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爱荷华之路：“新批评的霸权”与麦卡锡主义（二）

　　■程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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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批评”要成功发起一场夺取文化霸权的“十字军东征”，还得依靠同样从中西部崛起然后席卷东部的政治“十字军东征”——麦卡锡主义运动。1946年3月，丘吉尔在杜鲁门陪同下，来到杜鲁门位于中西部的家乡密苏里州，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这位英国前首相像英帝国抒情诗人吉卜林当初呼唤美国人“肩起白人的重担”一样，对美国人说：“美国此刻正高踞于世界权力之巅。对美国民主来说，这是一个庄严时刻。至强之力量总伴随着对于未来的令人敬畏的责任。”然后，他绘声绘色地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垂下。”这幅“铁幕”区分了“冷战”的“内”（西方阵营）与“外”（苏联阵营）。不过，丘吉尔的想象力又闪回到特纳的“美国的边疆”和“欧洲的边疆”，指出西方“内部”也存在一个入侵的“外部”：“在远离俄国边界、遍布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里，共产党第五纵队已经建立。它绝对服从来自共产主义中心的指令，完全协调地工作着。除了在英联邦和美国——那里的共产主义运动还在婴儿时代——共产党第五纵队到处都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威胁。”

　　“第五纵队”的说法十分投合中西部人对东部人的传统想象，其中东海岸知识分子更被想象成一个危险群体，正如东海岸学者理查德·霍夫斯塔德1963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所说，美国一直存在“一种对智性生活和知识分子的仇视情绪，一种不断贬低这种生活的价值的态度”，反智主义者不信任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是“装模作样的”“自负的”，“也是势利的，而且很可能是不道德的，危险的，有颠覆性的”，而“普通人的常识即便不是高于这类形式知识和专业知识，也够用了”。

　　霍夫斯塔德没有直言“中西部”，但他同一个圈子里的西摩尔·里普塞特在《“激进右派”的来源》中则直言不讳：“麦卡锡来自威斯康辛，四十年来，孤立主义和对东部商业及华尔街的口诛笔伐一直是该州的主要精神食粮。”欧文·豪也瞧不起中西部的土老帽，在《希望的边际》中骂道：“麦卡锡是从没文化的那部分人那里获得支持的，尤其是中西部那些仍残留着民粹主义情感的地区的人。这些试图仍以旧的简朴方式生活的美国乡下人和中西部小城镇人觉得自己受到东部大城市现代主义复杂性的威胁。他们恐惧东部的自由主义、东部的‘国际主义’、东部的商人。正是这些被取代的小资产阶级、消失的小商人和农村的土老帽儿构成了支持麦卡锡的坚强后盾。”布里特·哈沃森和约什华·雷诺在2022年出版的《想象内陆：白种优越论与美国中西部》中评论道：“对民粹主义成员及其抗争来说，‘中西部’不只是一个地区的名称而已，它还是一种重要的思想，它通过不断制造紧张状态，提供一种思考方式，并从中渔利，恰如我们当今的那些屡试不爽的政治口号。”

　　“冷战”铁幕垂下后，执掌白宫的是来自中西部和南方的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而政军两界高官中充斥着一大批来自中西部和南方的二战老兵，诸如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他嘴角叼着的玉米芯烟斗成了他的标配。为了让美国的文学批评远离容易让人躁动起来的政治和历史议题，美国政府也迫切需要在远离东部“自由主义”污染的中西部建立这么一个文化中心。

　　话音未落，作为麦卡锡主义的文学先遣军团，爱荷华的“新批评派”开始了东征。韦勒克获得美国国籍，并被任命为耶鲁比较文学系和斯拉夫语言文学系的双料教授和主任，很快，南方的克林斯·布鲁克斯、罗伯特·沃伦、威廉·温姆塞特联翩而来，耶鲁成了“新批评”的东部大本营。“新批评派”一路攻城略地，遇有抵抗，就召唤麦卡锡主义的政治重炮的支援。

