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中少社的头三年

　　今年，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专业少儿读物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70周年。“栉风沐雨，玉汝于成。”所有的发展都是接力的事业。本报特约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原社长海飞先生文章，回忆中少社发展历程上一段不寻常的故事。而对海飞先生而言，这也是他人生旅程中，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

　　1993年3月24日，团中央下发了“团组干任字16号”文件，任命我为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黄伯诚同志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辑。同一天，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干调字46号”文件，正式调我到团中央工作。4月3日，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姜大明同志通知我立即到团中央报到并到职。4月6日，我从兰州飞到北京。4月7日，原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新任人事部部长宋德福，新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李克强等领导约见我并安排了工作。4月8日，李克强书记、洛桑书记、姜大明部长带着我去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宣布班子。

　　这是一个我需要记住的日子——1993年4月8日。

　　这一年，是我从浙江大学毕业到大西北工作、到甘肃工作的第25个年头，是我任职甘肃广播电视厅副厅长兼甘肃电视台台长的第5个年头。从大西北到首都北京，从电视台到出版社，地域的变化、行业的变化、环境的变化、社交圈的变化，我感受到了强烈的“人生变化”。从这一天起，我轻轻地推开了少儿出版这扇门，一脚跨进了“出版之门”。

　　先当“学问生”

　　人们喜欢说从“零”开始，我跨入“出版之门”，跨入出版界也是从“零”开始的，是从老老实实做一次彻底的“学问生”开始的。

　　履行完到中少社当社长的所有程序后，我就真心诚意地与班子成员商定，我要当一段时间“边学习边工作”的“见习社长”和“学问生”，请班子成员按分工各司其职，社里日常工作由总编辑黄伯诚负责。

　　所谓从当“学问生”开始，就是“请先生给我上一课”，我一边学，一边问。从刚卸任的老社长杨永源、老总编遇衍滨，共事的班子成员，到各图书期刊编辑部门、出版部门、发行部门、综合管理部门、重要科室的负责人以及有代表性的老职工、新职工，我一个一个请来当“先生”。从1993年6月14日起，我一边工作，一边“听课”，一边看资料，到8月11日，在近2个月的时间里，整整听了52位“先生”给我上课，讲社情，讲业务，讲队伍。并且，都要回答我这个“社长学生”出的一道题：“假如你来当社长，你觉得首先要抓什么？”2个月52位老师的一堂长长的大课，我记了满满3个笔记本，给了我一次真真切切的中少社入门教育、中国少儿出版入门教育、中国出版入门教育，这使我在较短的时间里明确了自己的定位、职责和任务，对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有了一个粗线条的基本认识。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是共青团中央主管主办的中国唯一的国家级专业少儿读物出版社，成立于1956年6月1日。中少社以0至18岁的少年儿童为读者对象，按照各个年龄段出版社会知识、思想教育、儿童文学、自然科学、低幼读物等各类图书及音像制品，并出版《婴儿画报》《幼儿画报》《中国儿童》《我们爱科学》《儿童文学》《中学生》6种期刊。从建社到1993年，共出版图书3000余种，总印数达5亿多册，有300多种图书获奖，是我国重要的少儿读物出版基地。

　　1993年8月4日，我这个“学问生”代表新的出版社管理委员会，第一次在全社部门负责人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办社方针和出版社改革》的讲话，抛砖引玉，供部门负责人和业务骨干讨论。

　　关于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办社方针，我用了这么一段文字来表述，这就是“中少社要在团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出版方针，以‘为了孩子、为了未来、为了祖国、为了世界’为办社宗旨，继承发扬出书育人走正路的光荣传统，全心全意地依靠全体职工，实事求是，团结奋斗，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大潮中，以出版效益为中心，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前提下，理直气壮地、聚精会神地抓经济效益。同时，积极探索建立以少儿读物出版为主业，以大少儿文化为基础的综合性中少出版集团，为在本世纪内把中少社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少儿出版社而奋斗。”

