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史料中发现一部更丰富立体的现代文学史

　　宫立著《中国现代文学史实抉微》是一部史料发掘文集。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侧重集外文、作品版本、书简的搜集等；下编侧重作家日常生活、逸闻趣事、交游的考辨等。此书涉及作家近50人，既有鲁迅、茅盾、老舍、巴金等大家，也有不见经传的沈祖牟、沈圣时，时间贯穿整个现代文学阶段。作者“从细节入手，力图呈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从而实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互动”。

　　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旧学修养深厚，尤其是古诗词写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叶圣陶、聂绀弩等，但他们很少将一些私下里唱和的旧诗词拿出来发表，其中有保护和促进新文学发展的考量。唐弢先生集外文《读词闲话》的发现，对文学史来说别具意义。这则集外文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对古典诗词的理解，另一部分是对正文的“补记”：“自从我弄弄新文学以来，已经宣告和旧文学脱离关系，立誓不再做诗、填词了，自然也不会再弄词话这一类东西”，“从此以后，在文言文，自文言诗词里，再也不会找到我了”。话说的很绝对，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做到，《唐弢文集》第三卷就收有唐弢先生1935年后创作的大量的自由体诗、旧体诗、词”。看来，他的想法和实际做法之间存在着不小差异，显示新文学作者的个人趣味与提倡新文学的立场之间存在着某种分裂状态。尽管唐弢先生不赞成将现代作家的旧诗词作品纳入现代文学史范畴，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的披露，文学史研究就不能对这一文学现象视而不见。

　　诸如此类的补充、修正文学史的史料在这部文集中还有很多，如为新月派诗人沈祖牟编制诗作目录，梳理其履历、考证其文学活动，辑录其21首佚诗等，使诗人沈祖牟重回读者视野；又如发现作家蹇先艾早期55首诗歌，确认了这些诗歌的水平与在1930年代诗歌中的地位，我们由此对蹇先艾的诗人身份有了新的认识。

　　作家的身份、交游、日常生活状态及其雅趣，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读者对作品内容和作家风格的理解。本书中一组“作家逸事考”很有意思。《卞之琳“单恋”张充和？》中说，卞之琳曾经单恋张充和，为此写了《断章》。张充和也承认“他这首诗是写给我的，我当时就有点知道”。如果没有宫立对卞、张逸事的发掘，谁会想到它首先是一首单恋心曲，至于关于哲理和诗艺的解读，则是后来的事。

　　关于《吴宓致杨开道函》，释读之余，作者补充了吴芳吉孙女吴泰瑛著《白屋诗人吴芳吉》中吴宓的逸事：“为了纪念吴芳吉，吴宓等倡导在诗人的家乡白沙创立一所白屋文学院”；“为了挚友的足迹，1949年，吴宓来到重庆大学、湘辉学院、勉仁学院等院校任教”；“1956年春，吴宓到成都参加省政协会回到重庆途中，特意在江津车站下车，看望吴芳吉的长子吴汉骧一家，并在吴芳吉工作过的校长室停立良久，满目伤感”。一代痴情诗人的面目跃然纸上。

　　俞平伯酷喜昆曲，假日，总是“携一篮，中置笛子曲谱与水瓶茶杯之属，偕夫人公子暨笛师，到校后圆明园废墟中大吹大唱，往往流连终日”。

　　诸如此类的故事，是现代的“世说新语”，是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景，对理解现代文化乃至现代文学而言，均有不可小觑的价值。

　　现代作家的身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仔细考察可见，这些作家大都是“业余作者”，其正业，或是大学教授，或是报刊编辑，或是书店老板等。《作家“上课记”》中提到的作家，有的是专职教师，如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有的曾在一个时期当过教师，后来从事其他职业，如孙犁。曹禺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书期间，曾创作代表作之一的《日出》，剧作最后有一段充满寓意的夯歌，是工人打夯时唱的。为了录制夯歌曲谱，曹禺将工人请进校园，现场演唱，又请好友、音乐教育家施以纯记谱、整理，圆满完成了《日出》最后的剧情。朱自清散文语言的规范性，源自他当过中学、小学教师，写作过程中不由自主地以学生为潜在读者对象。沈从文在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西南联大教小说写作，同一个题材用不同的形式反复写，以此示范小说表达的多样性。现代作家的这种双重身份影响着他们的创作，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总之，在本书中，宫立以文化的视角看文学，以作家的日常生活、精神生活为起点审视其创作，之后才是在审美和历史语境中判断作家的文学史地位。我们相信，这些工作，对于呈现一部更丰富立体、更有细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大有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