　　韦勒克苦心经营的不仅是两个学科，而是使这两个学科成为相互关联的美国“冷战”学科，即“比较文学”和“区域研究”。“比较文学”，在美国“冷战”时期的学科划分上，属于“人文学科”，可以施以“普遍性”方法，并因此具有“普遍性”意义。既然美国“比较文学”致力于把刚在战场大打出手的西方各国构建为一个“跨大西洋精神同盟”，就必须排斥文学的历史-社会批评，因此，它的学科边界就是“西方阵营”的边界，而边界那一边的文学属于“区域研究”，其学科宗旨是“了解你的敌人”，必定以多学科会诊方式把这些“区域”处理成缺乏“普遍意义”也就不具备模仿性的“反常的特例”，既不能施以人文学科的“普遍性”方法，又不能当作一门具有“普遍意义”因而可与“西方”构成一种“比较关系”的学科。如果让“区域”的文学进入“比较文学”，就等于承认它具有普遍意义，可拿来与“西方”比较，也就等于否定了它作为“反常的特例”的定位。韦勒克的名字常见于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油印的“区域研究”内部指南，列在“斯拉夫研究”之下。

　　正因如此，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开始呼吁将“中国学”从“区域研究”移出，“进入主流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确保中国不再被当作一个特例处理，而是一个能从中建构一些具有普遍性假定的比较案例”。这些文字见于该委员会《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通讯》1979年6月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学的新契机》，主要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十人访美团的“学术破冰之旅”。不过，即便在“铁幕”时期，中国高校也一直将“铁幕”那一边的文学作为一个个独立院系（英文系、法文系等），与中文系共同属于“人文学科”，而美国把“冷战”延伸到文学艺术，“哪一国的文学”比“文学本身”更重要。例如1961年芝加哥大学的夏志清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属于“东亚研究”，按王德威的证词，“那时，美国还没有‘中国文学’这一学科”，但当这部“区域研究”之作在1970年代末进入中国大陆后，却被正致力于构建一种“去政治化”的新文艺学的新文艺学家纳入“人文学科”，并以其为摹本，来“重写中国文学史”，而忽视捷克汉学家普实克1962年发表的书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意识形态问题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重要提醒：“夏志清评价作家和为作家排序的标准，首要的是政治标准，而不是艺术考量……在许多地方，此书降格为一种恶意宣传。”

　　但直到1949年，美国的“区域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分界线还摇摆不定，要等待一个政治时机的到来。1949年4月，解放军攻克南京，尽管新政权几个月后才在北京宣告成立，但国民党统治已然一去不返了。这对美国无异于晴天霹雳。刚从中国返回美国的《时代》杂志老板亨利·鲁斯立即在美国掀起一场“谁丢掉了中国？”的追责运动，来自威斯康星州的特纳的同乡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瞅准这个时机，拉开了一场“猎巫”运动，发誓要将共产党及其同情者从其藏身的各类机构揪出来。首当其冲的是刚从中国归来的霍普金斯大学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被指控为“红色间谍”。中央情报局对他展开了漫长的调查。中国“变红”，对美国来说是一次创伤性经历。威廉·曼切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说：“美国曾经认识的那个中国——赛珍珠笔下的农民，在那片膏腴之地怡然自得地生活——此前一直是可靠的，民主的，温暖的，最关键的，还是亲美的。大战期间，联合国四巨头一直是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和蒋介石。斯大林后来的背信弃义虽然令人愤慨，却也并不令人吃惊。但是蒋介石！艾奇森遏制红色蔓延的政策却似乎为红色的蔓延打开了大门……美国的外交家们在欧洲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北约——似乎一夜间就被这场发生在亚洲的灾难打了水漂。”

　　在拉铁摩尔遭受迫害时，阿瑟·洛夫乔伊挺身而出，为他仗义执言。洛夫乔伊的思想史研究与他的政治信条一致，都反对“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论。他绝非“共产党的同路人”，但当他为那位“红色间谍”辩护时，韦勒克立即盯上了他。1949年1月《文学理论》一出版，他就向洛夫乔伊发难，把发难文章登在刚创刊的《比较文学》的头篇。正如他习惯于以“内部研究”来从事政治一样，他把对洛夫乔伊的政治攻击隐藏在“学术交锋”中，他翻出来作为攻击靶子的是洛夫乔伊1924年和1933年发表的《多种浪漫主义》和《一种浪漫主义的中国来源》。洛夫乔伊认为，观念的形成是多重来源的思想因素的“汇流”，欧洲浪漫主义不是一种，而是多种，并以详细史料，证明其中一种（英国浪漫主义）发端于中国。

　　韦勒克一再声称反对“影响研究”。其实，与洛夫乔伊那两篇文章同时，他发表的《托马斯·卡莱尔与浪漫主义》和《伊曼纽尔·康德与英国》也是“影响研究”。他选择欧洲浪漫主义作为课题，是为了把它建构为一个“连贯的”的“统一体”，“有一个共同的核”。只要“影响研究”不跨越“冷战”分界线，他根本就不反对，而洛夫乔伊不仅淆乱了这条分界线，甚至证明中国影响了西方（此时中国就成了欧洲“内部”的一个他者），淆乱了“原生的、固有的、统一的西方心灵”。

