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家教》：认识中古童蒙文化与社会观念的珍贵文献

　　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中的蒙书，对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部分蒙书经过金滢坤教授主持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敦煌蒙书校释与研究”整理研究，现已陆续出版。其中《武王家教》卷代表了敦煌蒙书的整理和研究的新范式，值得肯定和表彰。

　　治敦煌学者，先治文献。文本整理与校释，是敦煌学研究的首要难题，这也是治敦煌学者比之利用传世文献研究者要双倍付出的地方。

　　《武王家教》与《太公家教》《辩才家教》《新集严父教》被视作唐代现存“四部家教”，是敦煌蒙书中的一块“翡翠原石”。由于《武王家教》常与《太公家教》合抄作为蒙书、家教文本使用，以致学界长期误认为其是《太公家教》的一部分，历来未被单独深究，仅有周凤五、郑阿财、朱凤玉等少数先生对其成书时代、内容性质及编撰者做了初步讨论。本书上编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完成了《武王家教》的校释工作。作者通过凡例、叙录、题解与精细校释，对相关敦煌写卷进行了辨讹存真与文献来源考证。作者经过仔细比对，进而依据敦煌文献中《武王家教》诸写卷的完整性、抄写质量、内容差异，将其梳理为：通行本、增补本、全本、别本、异本五个系统，最终确定了底本和参校本顺序，为学界提供了目前来说可称定本的《武王家教》校录本。由此，作者不仅厘清了文本脉络，更确立了《武王家教》作为独立问答体蒙书的文献地位，为后续研究扫清了文本障碍。作者还从写本学的角度指出，《武王家教》有多种敦煌写本，证明其曾广泛流布于西北民间，可与传世文献互证，为中古书籍传播、民间抄写文化及写本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下编的研究尤为精彩。作者先就《武王家教》的编撰体例和文化渊源进行了探讨。作者指出，《武王家教》采用了“武王问—太公答”的问答体，是现存最早藉名古代圣贤问答形式编撰的“家教”类蒙书。《武王家教》先后列举四大问题，前两大问题采用“数字冠名”纪以事类的编撰方式，将唐代流行的有关“家教”的俗语、谚语，改写成四言短语，分类以数字冠名，以事纪类，依次罗列其下，丰富了蒙书编撰的新形式，成为唐代蒙书编撰采用“数字冠名”方式的集大成者。其流风所及，在后世蒙学读物中屡见回响。宋王应麟的《小学绀珠》就延续了这一形式，体现出数字冠名在童蒙教育中的独特价值——化繁为简、易于理解、便于记诵。

　　作者特别指出，《武王家教》第三、第四两大问题中，则采用了“训戒体”和摘编、藉名经典的方式，对前两问对答内容进行提升、总结，以强化“家教”的权威和训诫功能。这样一来，就在同一本蒙书中出现多种编撰体例和方式。

　　接下来，作者剥茧抽丝，广征博引，应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对每个条目考证详实、阐释入微。作者花费了大量心血，广泛收集经史、文集、墓志、出土文献、佛道典籍以及民俗资料，利用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考据学、敦煌学、民俗学以及童蒙文化等多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对《武王家教》枚举的71种子弟应避免的失当言行诸条考证、阐释，字数多达28万余，真正做到了“校勘精审，确然可信”，其所阐释的文本背后的知识谱系，为我们认识《武王家教》的价值意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者还指出，《武王家教》大量采撷唐代流行谚语、俗语、口语（如“六痴”“言五不达时宜者”举例），为汉语词汇史和中古口语研究提供珍贵语料，也为民俗与俗语研究提供了素材。这正是一个敦煌学研究者最值得称道的地方。

　　更值得赞许的是作者对《武王家教》价值意义的探讨。中外学者几乎共同认为，敦煌童蒙教育文献，不惟作为启蒙儿童的教材，更是唐宋间普遍流行的通俗读物。它既是当时大众社会生活的基本知识，也是社会大众对社会生活的基本思考。本书作者正是以《武王家教》为个案，论证了《武王家教》“是唐代家教、家训和蒙书中的一部优秀作品，是中古知识体系、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文学、经学、礼法和俗文化交融的综合产物，充分体现了唐代童蒙教育的价值观念和知识体系”（上册，第27页）。

