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母亲翻译世界的男孩
有些人的人生，是从“看见世界”开始的；而我的人生，却是从“世界暗下来”开始的。
像光从母亲的眼中一点一点退去，像河流在旱季里悄悄地细下去，你每天看着，每天以为还好，某一天回过神来，才发现水已经见底了。那时候我还小，不完全懂得“失明”意味着什么，只是隐约感觉到，妈妈看向我的方式变了，她的目光开始停在一个不确定的地方，像在找什么，又像已经放弃了寻找。
后来，光彻底退尽了。
那不只是她失去了一双眼睛。对于当时五岁的我来说，那更像是整个世界的颜色，也跟着暗了下去。
我不知道，一个孩子能用什么语言去理解这件事。大概就是那时候，我开始明白，语言和现实之间，有时候存在着一道很深的裂缝——有些事情，你感受得到，却说不出口；有些痛苦，已经发生，却没有名字。
而翻译，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人试图去命名那些还没有名字的事物，试图在裂缝的两端架起一座桥。而这一切的起点，是一个五岁的孩子，决定替失明的妈妈，学会用手指读懂这个世界。
失明之后，世界开始说话
我五岁那年，母亲失明。
那一年之前，世界是有颜色的；
那一年之后，颜色仍在，但“观看”变得不再可靠。
我仍记得那种极缓慢的变化：不是某一日突然黑暗，而是光线像水一样退去，慢慢退到无法再被抓住的地方。母亲起初还会说：“我只是看不清。”后来变成：“你帮我读一下。”再后来，她不再询问，而只是等待。
她的世界开始变得“可触”。而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个人失去视觉之后，并不会失去世界，而是进入另一种世界的语法。
声音变得有重量。
沉默变得有形状。
空间开始以触觉重写。
我开始学习盲文（Braille）。那些凸起的小点，在我指尖下并不是符号，而像一种“缓慢生长的语言植物”。有人问我：“你为何会走向翻译？”
我常答：“因为我五岁时，已经在替母亲翻译世界。”
但更深的答案是：“我不是先学会语言，而是先学会把世界变得可抵达。”
这是我日后才想明白的道理。彼时的我，只是一个站在医院走廊里、不知所措地盯着妈妈病房门口的小男孩。
我至今记得第一次用盲文写信给母亲的夜晚。
台灯开着，可对她来说没有任何意义。那不是写作，而是一种极慢的雕刻——每一个凸点都要用力按下去，要按得准，按得深，因为我知道，她之后摸到的，不只是一张纸，而是我想说的话。我把情感压进纸里，再让纸重新长出意义。
那个过程很慢，慢到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
但我不觉得累。我只觉得，这件事情必须做，而且必须做好。因为如果做得不好，她就读不懂。如果她读不懂，我们之间就还隔着什么。而那个“什么”，是我无法忍受的。
后来我想，那大概就是我对翻译最初的理解——不是把一种语言换成另一种语言，而是不愿意让一个我爱的人，被困在沉默里。
在那一刻，我隐约意识到：翻译不是职业，而是一种对“不可达”的温柔抵抗。是一个人在面对隔阂、面对失语、面对那些无法直接触碰的痛苦时，仍然选择伸出手去的姿态。
那封信，母亲读了很久。
我坐在她旁边，看着她的手指在纸面上缓缓移动，一个字，一个字，把我写进去的那些话，重新带回到光里。
翻译：不是语言之间，而是世界之间
什么是翻译？
年轻时我会说：语言转换。后来我说：意义传递。再后来，我开始沉默片刻，然后换一个方式回答。因为那些答案都太轻——轻得像是在描述一件工具，而不是一种命运。
如今我更愿意说：翻译，是不同世界之间的缝合术。
不是中文与意大利文之间的桥梁，不是词典里一个词条对应另一个词条的整齐排列，而是：人，如何抵达另一个人的孤独。如何在另一种语言的皮肤之下，摸索到同一颗心跳。
这件事，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了，只是当时不知道它叫“翻译”。
童年时，每次替母亲书写信件，或者坐在她旁边，把邻居说的话、医生写的字、世界传来的各种声响，一一转述给她——那不是语言翻译，而是存在的翻译。我必须把“我所知道的世界”，改写成“她可以触摸的世界”。这两个世界之间，有时候只差一层皮肤的厚度，有时候却像两片大陆，中间隔着整个海洋。
