年来，他陆续写下《半个城》《西北辞》等作品，文字朴素克制，专注记录西北独有的风物样貌与乡土日常，并凭借《西北辞》斩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贺兰山、清水河、红柳、芨芨草，还有半个城、银平路这些随处可见的地域印记，都是他诗歌中最鲜明的标识。他熟读先秦歌谣，从《庄子》《文心雕龙》等典籍中汲取养分，让现代诗句藏着古朴韵味，逐渐形成了简约凝练、不事张扬的写作风格。他遵从“修辞立其诚”的创作态度，舍弃多余修饰，只以真诚文字直面生活与土地。多年的书写里，他早已和北地山河融为一体，坦然认定“我的宿命就是书写北地”。近日，就其诗集《北地谣》等相关话题，本报记者采访了马占祥。

　　中华读书报：从《半个城》《西北辞》《云尽处》到最近的《北地谣》，您的诗集命名始终与西北有着紧密的关联。这次选择“北地谣”作为书名，是否依然和您的家乡有关？对您来说，“北地”二字承载了怎样的地理与情感内涵？

　　马占祥：这本诗集收录的是我从2022年初到2025年初创作的诗歌作品。2021年底，我由县城调入省城工作。刚进省城时，连路都认不清，即使省城里有很多熟悉的人，但我内心仍怀有巨大的陌生感，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进入写作状态，写作的背景也由小城变为整个宁夏和西北地区辽阔广袤的地域。选用诗集中的一首诗《北地谣》做书名，有两层意思，一是对于北方的书写，扣题；二是宁夏在秦汉时期属北地郡，也扣题。在西北写作你无法避免对山川河流的书写，北地是我书写的场域，也是我的视野和情怀的场域，我的宿命就是书写北地。

　　中华读书报：《北地谣》中出现了大量西北风物：贺兰山、红柳、沙枣树、芨芨草、槐树、清水河、羊群……您如何在日常的自然风物中发现诗意？这种 “在地书写”是否会陷入地域局限？

　　马占祥：我习惯于观察和贴近那些微小的事物，比如：半个城郊的红柳、沙枣树、芨芨草。贺兰山下的一棵小槐树、山顶驮着光芒的岩羊、山坡上棱角分明的岩石……生活中不缺乏诗意，缺少的是发现。一个写作者就是要审视自己的内心，观照自己的生活，表达自己的体察。“在地书写”的地域限制是作家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的宿命。一只井底之蛙无法观照到大海，一只老鼠无法窥探整座森林，人也是。我只能书写我熟悉的意象。

　　中华读书报：您的诗歌中经常出现西北的地名，如“半个城”“银平路”“海原”“同心路”等。这些地名在您的诗歌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马占祥：这些是我诗歌的地域坐标。我生活过的小城同心县，过去叫半个城，她是我成长和生活过的地方，是我的来处；银平路是贯通整个宁夏的省道；海原是同心的邻县，是要翻过山峦才能到达的地方。当一个人在逼仄的流水边或者起伏的山峦中行走时，就会心生微小如尘埃的孤寂感：你就是河边山中的一颗沙粒或者一株水蓬草，但你自有微小的坚硬和鲜艳，这种在场和直观的乡愁在我看来就是诗意的生发。那些地域的名目就像旗帜一般，在你的书写中高耸在字里行间。由此，你的诗意必须由你面对的山河和人群构成，你书写他们，你进入他们，你成为他们。

　　诗歌创作自有其逻辑和内在，尤其是汉语写作者，必须遵守汉语的秩序和属性。在写作实践中，我觉得所有的阅读、阅历都是为诗歌本身服务的，你使用的是语言母体是汉语，诗意就得由汉语去创作、去生发。我身在北方，身处这里的辽阔和宏大，这是地域给我的馈赠。从西海固到河套平原，从山峦起伏的南部山区到波澜的川区，从逼仄的清水河到汤汤东去的黄河，从葱茏青黛的六盘山到巉岩挺立的贺兰山，都是宁夏的地理学呈现。当你在其中游走，那些微小的芨芨草、落落蓬花、辣辣秧和苦籽蔓，那些满地奔忙的蚂蚁、沙褐郎（沙蜥）和屎爬牛（屎壳郎），那些低处飞行的蝴蝶、蜜蜂和蓟马，它们和你同在北方。

　　中华读书报：2020年，您凭借《西北辞》荣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诗歌奖。在获奖感言中您说：“我始终对生存的土地和身边人群抱有感恩之心：他们不但成就了我，也成全了我的诗歌。”这片“干旱、缺水”的土地，塑造了您怎样的诗歌气质？

　　马占祥：从记事起，我的家人就在附近的井里打水喝，那口井里的水盐碱量极高，我们叫“咸水”，洗衣服、饮驴和羊也是用这口井水。偶尔能够喝到从黄河拉来的水，我们叫“甜水”。每家都有打好的水窖，四周会用黄胶泥呈扇形铺开，以便下雨的时候收集雨水。冬天会在田地边拉雪，或者从清水河里打冰放到窖里等着化开，这些都是“甜水”。直到1998年，宁夏扶贫扬黄灌溉水利工程完成，才结束了喝“咸水”的历史。我家有六口人，现在算来，全部做过胆结石手术，这是“咸水”在我们身体里的坚硬和疼痛，县城里做过胆结石手术的人更多。

