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该如何重读西方经典？

　　█西方经典演绎的世界观是西方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对其历史进步性应予以一定肯定，但是西方世界观往往体现了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其涉及的神话、宗教和理性等折射的都是西方价值和利益。

　　█通过对西方经典的历史性研究，可以更好地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及其特点，尤其是认清西方政治、经济及文化等领域的核心问题源自其本身，明确西方经典思想都是为解决当时问题而提出的。因为这既源于对历史发展的总结，也源于对现实问题的研判。

　　█重读经典不等于依附经典，理解西方不等于模仿西方，思想的自主性来自于深刻的现实感知与全球视野的交汇。在这个意义上，“重释”“重读”为当代中国乃至更广泛的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知识实践模式：在世界结构中寻找自身位置，在思想交锋中锤炼问题意识，在重读与重构中实现发展观的突破。

　　2024年，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的《大学小课：重读西方经典》正式出版发行，很快就引发社会强烈反响和持续阅读热情。由此，一个阅读现象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国力强盛，经济实力、科技创新、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全方位跃升，为什么还要重提再读西方经典？为什么这么多读者尤其青年读者重新投入到对西方经典的阅读当中？今天，我们又该如何重读西方经典？

　　当下的国际形势深刻复杂，大国博弈深入演进，全球治理体系遭遇严峻新挑战，我们的外部环境也日益复杂尖锐。正因如此，在当下时刻重读西方经典也就尤为有意义。《大学小课：重读西方经典》基于多学科、跨学科视角阐释西方经典，揭示了西方经典深层思想及内在逻辑联系，且重视其现实影响并始终坚持中国立场和观点。可以说，该授课实录为跨时空的思想政治教育高校“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贡献了智慧，或许正是它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原因。

　　如何重释西方经典

　　西方经典多数因其叙事复杂、思想深邃，抑或是翻译的问题，总是显得晦涩难懂。对于没有相关的专业背景的读者，初读就会陷入不知所云的境地。《重读西方经典》不是理论堆砌，因为它在论述上没有搞从理论到理论的一套，也没有刻意把西方理论复杂化和神秘化，而是努力将西方理论简单化，甚至是以生活化的语言呈现，进而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从这个角度来看，《重读西方经典》对西方经典思想进行了“降维”，推动其走向大众化、平民化、通俗化。如强调对西方文明而言，“真正的文化问题在于如何将犹太教与基督教文化里的信仰、信心、良心变成信用，并将信用变成债券与股票”；指出“西方今天主导全球化的主要能力在于资本和战争”，这无疑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了16世纪以来西方文明（或西方式现代化）造就的世界体系主要特征。

　　在阐释西方经典思想的同时，作者不忘通过穿插点评不同时代的中国理论与实践，以中国化方式解读西方经典思想内涵，进而破解西方理论的逻辑思维并实现了知识体系的转化。这些方法有利于读者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的根本性区别。毕竟西方悖逆了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而五千年的历史表明中国代表了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道路。尽管中国在历史上曾短暂出现过落后的问题，但这只是发展方向的偏离，而并不代表中华民族缺乏应有的聪明和智慧。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革命的成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和中华民族面貌，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发展进程，进而带动了世界发展道路的多样化。作者进一步强调指出，“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够跳出马克思和熊彼特所说的资本主义体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创一个全球市场经济，我们就会超越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并建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西方经典思想具有一定独立性，但又有所关联乃至彼此纠缠，展现了一种微妙复杂而深刻的联系。《重读西方经典》解读的十几位西方思想家涉及的领域较为多元，涵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军事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多个学科。上述西方思想家生活在不同的时空，其关注的领域和提出的思想理论各有侧重，但是作者在解读中没有以孤立或碎片化的方式进行呈现，而是坚持联系思维、系统思维以及辩证思维，进而清晰地展现了西方经典思想发展脉络及其内在逻辑。如第一篇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及克劳塞维茨等思想穿插介绍，实现了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明、国际关系等议题的有机衔接；即便是在论述熊彼特、萨缪尔森、弗里德曼三位外裔美籍经济学家时，也基于各自学术渊源、个人发展、时代背景、彼此思想关系以及对我们的启示等角度，阐释他们的思想价值与历史影响。