　　关于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我提出了“十个如何”：一是如何以选题和发行为突破口，抓好基础部门和关键部门的改革；二是如何以体制改革为重点，放权到处室部门，打破处室部门之间的大锅饭；三是如何以分配制度改革为引发点，把个人的切身利益和全社会的整体利益、最高利益统一起来，调动职工积极性；四是如何深化机构、人事、党务等工作的改革；五是如何加快现代化步伐，强化现代化管理，加速编辑出版先进技术的开发应用；六是如何探索建立以少儿读物为主业、以大少儿文化为基础的综合性少儿出版集团，为长远发展做准备；七是如何设计完善中少社自身在改革中的形象，提高中少社的知名度；八是如何加强市场调查、市场研究，提高对市场的适应性、主动性、超前性；九是如何加强高层的宏观调控、导向调控，设立社长基金；十是如何创造团结和谐、努力奋进、健康向上的社内“小气候”。

　　“一石激起千层浪。”新的办社方针和“十个如何”立即引发了全社部门负责人和业务骨干热烈的大讨论，有些新提法成了讨论的热点。如在强调社会效益第一的前提下，实现两个效益的最佳结合，提出“发行是关键”“要理直气壮地、聚精会神地抓经济效益”，大家觉得有了经济目光、市场目光；再如提出要探索建立“以少儿读物出版为主业，以大少儿文化为基础的综合性中少出版集团”，推出了“大少儿文化”和“出版集团”的概念，这些都是全新发展理念，大家觉得有了发展目光、长远目光。

　　两个“改革”推发展

　　在跨入“出版之门”、初步熟悉了中少社的社情之后，借1993年10月底赴广西参加全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工作会议和第七届“中国图书奖”颁奖大会之际，为了进一步了解全国少儿出版的国情、行情、书情，社委会决定组建一个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考察组，南行赴江苏、上海、浙江、广西三省一市实地考察。

　　选择华东的少儿社作为考察对象，原因很简单，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地区，是我国现代出版的发祥地，也同样是我国少儿出版的发祥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出版中心虽然北移首都，但华东凭借雄厚的经济、文化基础，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1993年11月16日，当中少社社长半年多后，我第一次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发表讲话，并且专门请来团中央书记处分管书记姜大明和中少社的老领导。在讲话中，我首先介绍了南行考察4家少儿社的5条经验：一是认真推行各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有效调动职工积极性；二是坚决推行人事制度改革，实行竞争上岗，试行绩效工资；三是动足脑筋抓好书，抓挣钱的书，既出好少儿社的主版书课外读物，又紧紧抓住教育辅导读物；四是加速出版社现代化，如接力出版社实现了全社电脑化、空调化、直拨电话室室通；五是多为职工谋福利，千方百计增加职工收入。

　　讲话的第二部分，我宣布了中少社两项重大的改革新举措。这就是，为了加快中少社的发展速度，经过较长时间的社内调查和社外考察，经过反复讨论和论证，在过去15年改革的基础上，稳中求进，积极推行干部人事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两项改革。在干部人事制度上，实现部门领导竞争上岗；在经营管理制度上，实现部门责任管理制。

　　首次讲话得到了团中央书记处姜大明书记的肯定，大明书记希望全社职工都来关心改革，支持改革，做改革的推动者，同时也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希望中少社能够在团中央系统出版单位的改革中走在前面。这次会议预示着，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这个有着37年历史的老社、大社，将开始真正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大潮。

　　改革，作为一种社会变革，是一种制度的更替和创新，也是一种利益的更替和创新。正因为改革是一个除旧迎新、除弊求利的不断变化的过程，所以，改革必定充满着期盼，充满着不安，充满着斗争，充满着变数。对于中少社的改革，作为一社之长，我始终坚持“四句话”：“紧跟改革大局，吃透上级精神，集中群众智慧，坚持平稳推进。”中少社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专业少儿出版基地，作为团中央系统改革试点单位，不改不行，改慢了不行，改乱了更不行！“平稳推进”四个字是我“曲不离口”念得最多的“改革经”。

　　借1993年底中少社中层干部任期届满、考核换届之机，中少社新一轮改革就从干部人事制度开始了。社里选择了《中学生》杂志社、《儿童文学》杂志社、《中国儿童》杂志社、《婴儿画报》杂志社、《幼儿画报》杂志社、出版处、发行处等8个部门进行试点，以1993年实际完成的期刊订货、发行码洋、出版利润为基础经济指标，在全社公开招标，实行“部门负责人竞争上岗，部门成员双向选择”。全社每个职工都可以参加竞争投标，向社里的人事部门提交“标书”，并向由社领导和人事部门负责人组成的评议小组“述标”。社里根据“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选定各部门的“一把手”，中标受聘者与社里签订责权利任职合同。同时，根据出版社特有的行业特点，规定两年一聘。“竞争上岗”像一把火，点燃职工改革创新的积极性，提供了一次平等竞争的机会，人人跃跃欲试，很自然地实现了“能者上，不能者下”，一批年轻有为、有改革闯劲的职工走上了领导岗位。