那个过程教会了我一件事：翻译从来不是中立的。你选择哪个词，你省略哪个细节，你用什么样的语气落笔——这些都是决定，每一个决定背后，都是一种对另一个人的理解，或者误解。
有时我会故意写得慢一点，让她的手指可以“追上”我想说的话；有时我会把一个复杂的情绪简化成一个她熟悉的意象，因为我知道，准确不等于有用，有用才是真正的抵达。后来我才明白：所谓理解，从来不是抵达真理，而是允许对方进入你的节奏。是你主动放慢脚步，等另一个人走近来。
这是翻译，也是爱。
有时候，我分不清这两者的边界。
口译先于翻译：声音的瞬间与命运
在我的生命里，口译其实早于笔译。
但更早的，是一种游戏。
小时候在罗马，我常常一个人去广场或者街角，假装自己是外国游客。那不是撒谎，那是一种实验——我会换上不同的口音，说我来自不同的国家，有时是法国人，有时是西班牙人，有时甚至是英国人。最神奇的是，那些真正来自那些国家的游客，往往真的相信了我。他们会用自己的语言回应我，把我当成同乡，脸上带着那种只有遇见“自己人”时才会有的松弛与亲近。
那个瞬间，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喜悦。
不是因为成功地骗过了别人，而是因为我发现：语言和口音，是一种衣服。换上不同的语言，你就穿上了不同的身份，进入了不同的世界，被不同的眼神接纳。那时候我还没有“口译”这个概念，但我已经隐约感受到，语言不只是沟通的工具，它是一种存在的方式，是你向世界宣告“我是谁”的方式。
那是我对语言产生热情的最初时刻。不是在课堂里，不是在课本里，而是在罗马街头的阳光下，穿着一件借来的“外国口音”，和一个陌生人相视而笑。
后来，这种游戏变成了职业。
口译是一种极端状态。你没有时间犹豫，没有空间怀疑，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躲。它要求你在断裂中保持连续，在混乱中制造秩序，在另一个人话音未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替他寻找落脚的语言。
有一次在会议中，一位发言人突然改变结构，句子变得断裂而跳跃，逻辑的线索像一团被风吹乱的毛线，我在耳机里几乎失去方向。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思维在追赶，在抓取，在试图把那些散落的碎片重新拼成一个可以传递的整体。
那一瞬间，我感到一种熟悉的恐惧——不是语言层面的失败，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世界暂时不可译。”有些时刻，两种语言之间的裂缝太宽，宽到你站在其中，左右都够不到边。
但我仍然继续说下去。
因为口译不允许停顿。你一旦停下来，那条线就断了，断了就很难再接回去。后来我慢慢明白：口译追求的不是正确，而是持续。你必须允许自己在错误的边缘维持流动，像一条河，就算水浅，也要继续流，不能在原地凝固成冰。
这是口译教给我的第一件事，也是最难的一件事。
但随着时间推移，我逐渐意识到另一件事：我在会议中找不到的答案，从来不在会议本身，而在书里。
每一次口译结束，我都会感到一种特殊的饥饿——不是身体上的，而是语言上的。那种感觉像是刚刚打完一场仗，盔甲还没卸，却已经在想：如果我懂得更多，刚才那个句子是不是可以译得更美一点？如果我读过那个领域，那个词是不是不会在舌尖上卡那么久？
于是，我逐渐爱上了文学。
不是因为文学有用，而是因为文学是唯一一种不要求你立刻给出答案的语言。它允许你坐下来，慢慢地，在一个句子里住上很久，直到你真正听懂它在说什么。
口译是瞬间的光——强烈，精准，转瞬即逝，照亮一个特定的时刻，然后就消失了。文学是持续的火——它燃烧得慢，但它的热度会留下来，留在你读过它之后的每一天里，留在你下一次开口的方式里。
文学不是信息，而是“延迟的真理”。它告诉你的事情，你往往要在很多年之后，才真正听懂。
而那些迟到的理解，恰恰是我在口译台上，最需要的东西。
中国文学：我心中的另一种“母语”
中国文学对我而言，并不是研究对象。它是一种情感结构。
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比看起来要大得多。研究对象是你站在外面观察的东西，你可以保持距离，可以客观，可以随时放下。但情感结构不一样——它是你内部的东西，是你理解悲伤的方式，是你遭遇美的时候心里发生的那种震动的形状。你没有办法对它保持距离，因为它已经是你的一部分了。