　　既然中国“变红”了，就应当从“人文学科”放逐到“区域研究”，在那里，哪怕文学研究，也是多学科“会诊”。当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访美团开启“学术破冰之旅”时，成员之一的钱锺书最想见的是韦勒克，美方也做了安排，但当他跑到耶鲁，却扑了个空。在归国后提交的《访美报告》中，钱锺书说：“在这次访问中，美方照顾我的专业（中国古典文学）和‘余兴’（比较文学），安排了同行的对话和座谈……以五卷本巨著《近代批评史》闻名世界的耶鲁退休教授R.Wellek恰恰旅行他往，否则也会晤面的。”

　　作为推动1979年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一次学术政治之旅，中方访问团每一行程节点都经过美方事先安排，断不会出现“恰恰旅行他往”。作为了解访客的一环，韦勒克一定读过钱锺书1935年到1937年留学牛津时撰写的比较文学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也一定联想到了洛夫乔伊的那两篇文章。难道他和钱锺书将像洛夫乔伊那样谈论中国对英国的影响？钱锺书是去拜访1950年代的韦勒克，而1979年的韦勒克的声望已江河日下，他和沃伦的《文学理论》被当成“冷战的诗学”，他也已从耶鲁退休，系里的领导权落入一帮“可恨的解构主义者”手里，而东海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和西海岸左翼文学史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还将很快吹响文学批评的“政治高音”。

　　只是韦勒克没料到，他让钱锺书扑了个空，他和沃伦的《文学理论》却很快在中国被尊为“文学理论的圣经”，处在决定文学学科合法性基础的绝对霸权地位，中文系和外文系师生人手一册，在近四十年时间里培养了一批批效忠“内部研究”的文学学者，以致张冠华2007年感叹道：“今天如果谁还讲‘文学的意识形态性’‘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的社会属性’，他简直就是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显然，这些学者存在着一种鄙视‘外部研究’的心理，似乎只有‘内部研究’才是‘正宗’的文艺学研究。”

　　正如娜塔莉·梅拉斯2007年所说，“战后美国高等教育的极大扩张伴随着人文学科——尤其是比较文学、语言学和区域研究——与日俱增的官僚化，都极大受益于1958年通过的国防教育法，一部明确要求各学科符合美国冷战时期广泛的国家‘安全’需要的法律”。美国的“区域研究”和“比较文学”都是美国“冷战”地缘政治的产物，只是内外有别，像更早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分界线，如大卫·萨宾和西蒙·图歇在2007年发表的《欧洲的亲属关系》中说：“社会学研究的是文明的、文化的、现代的社会（‘西方’），人类学研究的则是自然的、原始的或野蛮的民族（‘其他地区’）。”斯皮瓦克在2003年出版的《一门学科之死》中谈到美国“区域研究”与“比较文学”，评论道：“‘区域研究’只与外国‘区域’有关，而‘比较文学’则由西方或欧洲的‘国家’的文学组成。这一有关‘区域’和‘国家’的划分，从一开始就影响着比较文学和区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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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把美国政府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对“新批评”的一致垂青，仅归功于“新批评”自身的批评方法，就低估了美国政府的文化政治议程反过来对“新批评”的理论锻造，并最终在爱荷华的“新批评”那里获得与特纳的“美国的边疆/欧洲的边疆”的“内外之分”和冷战之时美国的“我们（西方阵营）/他们（东方阵营）”的“内外之分”形成同心圆结构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内外之分”。

　　在爱荷华州立大学获得“创意写作”学位并长期执教的埃里克·本内特2015年出版《帝国的工作室》，以“局内人”身份，揭秘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部战后的主要资助计划：“人文部巡视高等教育，以确认哪些系和哪些学者与基金会的观点一致；它资助那些尚处在边缘的人物和发展，直到这些人物走向中心，这些发展变得关键；它紧盯学科的活动和兴趣的新的中心——任何看起来有希望对过度专业化和墨守成规形成一种对抗力量的中心。它资助的人有一长串……”