　　我开始诗歌写作是在要上高中的假期，我在一个访谈中说过：在我来看，小县城里的生活是平静的，人们都守着内心灯火安身立命，有着自己的悲欢离合，爱和疼痛，其中的诗意也无非如此。我喜欢这种状态。到现在可以说，小县城这四十多年的经历就是我的经历。她由干旱荒芜变得草木青葱，由低矮的平房变得高楼林立，是这个时代的馈赠，也使我心存感恩。我在诗歌创作中的小心思是想用干旱照应微小，用身边的人们作为我的修辞，完成我的诗歌。

　　中华读书报：《去山阿者歌》《山歌行》《西北辞》《北地谣》中的 “歌”“行”“谣”“辞”让人联想到历史上早期文学的形式和风貌，您笔下的现代诗短小、精炼、韵味悠长，可否理解为这是您诗歌写作的一种视角或姿态？

　　马占祥：在北方，“歌”“行”“谣”“辞”是你无法避开的词语，比如秦腔、花儿、道情……这些歌吟里不乏高亢、悠长，乃至于嘶哑和吼叫的唱腔，也有低沉、沉郁和浑厚的音符，自先秦开始人们就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情感。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诗学传统时，除了研究唐宋以降的诗学，也应该重视先秦诗学遗产。我试图从中找到自己的诗歌谱系，力求能够完成自己的诗歌建设，所以在北方宏大叙事的传统中，我想那些幽微渺小的事物也是可靠的诗歌核心，他们不能被忽视，他们是完整的，也是另一种宏大的显现。

　　中华读书报：您在《山羊经》等作品中呈现出极为凝练的语言风格，也有人指出，您的诗作大量使用了白描手法，“通过组接刷新了词语的内在意义”。在《北地谣》中，这种“极简”与“丰富”之间的张力是如何实现的？

　　马占祥：语言的生命力是广阔的，在诗歌中应该被体现，它不应该玄之又玄，或者难以言传。“修辞立其诚”，诗歌更是。某次，在整理自己的诗歌中，我将一首四十多行的诗歌，精简到六行，我觉得刚刚好，然后开始注意自己诗歌中“修辞”是否有效的问题。在创作过程中，我发现有些词语被消解了组成诗歌语言的特性，我试图找到它，恢复它的诗歌语言功能，让诗歌新鲜且简单，仅此而已。

　　中华读书报：评论界常用“质朴、内敛、自审而又深隐”来概括您的诗风。在《北地谣》的创作中，您是有意识地追求这样一种风格，还是这种风格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在此意义上，诗中经常出现的“你”是否指向诗人对象化的自我？

　　马占祥：风格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如果一个诗人过度强调自己的风格，或许会陷入重复写作的陷阱。语言、诗意表达、抒情和叙事等等，都应该是自然成长的，刚好够完成一首诗，或者，刚好能够使一首诗完整，这就够了。《北地谣》与之前的创作是有区别的，地域的延展、视角的转变、语言的探索是我关注的重点，同时，能否传达自己的理念和对事物的理解，不能从概念到概念，要让概念在事件或时序中动起来，要去及物及我及他人，也是我需要时刻提醒自己的。“你”是我内心的呈现，也是一个个体的“我”，更是一个可以对话的“世界”。

　　中华读书报：您曾在访谈中提到，诗歌写作有三个核心要素：思想、语言和精神气象。在《北地谣》的创作中，这三者分别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马占祥：我坚守这个三个要素。一首诗如果没有思想，就是语言的铺陈和虚幻的妄想；如果没有语言，就是思辨和伪抒情；如果没有精神气象，就是炫技和失真的论说，它们不能分割。按照白居易“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理论去解构，在《北地谣》中，我认为语言是根本，精神气象是枝干，思想是果实。

　　中华读书报：在《北地谣》的“跋”中，您谈到自己在读书之余经常抄《庄子》《与元九书》《文心雕龙》《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等，甚至有一首诗直接就叫《读〈庄子〉》。这对您的诗歌写作有哪些影响，您如何看待古典诗歌传统对当代新诗写作的价值？

　　马占祥：我读任何书，都会以诗歌的视角去读，我觉得《庄子》也是伟大的诗歌。现代诗与古体诗相比，是语言的解放、建筑的消解、诗意的嬗变和体系的确立，诗意本身还是在汉语语境下产生的。《新乐府序》中尤其让我警醒的是“不为文而作也”，这不啻给新诗也做了定性。《文心雕龙·明诗》中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现代诗使人饱满丰沛，也是这一释义的明证。从过去到现在，诗歌本来就养存在于我们的血脉之中，诗歌是我们这个民族最深处的细胞。现代诗歌是古典诗歌另一种身份，用里尔克的话讲：好好忍耐，不要沮丧，如果春天要来，大地会使它一点一点地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