有些文本，你不是在阅读它，而是被它重组。
《红楼梦》是其中之一。第一次读它，我就意识到，这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种情感宇宙的语法——它有自己的时间，自己的引力，自己对“失去”这件事的理解方式。大观园里每一块石头、每一朵花、每一场宴席，都在讲同一件事：美是短暂的，而短暂本身，才是美最深的内核。我用意大利语想这件事，想不透；用中文想，却觉得天经地义，仿佛这本来就是世界运作的方式。
鲁迅是另一种震动。它不是批判，而是一种疼痛的语言形式。他的文字里有一种特殊的质地，像是某种被压抑了很久的东西终于找到了出口，却不是爆发，而是以极度克制的方式渗出来，渗进你的皮肤里，让你发现自己也疼。我第一次读《孔乙己》，读完之后很久没有说话。那种沉默，不是因为不知道说什么，而是因为有些东西被说尽了，再开口反而是一种冒犯。
这些文本在我心中构成一种“第二母语”。不是因为我说得好，不是因为我掌握了足够多的词汇和语法，而是因为我被它们塑造——它们改变了我理解孤独的方式，改变了我面对无常的姿态，改变了我在翻译时对“什么是真正的抵达”的判断。
文学不是翻译的结果，而是翻译的原因
这句话，我想了很久才敢说出口。因为它颠覆了一种很普遍的直觉——人们通常认为，是先有了文学，然后才有翻译；翻译是文学的下游，是它的延伸，是它走向更远地方的方式。
但我越来越觉得，这个顺序并不那么绝对。
文学之所以召唤翻译，恰恰是因为它无法被穷尽。一部真正伟大的作品，用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完全说清楚它自己。它总是比任何一个译本更多，比任何一次阅读更深，比任何一种解释更宽。《红楼梦》不会因为有了英译本就停止邀请新的翻译，鲁迅不会因为被译成了意大利语就不再需要被重新译一次——因为每一个时代，每一个译者，每一种目标语言，都只能抵达原文的一个侧面，只能照亮它的一个角度。
正因为文学不可穷尽，翻译才不断发生。
翻译不是终点，而是文学持续活着的方式。每一次翻译，都是一次重新呼吸，都是文学在另一种语言里睁开眼睛，打量一个从未见过的世界，然后用那个世界的方式，重新理解自己。
所以，当人们问我，翻译了中国文学这么多年，有没有觉得某部作品已经被译“完”了——我总是摇头。
没有。永远没有。
那种“译不完”，不是遗憾，而是文学最诚实的证明：它还活着。只要还有人觉得它没有被说够，只要还有译者觉得上一个译本还可以更好，只要还有读者在另一种语言里读到它，感到那种震动，那种被命中的感觉——它就还活着。
而翻译，就是它活着的声音。
在语言之间
中国著名作家李洱先生曾评价我：“他是汉学家的升级版，拥有顶级配置。”又说：“他在语际之间穿行，如穿花之蝶，如点水之蜻蜓。”
我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沉默了很久。
不是因为受宠若惊，而是因为那个比喻太传神了，准确到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李洱老师引用的是杜甫的诗：“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在杜甫那里，这是一幅初夏的闲景，蝶与蜓，花与水，各得其所，各自悠然。可李洱老师把它用在翻译上，用在语言之间的穿行上，忽然就有了另一层意思——那种轻盈，不是漫不经心，而是一种极度专注之后才能抵达的自由。
我反复想这句话，想了很多天。
穿花之蝶，不是停留，而是不断进入与离开之间的节奏。它落在一朵花上，不是为了占有那朵花，而是为了带走一点花粉，带向下一朵花，让两朵原本不知道彼此存在的花，通过它的翅膀，产生某种关联。点水之蜻蜓亦然——它触碰水面，激起一圈涟漪，然后离开，但那个涟漪还在扩散，还在改变水面的形状，即使蜻蜓已经飞远。
这是翻译的本质，也是我这一生在语言之间来来去去的方式。
我从不觉得自己“属于”某一种语言。意大利语以及英语是我的出生，中文是我的召唤，挪威语是我年轻时的一次冒险，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是路上遇见的风景。我在它们之间穿行，每一次进入，都带着上一种语言给我的东西；每一次离开，都在那种语言里留下了一点我的气息。
那不是能力，而是一种存在方式。