　　通过作者对西方思想家的演进式阐释、比较式分析、融合式解读，我们可以有效地突破思想的时空界限，进一步了解西方不同时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关系。如作者指出，马克思为中华民族带来了自由意志，也就是斗争精神；“我们的工作就是立足中华文明五千年这个深厚的根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此相对应的是，黑格尔哲学中关于现代性的核心就是“劳动与斗争”，而资产阶级一旦以财产的等级制度代替了旧的压迫制度，其就放弃了斗争的现代性，进而沦为“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西方经典虽然是历史的产物，但也蕴含了跨时代的意义，尤其是其所承载的思想不少仍在当代激荡。重读西方经典的过程无疑是一场历史与现实的隔空对话，重在谈古论今、促进感悟和解决现实问题。在《重读西方经典》这场“课堂”和“纸上”对话中，有对西方特定思想进步性的肯定、局限性的揭示以及缺陷的批判，有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演变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认知和现实评价，有对历史和全球视野中的中国道路与第三世界道路的认知和比较，有对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历史认知与当代点评，等等。可以说，透过对西方经典的历史性研究，可以更好地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及其特点，尤其是认清西方政治、经济及文化等领域的核心问题源自其本身，明确西方经典思想都是为解决当时问题而提出的。因为这既源于对历史发展的总结，也源于对现实问题的研判。

　　因此，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清醒认识，不能落入其理论或价值陷阱。只有真正了解西方、了解资本主义，才能够掌握西方政策的多变性背后因素，才能坚持自身的发展道路不动摇，并形成科学的应对策略和道路自信。

　　如何重新认知西方经典

　　所以，我们观察西方经典可以有更为多样化的视角、方法以及评判标准等，对西方经典可以形成更深入的辩证认知和客观认知，进而更好地把握那些仍在影响和塑造当代西方世界的西方思想。

　　马克思曾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西方经典不仅是著者思想的承载工具，而且打上了著者生活时代的烙印，需要通过战略思维和意识穿越来解读其蕴含的时代观念。因而，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到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每一部西方经典都与其相对应的时代密切相关。如17世纪以前古希腊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基础上，呈现了一种保守和静态的时代观。黑格尔基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欧洲提出的自由观、国家观、共同体观等，不仅是一种哲学思考，更是一种对时代变革的及时回应。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感知到“欧洲时代”转向了“美国时代”，其原因在于西方的自由伦理经过新教伦理的洗礼，走向美国式资本主义。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精神与犹太教文明的联系，认为犹太人掌握了美国经济命脉，这不仅是对19世纪美国的论断，而且也是对21世纪美国的评价。因而，深刻把握西方经典承载的思想，无疑是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资本主义时代变迁密码。

　　当今时代呼唤可持续的和平与高质量的发展、持久的公平与正义以及有效的治理与协作。这不仅是全人类的共同意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国界、民族、种族、宗教、性别等界限。目前来看，实现上述目标有着一定的难度。究其原因，其中既有国际形势严峻复杂的因素，也有全球北方不配合的因素，还有全球南方尚待进一步加强团结合作等因素。我们要吃透当今时代变化中的西方的保守性、民粹性及进攻性，尤其是美国时代的结束、西方主导世界的逐步落幕带来的西方世界深刻变化，进而对西方“时代乱象”做出更清晰的判断以及相应的战略应对。

　　世界是什么、世界的演变方向其特征是西方经典研究的核心内容。《重读西方经典》开篇就以音乐剧《悲惨世界》为引子，贡献了“他们站在新世界歌唱，歌声变成了人类最后的共同体”这样的气势磅礴句子。通过解读西方世界发展演变尤其是涉及西方对宇宙、人、社会和自然的理解，无疑为我们认识历史及当代视野中的世界变化打开了一扇窗户。