　　提摩西·奥布莱在为《帝国的工作坊》所写书评中说，“创意写作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项目，旨在强化美国例外论，反击共产主义理想”，“不到一代人前，美国的作家经常打架，在沟里睡觉，甚至拥护共产主义教义。这就是艺术家生存的特权和朝不保夕的生活方式，直到创意写作硕士项目取而代之，为艺术家施加一种约束，提供一种生计”，“学生们被教导说，好的文学包含‘感性，而不是教义，是体验，而不是教条，是回忆，而不是哲学’，其目标，按本内特的表述，是抵制三十年代的激进文学所热衷的抽象理论思辨和系统的社会批评，以便将重点转向私人的、具体的和个人的层面。当保罗·恩格尔和华莱士·斯德格勒这样的写作工作室指导者想传播美国价值观时，并不想让学生发觉他们是在施加一种特别的意识形态，担心它看起来像共产主义者使用的技巧一样，因而，他们将他们的美学原则呈现为一种对提高写作技巧十分管用的非政治的、普遍有效的手段”。

　　查德·哈巴赫2014年出版《美国文学的两种文化》，就中央情报局与爱荷华州立大学的关系写道：“中央情报局资助了美国的创意写作项目？这听起来像是创意写作者的虚构，不过，在某个时候（确切地说是在1967年），保罗·安格尔从法菲尔德基金会获得资助，来支撑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项目，而这一基金会并非真的是基金会，而是中央情报局的密线，通过一个名叫‘文化自由大会’的组织支持美国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的文化活动。在此前六年，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主任安格尔带着巨大的恐惧和庞大的计划，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写信，说‘想必你们已知道苏联已宣布支持在莫斯科创办一个大学，招收国外学生’，这意味着‘成千上万聪明的年轻人，其中许多在本国没有机会上大学，将接受教育……包括那种可以预料的意识形态灌输’。安格尔并不认可把学生‘集中于像莫斯科这种众目睽睽之地’的做法，说那是‘典型的苏联策略’，认为美国必须‘制定更有效也更长远的计划与之竞争’，方式是将外国学生集中于一个便于监督他们的叫作爱荷华市的地方。”

　　中央情报局还通过解聘左派教授，为“新批评派”腾出教席，“反新批评的学者在哈佛只剩下一个代表，即鲁本·布鲁尔”，“在1930年到1955年间，美国的英文专业博士学位的八分之一是由耶鲁或哈佛授予的，它们通过自己的毕业生将实用批评传播到各处”。但没有什么基金会资助左派文学刊物。格里姆·哈珀在2013年的一本书中谈到洛克菲勒基金会与“新批评”的关系时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背后资助新批评派的反叛，已不是什么新闻，但爱荷华的崛起，与这场反叛在政治、哲学和金钱上的密切联系，却鲜为人知，同样鲜为人知的是这场反叛的规模远不止新批评，新批评只是其中一个侧面，而不是整体”，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把爱荷华变成改变美国的文学文化的一个战场”。

　　到1960年代中期，“新批评”才在“新左派”运动冲击下一蹶不振。吉纳·H.贝尔-维拉达在1996年出版的《政治和市场如何塑造唯美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中说：“新批评派在大学英文系的统治持续到六十年代中期，其直接的‘政治’原因有二：其一，文学史家的范式已然枯竭，在他们那一类的研究上差不多穷尽了历史、传记和档案方面的材料，而他们的观念和方法又不适合研究现代主义小说和诗歌；其二，新批评的胜利还可归因于左派被从学术界清洗出去——这一现象被泛泛地称作麦卡锡主义。老一辈文学史家垂垂老矣，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又遭排斥，于是，空出的舞台就为一个带着老南方的根且穿着批评的外衣的唯美主义派系轻易占据了，成了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文学理论》当然就成了流行的教科书。1959年进入哈佛西班牙语系的罗贝塔·萨尔佩回忆说：“在这种瘟疫般的气氛中，我无法看透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文学研究方法。后来才意识到，它们全是对1930年代的社会主义的反动。它们向我提供了各种文本分析方法，无一与我那时还不太明确的探求世界意义的冲动有关。光靠我自己，一时还无法摆脱那时依然笼罩着美国文化研究的麦卡锡主义的沉积物，我既无导师，又无指导，来帮助我认清1959年到1961年的美国文学学术的政治学。我丝毫没意识到那些正在探索将文学与政治联系起来并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寻找到一个替代品的美国左派的存在。倘若当时我知道伊安·瓦特的《小说的兴起》或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考德威尔、卢卡奇和法国社会学家吕西安·戈德曼的文本，我或许能鼓起勇气在哈佛西班牙语系遵从的那种文学研究方法的霸权之外进行思考。”