或者说，那是我唯一知道的存在方式。我不知道怎么只活在一种语言里，就像候鸟不知道怎么不迁徙——不是因为故乡不好，而是因为飞翔本身，就是它的本能，就是它之所以是它的原因。
李洱老师还说，我既是穿花蛱蝶，又是花朵本身；既是点水蜻蜓，又是清涟本身。
这句话我想了更久。
我想，他的意思也许是：真正的翻译者，不只是在两种语言之间传递信息的信使，而是在这个穿行的过程中，逐渐成为那个连接本身。他不站在任何一边，他就是那个“之间”。他就是那道光从一种语言折射进另一种语言时，所经过的那个介质。
那个介质，有时候是透明的，有时候会让光线微微弯曲，产生一种原本没有的颜色。
而那种颜色，也许才是翻译最诚实的产物。
连接世界：一种更深的定义
翻译的本质不是语言，而是关系。
这句话，我说了很多年，每次说，意思都稍微不一样，因为每次说的时候，我对“关系”这个词又多理解了一点。
关系，是两个事物之间发生的一切。不只是连接，也包括断裂；不只是理解，也包括误解；不只是相遇，也包括那种相遇之后的沉默，那种你们站在同一个房间里，却仍然相距很远的感觉。
翻译试图处理的，正是这些。
母亲与孩子之间的沉默。
这种沉默，我太熟悉了。妈妈失明之后，有很多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告诉她——不是因为语言不够，而是因为有些事情，说出来会让她担心，藏着又让自己越来越重。那个沉默，不是空的，它里面装满了东西，装满了我想说却不知道怎么说的那些话。翻译，在那个时候，是我替她把世界描述出来的方式，也是我试图把自己内心的重量，变成她可以触摸的形状的努力。母亲与孩子之间，有一种最古老的翻译——把爱，从一种无法直接传递的状态，译成对方能够接收的语言。
两个陌生人之间的误解。
误解从来不是因为语言太少，而是因为各自带着太多——太多假设，太多习惯，太多“我以为你的意思是……”。两个人用同一种语言说话，却活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体系里，说的是同一个词，心里想的是两件事。翻译，在这里，不是把一种语言换成另一种语言，而是把一个人心里真正想说的话，从那些习惯和假设里剥出来，放到另一个人能够真正听见的地方。
两种文化之间的迟疑。
迟疑，是文化相遇时最诚实的反应。不是拒绝，不是接受，而是那种站在门口、手放在门把上、还没有决定要不要进去的时刻。那个迟疑里，有好奇，有戒备，有某种想要靠近却又怕靠近之后发现彼此其实差得很远的恐惧。翻译，在这里，是一种耐心。是对那个迟疑的尊重——不催促，不强迫，只是把门开得更大一点，让里面的光多透出来一些，让外面的人可以先看清楚，再决定要不要踏进来。
一个灵魂与自身之间的裂缝。
这是最私密的一种翻译，也是最常被忽略的一种。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些东西，无法用自己惯用的语言说清楚。不是因为那些东西不存在，而是因为我们的母语，有时候装不下我们自己。我学中文，不只是为了和别人沟通，也是为了找到一些词，那些在意大利语或在英语里没有形状的感受，忽然在汉字里有了轮廓。“况味”“惆怅”“缘分”——这些词给了我一些我原本无法命名的内心状态一个家。翻译，在这里，是一个人试图更完整地理解自己的过程。
翻译，是这些裂缝的暂时可居住化
我用“暂时”，是因为诚实。没有任何一次翻译能够永久地弥合一道裂缝。语言和语言之间的距离，文化和文化之间的距离，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不会因为一次成功的翻译就彻底消失。那些裂缝，有它们存在的理由，有它们应该被保留的部分——差异不是需要被消灭的东西，而是需要被尊重的现实。
但“暂时”也不是悲观。暂时，意味着此刻是真实的。此刻，这道裂缝里有了一座临时的桥，两边的人可以走过来，看见对方，说几句话，交换一些东西，然后也许带着对方的一点气息回去。
那已经足够了。那已经是翻译能做的，最美的事情。
翻译者不是解释语言的人，而是听见语言背后结构的人
“余生于意大利，而心寄华夏之古意。非以国为界，乃以文为家。”
这两句话，我写下来，又反复看了很久。
它们不是诗，也不是宣言，而是一种自我辨认——像是你在镜子前站了很久，终于看清楚了自己脸上某一条线是从哪里来的。我生在意大利，长在托斯卡纳的海风里，骨子里有地中海的阳光和番茄的甜味。可另一部分的我，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地寄居在汉字的结构里，寄居在古典诗词的节奏里，寄居在那些只有用中文才能说清楚的情感形状里。