　　西方经典演绎的世界观是西方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对其历史进步性应予以一定肯定，但是西方世界观往往体现了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其涉及的神话、宗教和理性等折射的都是西方价值和利益。如中世纪的欧洲世界观建立在宗教基础上，而文艺复兴则推动去除神权束缚以及对个人主义的推崇，并使得欧洲列强在“地理大发现”中的物质贪欲全面暴露。尤其是从16世纪开始，西方基于对外扩张不断发展资本主义体系，其第一特征就是“划分出世界的中心和外围”。而在这一波世界扩张进程中，西方日益成为逆全球化的代表，并通过劫掠、战争等手段抢夺财富、获得原材料和市场，进而一步步构建殖民帝国并塑造了不公正的世界秩序。通过对西方扩张及其背后政治的观察，作者指出“西方的经济和政治都是战争性的”，其目的是“维持统治的平衡”。这与列宁的思想“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不谋而合。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对西方经典蕴含的世界观深入解读，不仅有利于我们把握西方世界观运行逻辑，而且也有助于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进而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应进一步超越“文明冲突论”“修昔底德陷阱”等旧说，推动国际社会打破零和思维，加大平等对话和友好协商，推动全球治理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协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西方经典中，发展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理论演进而不断深化。其源头是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等，上述经典均重视“看不见的手”，突出分工、贸易及薪酬分配等因素，进而推动自由市场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核心理念。西方经典体现的发展思想，涵盖了对劳动价值、剩余价值、人口理论等议题的认知，对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看法，以及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依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多重理论，进而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体系。这个体系既有继承和发展的情况，也有批判和否定的情况，还有不同思想跌宕起伏的情况。所以说，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演进，呈现了开放性、融合性及创新性的特点，这反映了资本主义的自我变革能力。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理念决定了其对外扩张的内生性以及输出发展模式的执着性。当然也要看到，各国发展模式从来都是多种多样的，西方化不等于现代化，强行移植西方发展模式不仅不会成功反而会带来严重后果。

　　冷战结束以来，“历史终结论”“华盛顿共识”等西方理念在实践中持续遭受重创，陷入破产境地。与此同时，不少发展中国家在深入探索中逐步实现从西方化到本土化的转变，进而开创了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这是因为，不少发展中国家认识到，资本主义从来都不是“温和的”“有同情心的”；国际分工也不是天然公平公正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剥削性和压迫性。发展中国家如果放弃理论主动权并盲信西方经济思想，就只能培育殖民地发展理论，而不可能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此外，资本主义体系绝不是一个同步现代化的共同体，西方更不会贯彻“承认的政治”。尤其是第三世界受自身资源禀赋、西方干预等影响，在发展上面临“靓女先嫁”的困境，资源越多、发展越快的发展中国家就可能遭到西方国家更多的压榨和剥削。因此，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以及构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努力，已经并将继续获得全球南方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

　　跳出“西方中心论”

　　可以说，当下的“重读”西方经典，我们完全可以跳出“西方”言说的窠臼，以更为宏阔的视域去深度探及那些“用以比照中国的经典”。

　　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发展理论将“第三世界”视为经济学意义上的“他者”，忽略了其丰富的思想资源与发展实践。然而，从依附学派的理论创新，到中国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第三世界学者与国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不断丰富全球知识体系。正如埃及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萨米尔·阿明所强调的，真正的知识解殖不仅是去中心化，更是承认“边缘”之地的思想生产力。这种去殖民的学术姿态，也体现在非洲经济学家朱利叶斯·尼雷尔、拉美思想家费尔南多·卡多佐等人对“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深刻思考中。他们强调国家在发展中的主导角色，批判性地继承西方理论，以建立自主、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萨米尔·阿明所倡导的依附理论，为理解“第三世界”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提供了深刻洞见。他指出，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并非自然状态，而是资本主义积累机制中系统性边缘化的结果。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构成一个“中心—外围”体系，西方国家依赖对外围国家（主要是亚非拉“第三世界”）的资源掠夺、劳动剥削和市场控制维持其发展。阿明提出“去依附”（“脱钩”）概念，主张发展中国家应摆脱对西方发展模式的依附，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自主现代化道路。这一理论的根本关切在于恢复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能动性，重构独立的知识生产与政策思维体系。