　　随着新一代以“新左派”名义拉开一场“反文化革命”，横亘在文学研究中的“内外”分界线就被政治敏感的这代人抹去了，文学与政治、历史、“生活世界”重新发生密切关联。谈到六十年代后美国文学批评主流，罗素·伯曼说：“新批评及其与南方保守主义的联盟已与时代脱了节，六十年代的文化-革命因素构成了至关重要的革新：改变经典、激进重读、新方法、对文学与社会的兴趣、媒体研究、文化批评，以及最为突出的，对改变固化的等级制的首要性的认知。人文学科突然成为一座批判性大学的真正潜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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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代末，当美国的文学批评转向“政治批评”时，中国的新文艺学家正寻求一种“去政治化”的文艺学，似乎一旦“去政治化”，久旱的文学就如沐甘霖，生机勃勃。从1979年开始，由美方特意安排，中国的文学家、批评家和翻译家络绎于通往爱荷华之路，并在其1930-1950年代的仓库里找到了一种“去政治化”的诗学，把《文学理论》尊为圭臬，把“新批评”奉为范文。但来自爱荷华的许诺久久没有兑现，反倒在1990年代之后日益出现一种“普遍地疏离甚至逃避现实的趋势”。如果说爱荷华的诗学本就引导人们疏远现实，那出现这种趋势，恰恰兑现了爱荷华的许诺。

　　2004年，当几个觉得上了当的中国批评家要给“内部研究”发布“悼词”时，洪子诚提醒他们不要轻言“终结”，因为在中国“文本的‘内部分析’远远没有达到主宰性的、让人忧虑的境地”，另一方面，“对文学文本的政治、社会历史方向的阐释，毫无疑问十分重要，原因主要不在批评方法上的选取，而在文学、‘叙事’在‘历史’及其建构中的作用”。他是对的。“冷战”的两极化在本无“内外之分”的文学研究中垂下一幅“铁幕”，反思的方向不是以一套政治批评术语替换以前的形式主义术语，因为缺乏形式敏感性，就不足以谈论“形式的政治”：在文学中，政治通过形式曲折映射出来，还存在大量的衍射和折射，同时政治也左右着形式。“新批评”就是一个例子。

　　不过，当韦勒克偶尔不把自己当成“校园军团”的成员，而是一个诚实的文学批评家时，他却接近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方法，在1955年出版的《现代文学批评史》头两卷《导论》中，干脆避谈“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区分，并一再申明：“批评是一般文化史的组成部分，因此离不开一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在1961年发表的《二十世纪文艺批评的几个主要倾向》中，他甚至给“新批评”发布了“悼词”：“新批评派，虽然它的基本看法，在我看来，对于诗歌的理论是有用的，但无疑的，它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了。从某些方面看来，这一运动并没有超出它开始时那种局限的范围，它所选择的欧洲作家，狭窄得出奇，历史的眼光也非常短小。文学史被忽视了。由于它对风格、文法和音节的研究，都只是浅尝而止，所以它和近代语言学的关系也并不深入。其根本的美学观点似乎经常缺乏牢固的哲学基础。虽然这样，这个运动仍然不可估价地把美国的批评界，提高到了一个新的认识和论辩的水平。在分析意象和象征上面，它发展了一些巧妙的方法，它阐述了与浪漫主义传统相反的一种崭新的鉴赏力，他[它]对诗作了重要的申辩，但它并没有能够逃避开僵硬化和机械摹仿的危险。看来，一个转变的时代到了。”这篇“悼词”次年就被译成中文，刊于上海《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但这样的韦勒克，在1980年代听来像一位中国旧文艺学家，不符合“向内转”的中国文艺学重建的需要，于是就被雪藏了。

　　“通往爱荷华的路”至今铺设在中国高校的“创意写作”课程中。奇怪的是，我们又习惯于接受东海岸知识分子的历史叙事，把禁酒运动和麦卡锡主义运动视为来自中西部的政治反动，如今，又把农业州和铁锈带的“红脖子”视为一场反智闹剧。实际上，当美国历史中发生那场“南方/北方”向“东部/西部”的“话语偏转”后，中西部和经常乔装成中西部的“老南方”必定在美国历史中发生越来越大的作用。东西海岸民主党和自由知识分子把特朗普主义视为麦卡锡主义的借尸还魂时，这并非历史类比，而是历史连续性的显现，尽管历史连续性有时像一类河流，在地面流淌一段距离后似乎消失了，其实潜入了地下，在几十公里外又出现在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