那不是移民，也不是同化。那是一种更深的事情——你在另一种文化里，认出了自己某一部分的母语。
昔年为母书信，始悟：字非符号，乃可达之情。
那是最早的启蒙。不是在课堂里，不是在字典前，而是在那些替妈妈写信、替她把世界转述出来的下午。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是翻译，只知道，我必须把我感受到的东西，变成她可以触摸的形状。那个过程，让我第一次真正理解：字，不是符号的容器，而是情感抵达另一个人的路径。写得准不准，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你是否真的在乎对方能不能收到。
言而不译者，未必可通——说了很多话，却没有真正翻译，没有真正把自己的意思带到对方能够理解的地方，那些话，不过是声音，是空气的振动，是自说自话的热闹。
默而能达者，或近于真——而有些时候，一个沉默，一个眼神，一个停顿，反而传递了所有语言都无法传递的东西。那种抵达，不绕路，不借力，直接落在对方心里，轻轻的，却很重。
母亲的失明，并未减少世界的光。它只是改变了光的形态。
我花了很多年，才真正接受这句话。小时候，我以为妈妈失明是一种减法——她失去了颜色，失去了脸孔，失去了那些只有眼睛才能抵达的美。可后来我慢慢发现，她对声音的感知变得更深，对气味的记忆更准，对人的判断更少被表象干扰。光没有消失，它只是从眼睛，流进了她身体的其他地方。
同样，翻译并未减少语言之间的差异。它只是改变了差异的关系。
那些差异还在，它们应该在。“况味”在意大利语里没有完全对应的词，这个事实翻译之后仍然是事实。但翻译让这个差异变得可以被感知，可以被触碰，可以成为两种语言的读者共同站在其前凝视的东西，而不只是一道让人望而却步的墙。
世界从未被理解，它只是不断被连接。
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真的。理解，是一个太大的词，大到几乎是一种傲慢——你怎么能说你理解另一个人？你怎么能说你理解另一种文化？你能做的，是连接。伸出手，看看对方愿不愿意也伸出手，然后在那个接触的瞬间，感受一下彼此的温度。
而那朵看不见的花——仍在语言的缝隙中开放。
不需要被所有人看见。它只需要在那里，在两种语言相遇的地方，在两个人试图理解彼此的地方，悄悄地，不声张地，开着。
失败之学：翻译者必须先进入困境
翻译的真正训练，不是正确，而是失败。
这句话，很多人听了会不舒服。我们从小被教导要追求正确答案，要减少错误，要在别人指出失误之前先把它藏好。可翻译这件事，它从一开始就把你放在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地方，让你在那里站着，看你怎么办。
我年轻的时候怕出错。每次口译之后，会在脑子里反复回放，找那些没有译准的地方，像是在清点战场上的损失。后来我渐渐明白，那种完美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误解——误解了翻译的本质。
翻译不是复印机。它是两种语言在一个人身体里发生碰撞之后，留下的真实印记。那个印记，永远不会是原版的精确复制，因为复制不需要人，需要人的地方，恰恰是那些无法被机械处理的摩擦地带。
甚至可以说：适度的误解，是翻译的伦理组成部分。
不是说错了没关系，而是说：两种语言之间，本来就存在一些无法完全对译的地方，一个诚实的翻译者，应该让那些地方保持它应有的模糊，而不是用一个错误的确定性去填满它。有时候，一个略带犹豫的译法，比一个斩钉截铁的错误，更接近真实。
中文对我最深的影响，不是词汇量，不是语法结构，而是时间感。
这是我学了很多年才慢慢意识到的事情。
古典汉语的句式，有一种奇特的能力，我姑且称之为“时间折叠”。“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这句温庭筠的词，没有动词意义上的动作，没有叙述意义上的事件，可你读完，却感觉时间停下来了，停在那个山月与心事之间的空白里，停在那朵被风吹落的花与眼前的距离里。
它不描述时间，却构造了一种时间停滞的空间。你进入那个空间，发现自己无法快速穿越，只能慢下来，在那里待一待，感受那个停滞本身。