　　在团中央书记处和团中央组织部全力支持下，从11月20日开始，到11月26日为止，一周时间中少社就完成了中层干部换届，56.25%留任，43.75%新任、升任，为实行部门责任管理制打下了坚实的组织保证基础。

　　在完成了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后，全社趁热打铁，立即把新一届的中层干部队伍拉到北京郊区怀柔，召开中少社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改革中少社的经营管理制度。会议根据全社的发展规划制定了总体经济盘子，制定了图书、期刊、出版发行、管理、社属企业5个方面的目标责任管理制度，明确了每个部门的目标责任，并配套出台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目标责任管理制的形象表述就是，每个部门都有自己明确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指标，每个部门完成了自己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指标就有奖，奖励额度与超额程度成正比，也就是说“计奖到书到刊，计奖到部门到人”。目标责任管理制从根本上解决了出版社长期以来存在的“吃大锅饭”现象，也有力地遏制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不在贡献上下功夫，而在奖金上下功夫”的不正之风，把“评奖”变成了“计奖”，责权利一清二楚，收入分配一清二楚。承载着改革中少社经营管理制度重任的“怀柔会议”，使一个从计划经济中走过来的少儿出版大社、老社，开始走上了在市场经济中探索前进的新路。

　　干部人事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两项重大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中少社广大职工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曾经有人形容“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也正是这两项重大改革，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少社跨世纪的10多年的平稳推进。

　　少读工委“盟”结雁栖湖

　　为了进一步发展繁荣我国的少年儿童出版事业，1994年8月1日至8月5日，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在天津召开了全国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会议由中宣部出版局局长高明光主持，中宣部徐惟诚副部长、国家新闻出版署于友先署长、团中央书记处姜大明书记、国家教委专职委员林炎志等领导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全国专业少儿社社长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会议。

　　座谈会就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在新时期的性质、地位、作用及世纪之交的发展趋势做了认真的分析研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少儿读物要更好地宣传主旋律》的评论员文章和会议报道，《光明日报》发表了《把最好的精神产品献给少年儿童》的社论和《唱响主旋律，再上新水平》的会议报道。党和政府新闻出版主管领导部门对少儿出版的高度重视，使少儿出版在整个出版界中的地位凸显，分量加重。在徐惟诚副部长、于友先署长两位领导的亲自推动下，从1994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开始，连续5年，每年召开一次少儿读物出版工作会议，也使少儿出版在世纪之交成为整个出版界改革势头最猛、开放程度最高、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出版板块。少儿出版界的工作者们每每谈起20世纪末连续5年的少儿出版工作，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中国少儿出版有今天的繁荣，徐惟诚副部长、于友先署长这两位‘老少儿’功不可没！”可不，两位领导都有深深的“少儿情结”：徐惟诚副部长曾经担任过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并且是中少版《八十年寻路记》的作者，于友先署长曾经在河南人民出版社主编过儿童刊物《向阳花》。

　　“天津会议”把“如何进一步加快全国少儿出版的发展繁荣”这一重大命题摆在了全国少儿出版工作者面前。出席“天津会议”的几位少儿社社长建议“趁热打铁”，加强全国少儿社之间的联合，结成更紧密的合作关系，以全国专业少儿社的整体力量，推动全国少儿社的发展繁荣。在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的大力支持下，特别是徐惟诚副部长、于友先署长以及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宋木文主席、卢玉忆常务副主席的大力支持下，全国专业少儿社决定组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委员会，简称“少读工委”。

　　9月，是北京的黄金季节。1994年9月4日至9月5日，中国版协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委员会的8个发起出版社社长在北京怀柔雁栖湖举行了第一次主任会议。这是一次全国专业少儿社“盟”结雁栖湖的开创性会议。中国版协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主任会议选举产生了主任、副主任，聘任了秘书长，确定了少读工委的性质、宗旨及工作原则。