　　这一定义，首先凸显了《武王家教》在童蒙教育方面的价值。简言之，《武王家教》成为区分“家训”与“蒙书”的关键标本之一：“家训”重视家族、家庭内部，“蒙书”则不局限于家庭、家族内部，而是面向整个社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则源于唐五代士族的衰落和文化教育的下移，家训也成为寻常百姓家庭的需要，因而出现了面向百家诸姓而非单一宗族的家教类蒙书。《武王家教》突破家族界限面向社会童蒙，是“家训世俗化向蒙书社会化”演变的重要例证。从教育价值取向而言，《武王家教》内容以反面警示（列出“七十一条”过失）配合正面格言（“益己”“明哲”之教），融合勤俭、孝亲、尊师、慎言、戒酒色、知足等儒家伦理与佛道劝善思想，反映唐代童蒙“道德人伦、行为规范、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取向。

　　令人称道的是，作者将这些看似零散的训诫条目，系统地还原至唐代科举与铨选制度的整体时代背景中加以审视，认为“不择师友”“立身无志”“不修道业”等意在劝学的条目直指唐代士子举业成败的关键，“事官不勤”“违上命教”“行步匆匆”“说他密事”等条目则关乎唐代士人的考课、铨选以及仕途。作者通过这些深度分析，将对《武王家教》的研究与唐代科举、教育、铨选制度以及社会阶层变迁等问题相结合，从而超越了传统文献整理的单纯范畴，进入了更为广阔的历史研究论域。

　　由此，又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武王家教》的社会教育功能。可以肯定地说，《武王家教》不仅是蒙童教育教材，也是唐五代社会普及儒家核心价值观（忠孝、礼义、勤俭）与世俗道德规范的通俗读本。笔者认为，敦煌童蒙教育文献，反映了唐宋间敦煌大众的知识与思想，体现了社会大众对社会生活的基本思考，呈现了那时影响着大众的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滢坤先生的研究，让我们从另一个层面认识了《武王家教》的社会教育功能及其思想史意义。

　　在探讨《武王家教》在童蒙教育方面的价值和社会教育功能之外，作者进一步探讨了《武王家教》的思想文化及社会史价值。作者指出，《武王家教》对“贫富不等”（家无十恶三耗三衰则富）、“人命长短不等”（戒一错至十狂等恶行）的解释，以及“五逆”（不孝父母、不爱师友、事官不勤、违上命教、乡党不相唇齿）的伦理界定，真实呈现了唐人家族观念、等级意识与日常道德评判标准。在对上述问题提出反面警示之后，《武王家教》又提出 “益己之教”和“明哲之教”，从正面教导弟子立身处世应遵循的行为准则。所谓“益己”，即以儒家伦理为本，通过改过迁善、谨守人伦规范来求得立身保名、避祸得福的真实自我利益。“明哲”之明，在于明晓事理、识善恶是非。“明哲”即审时度势、谨言慎行、不妄触禁、不惹是非之意，简言之，看得清、忍得住、守本分，方可免祸，从而达到保身齐家的明智状态。“明哲”的内涵在中晚唐乱世中与强烈的忧患意识、防患意识紧密交织。它不仅是士人阶层在动荡时局中普遍寻求自保、祈愿平安的社会心态的集中体现，也是唐代世俗化蒙书将精英儒家“修身—知命—保身”话语，转化为百姓子弟可理解的“做人—避祸—上进”通则的体现。

　　还要说明的是，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充分注意了晚唐五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历史趋势，指出《武王家教》以儒家忠孝为核心，吸收佛教“五逆十恶”“法数（以数系词）”编排方式和道教养生禁忌（如“七奴”涉及起居禁忌），是唐五代三教融合在通俗文献中的具体体现，是三教合流的文化见证。

　　《敦煌蒙书校释与研究·武王家教卷》兼具严谨校释与新论阐释，既是一部可靠的文献整理之作，也是一部有温度的唐代教育文化研究著作。它让《武王家教》从写本残卷中走出来，重新成为我们理解中国童蒙传统、家训文化与中古社会观念的重要入口。《武王家教》虽篇幅不长，却是研究唐代童蒙教育体系、古代家训向蒙书转化、唐宋时期知识与思想的大众化、中古三教合流通俗化表达以及敦煌写本传播的一部独特文献。如果将《武王家教》与《太公家教》等敦煌蒙学文献一起研读，便可较完整地还原唐五代时期大众教育与伦理道德大众化的教化的真实面貌。

　　（作者为敦煌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