我逐渐意识到：中文不是线性语言，而是层叠语言。
线性语言是一条路，从起点走向终点，沿途有路标，有指向，你知道自己在往哪里走。层叠语言是一口井，你往里看，看见水面，水面里有天空的倒影，倒影里有云，云后面还有更深的蓝——每一层都真实，每一层都完整，但每一层下面还有另一层。
句子不是走向结论，而是在生成氛围。意义不在句子的终点等你，而是在你阅读的过程中，一层一层地渗出来，渗进你的理解里，像墨落在宣纸上，晕开，停不住。
因此，我在写中文时，常常有一种奇特的体验。
那不是我熟悉的写作感觉——那种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然后去寻找合适的词语来装载它的过程。写中文的时候，那个顺序有时候是反的。我不是在写“我想表达什么”，而是在进入一种已有的时间结构，然后在那个结构里，慢慢发现自己原来想说的东西。
那个发现，有时候会让我吃惊。
因为那个被中文带出来的东西，往往比我原来以为自己想说的，更深一点，更诚实一点，更接近某种我平时没有机会触碰的内心层次。
有时甚至会有一种感觉——不是我在说中文，而是中文在通过我重新排列自身。我只是一个暂时的居所，一个它借以发声的身体。那种感觉，我对很多人描述过，他们大多听不太懂。
但我知道，凡是真正进入过一门语言深处的人，都会懂。
翻译作为存在方式
逐渐明白：翻译并不是“职业”。这个结论，来得很慢。
它不是某一天忽然想通的，而是在无数个口译台上、在无数个深夜对着稿纸发呆的时刻、在无数次替一个词寻找另一种语言里的容身之处的努力里，一点一点地沉淀出来的。像河床上的沙，不是某一天被放在那里，而是水流了很久很久之后，自然留下的。
翻译甚至不是“方法”。方法是你可以学会、可以运用、可以在不需要的时候放下的东西。可翻译，我从来没有办法放下。即使不在工作，我也在翻译——翻译一个陌生人脸上的表情，翻译一座城市的沉默方式，翻译妈妈当年没有说出口的那些话，翻译我自己内心那些还没有找到语言的部分。
翻译是一种存在方式。
是一种选择在世界之间生活的方式。不是因为找不到归属，而是因为那个“之间”，本身就是家。
一种不断在世界之间保持张力的方式。既不完全属于一边，也不完全脱离任何一边。这种张力，有时候是累的——你永远在校准，永远在调整，永远在两种引力之间寻找那个暂时的平衡点。但那种累，里面有一种别处没有的清醒。因为只有站在两边之间，你才能同时看见两边。只有不完全属于任何一边，你才能真正理解每一边。
它是一种持续的“在之间”。
不是过渡，不是等待，不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途中必须忍受的状态。“在之间”本身，就是目的地。那个空间，不是空的，它是世界上最饱满的地方——所有的相遇在这里发生，所有的误解在这里被慢慢解开，所有的差异在这里学会彼此凝视而不转身离去。
而在这个“之间”里，那朵看不见的花，从未停止开放。
我想起我的家乡皮翁比诺礁石边那朵我始终叫不出名字的花。它不在花园里，不在任何人精心照料的地方，而是在两片岩石之间的缝隙里，在海风和盐雾之间，在没有人特意为它留出的空间里，悄悄地，执拗地，年复一年地开着。没有人替它命名，没有人特意去看它，可它从来没有因此停止开放。
翻译，就是那样的花。
它不属于任何一种语言。它不属于说话的人，也不属于倾听的人，不属于原文，也不属于译文。它属于那个发生在两者之间的、短暂而真实的接触时刻。它属于那个瞬间——两种语言的手，在空中相触，然后松开，各自带走了对方一点温度。
它属于所有仍然愿意被连接的存在。
愿意，是这里最重要的词。世界上有很多隔阂，有很多沉默，有很多人站在彼此对面，却选择不伸出手。翻译，是一种对“愿意”的持续练习——愿意相信对方值得被理解，愿意承认自己有不懂的地方，愿意在那个不确定里，仍然开口，仍然倾听，仍然尝试。
我用了一生，学习这种愿意。
也许还需要另一生。
但那朵花还在开。只要它还在，我就还在路上。
（莫冉，意大利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及口译专家，现任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国家语言文字科研机构·同济大学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