　　性质是：中国版协少读工委是在新闻出版署指导下、中国版协领导下的具有一定实力和权威的，由全国专业少儿社组成的融行业性、事业性、学术性于一体的团体。宗旨是：联合、保护、协调、发展。即联合全国专业少儿社，形成整体力量，维护少儿出版领域的纯洁，保护全体少年儿童读好书的权利，保护少儿社自身的正当权益，协调少儿社之间及少儿社与各方面的关系，共同发展繁荣少儿出版事业。工作原则是：坚持互惠互利、自愿结合的原则，坚持协调共事、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坚持信守行规、有序竞争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务实工作的原则。

　　会议研究确定了少读工委的工作内容，包括筹建全国少儿发行联合体，开发少儿图书市场，开拓海外市场，联合反盗版，向中宣部、新闻出版署、中国版协等领导机关反映情况、争取政策，组织专业性研讨会、年会等。会议还研究确定了少读工委的决策、管理、运行机制。从1995年起，将一年一次的全国少儿社社长联谊会更名为全国少儿社社长工作会议；每年召开一次少读工委主任会议；会议还对为全国少儿出版事业发展作出过努力和贡献的杨永源、遇衍滨、张瑛文、骆之恬、吕思贤等全国各少儿社的老一辈领导表示了敬意和感谢。

　　一支志在为中国少儿出版事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的有生力量，从北京雁栖湖集结出发。

　　江泽民主席的题词

　　1996年，是“九五”计划的第一年，也是中少社建社40周年的“社庆大年”。40年来，在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下，在团中央书记处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少社历届领导班子和“中少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少社已经成为深受广大少年儿童喜爱的、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国家级优秀出版社。1996年，是我任中少社社长的第三年。如何让出版社在大庆之年有一个大发展，如何把40周年社庆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自然而然成了全社的重中之重，成了我这个社长的重中之重。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建议的基础上，中少社确定1996年是“社庆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在改革中实现老社新发展”8个方面的奋斗目标，并集思广益，动员群众为社庆活动献计献策。本着“隆重、热烈、务实、节俭”的原则，社领导班子对大家的建议逐项进行了认真研究，制订了一个实事求是、切实可行、富有少年儿童出版特色的社庆方案。如庆祝大会不放在人民大会堂，而放在中国儿童活动中心，更加贴近少年儿童；把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赠送中少版图书作为社庆活动的主体活动，彰显中少社“为了孩子、为了未来、为了祖国、为了世界”的办社宗旨。

　　在面对一个关于“敬请国家主席为中少社建社40周年题词”的建议时，社领导班子进入了兴奋、热烈，也是非常激烈的讨论之中。一个出版社，假如能请到国家主席为社庆题词，这无疑是出版社的最大荣光！然而，国家主席日理万机，能为中少社题词吗？我们的请求会不会给江泽民主席添麻烦？这种矛盾心理，使我们在年初的社庆活动总体安排上一直不敢下决心。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阳春三月，从中南海传来了江泽民主席要求全国宣传文化口把电影电视、长篇小说和少年儿童读物作为“三大件”来抓的消息。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毛泽东主席曾经为《中国少年报》《中学生》杂志题写报名、刊名。邓小平同志曾经为中少社的爱国主义教育图书《神圣抗战》题写书名。1993年，江泽民主席也曾给我们中少社大型历史故事书《中华五千年》系列题写过书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少年儿童的厚爱，深深地感动着我们。抓“三大件”的重要指示，顿时鼓起了我们请江泽民主席给中少社40周年题词的勇气。1996年3月8日，社委会决定，由我和黄伯诚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及总编辑的名义，呈请江泽民主席题词。我们的信函通过团中央办公厅转呈中共中央办公厅。

　　“六一”前夕，团中央办公厅打来了电话，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已经将江泽民主席的题词交付给了团中央。我立即与黄伯诚总编辑一起，驱车前往位于前门东大街的团中央办公大楼，从团中央办公厅主任张骏和书记办主任郭长江手中接过江泽民主席的题词。

　　“出版更多优秀作品 鼓舞少年儿童奋发向上。”江泽民主席的题词书写在整张宣纸上，一气呵成，刚劲有力，不仅为我们中少社指明了办社方向，也为全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指明了方向，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少年儿童出版事业的高度重视，对亿万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殷切期盼，使中少社40周年大庆成了整个少儿出版界的一件大事。

　　毫无疑问，少儿读物出版赶上了好时候，我作为中少社的社长，也赶上了好时候。

　　（本文作者为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原社长、中国出版协会少读工委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