　　在重新思考现代性的过程中，第三世界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视角。西方现代性强调个体理性、市场经济与自由民主，而第三世界的现代性则更注重集体福祉、国家主权与社会公正。在阿明看来，现代性不应只有一种形态。西方“中心”的现代化路径未必适用于所有国家，必须因地制宜地进行理论修正和制度革新。

　　根据依附理论学者的观点，南方国家的发展滞后根源于其在资本主义世界等级体系中的低层地位。这一剥削过程的核心是工业化核心与被压迫外围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链。这一论点隐含着这样一种认识：作为系统外围的落后国家，缺乏在孤立状态下对抗发达核心有组织、有协调的垄断剥削的能力。为解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问题，阿明主张通过强有力的政府支持，包括实施配额和关税控制等壁垒，以确保国内产业的生存。此外，这种中心—外围结构要求南南合作，以作为核心与外围国家之间剥削性经济关系的可行替代方案。由此，亚非团结运动为依附理论的实践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

　　自1955年万隆会议以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加强合作，提出了“反殖民、反帝国、谋发展、求独立”的集体诉求。特别是在文化层面，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合作成为典型案例。20世纪50～60年代，中国与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等国通过互办电影周、互派歌舞艺术团、互派留学生等途径开展了大规模的文化交流。这种由政府资助、监督、主导并由人民实践参与的文化外交，不仅增进了彼此理解，也促进了南方国家之间的文化自主。这种合作超越了文化的“传播”逻辑，构建了一种去中心化的“文化对话”空间，契合了阿明“去依附”理念中“文化自主”的要求。这种文化联合并非单向输出，而是在“全球南方”的框架中寻求互鉴与共识。它既是对殖民知识体系的反拨，也是对“现代性”话语权的再造。

　　资本主义体系绝不是一个同步现代化的共同体，西方更不会贯彻“承认的政治”。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面临“靓女先嫁”的困境，即资源越丰富、发展越快，反而遭遇更多剥削与打压。这种“惩罚式发展”逻辑，使得许多国家在短暂经济增长之后陷入新一轮的依赖与失衡。此外，西方主导的知识体系在学术出版、数据生产、国际组织话语等方面长期垄断“看世界的方式”，使得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物质层面被边缘化，更在认知与解释权上处于不利地位。忽视第三世界的思想传统与经验教训，往往导致理论与现实的严重脱节。因此，“去依附”不只是经济策略，更是一场深层的知识解殖工程。发展中国家如果放弃理论主动权并盲信西方经济思想，就只能培育殖民地发展理论，而不可能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

　　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正是试图重构国际合作的平等逻辑，打破“中心—外围”结构。通过加强与非洲、阿拉伯世界、拉美等地区的合作，中国不仅输出技术和资本，更注重文化共建与知识互鉴，从而推动全球南方国家集体崛起。值得指出的是，阿明的依附理论并不主张对西方思想全盘否定，而是提倡将其放入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中重新定位。正如《重读西方经典》所表现的姿态那样，其既不拒斥西方思想的批判张力，也不将其神圣化为绝对真理，而是以之为工具，在中国当下的问题语境中激活其生命力。如此，经典不再是遥远的文本遗产，而成为面向现实与未来的思想资源。

　　从“第三世界”的立场出发，当下对西方经典的重读不仅是一种方法论的补充，更是对全球思想格局中“话语权”重构的主动介入。它提示我们：重读经典不等于依附经典，理解西方不等于模仿西方，思想的自主性来自于深刻的现实感知与全球视野的交汇。在这个意义上，“重释”“重读”为当代中国乃至更广泛的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知识实践模式：在世界结构中寻找自身位置，在思想交锋中锤炼问题意识，在重读与重构中实现发展观的突破。

　　《重读西方经典》是一本授课实录，读罢此书十分疲惫，犹如一动不动地听完了韩毓海教授一场旷日持久且酣畅淋漓的演讲，期间没人强迫，但读者却无法掩卷，其中有经典本身营养的原因，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作者以直陈、松弛的叙事完成了极具说服力的说理实践。尤其对于青年，可以说读懂《重读西方经典》，是完成了一场精神上的跋涉，实现了对现当代中国在思想上和认识上的深度认知。

　　（本文作者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生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