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之旅”中，青年一代该如何安顿自己的人生

　　■本报记者  陈菁霞

　　2026年4月，学者廉思推出新著《无图之旅：一代青年的自我寻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这是他自出版《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2009年）、《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2012年），时隔十多年后再次直接面向青年写作。在《无图之旅》中，廉思及其团队选取了网络主播、快递小哥、青年程序员、基层公务员、青年产业工人、高科技人才、小镇青年等十大青年群体，采用“非虚构人物故事+群体调研报告”的双线结构，在对这些青年职业图景不同切面的呈现中，观照当代社会这一主流群体职业状态的复杂性。

　　作为一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青年研究学者，廉思被誉为“中国新兴群体的瞭望者”。他以深入田野的调查著称，并创造了多个广为人知的社会学概念——“蚁族”让“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进入公共视野，“工蜂”关注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生存状态。此外，他还提出了“洄游”“蜂鸟”等社会学概念和“拐点一代”“战疫一代”等青年代际划分。

　　在廉思看来，青春从来不是单一的模样，也无法被某种标准定义。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他希望通过新书《无图之旅》，将青年从外部标签化、符号化的想象中解放出来，归还给具体的个体、真实的经验和丰富的感受。从回到“人”的具体经验这一前提出发，他将这些散落的个体感受连接起来，从而看到其背后的共同机制，即更大的制度结构和时代逻辑。

　　面对“无图”时代，廉思给青年的建议是：重建行动尺度，关注自己能力的成长、关系的稳固、兴趣的培养、心理的健康；学会低成本试错。行动的目标不是完美，而是增量积累和自我认知；培养“生命多元主义”思维。理解生活和成功的多样性，人生不必只是一条向上的赛道，而是可以有宽度和深度的展开。这样，青年才能在不确定中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活出真实的价值。

　　就数智时代青年的职业生存状态及发展困境等问题，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廉思。

　　通过青年理解中国社会的转型

　　中华读书报：您最早进入公众视野是因为关注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和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生存状态，提出“蚁族”“工蜂”等概念。到这次出版新作《无图之旅》，聚焦数智时代青年的职业生存状态，青年是您一以贯之的关注和研究对象。能否谈谈您这些研究的内在发展理路？以及其后的核心关切？

　　廉思：如果把我十几年的青年研究连起来看，表面上研究对象在不断变化，但背后还是有一条比较清晰的线索，就是通过青年去理解中国社会的转型。

　　青年是社会变迁最敏感的感受器，也是时代压力最先抵达的地方。我研究青年，实际上是在研究现代化进程中人与社会的关系。我始终关心的是：一个年轻人如何在时代中安放自己？为什么努力了却依然焦虑？为什么机会看起来变多了，确定感却变少了？为什么社会越强调自我实现，个体反而越容易陷入自我苛责？这些问题背后，是现代化进程中非常深刻的命题：当社会快速变化时，个体如何获得稳定的意义感、尊严感和未来感。

　　我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现被遮蔽的群体”，把那些不在主流叙事中的青年带到公共视野中来；第二阶段，是“解释群体处境背后的结构”，不把他们的困难归结为个人能力不足，而是看到教育、就业、城市、住房、阶层流动等制度性因素；第三阶段，就是现在更关心“时代精神谱系”的变化：青年不只是缺机会、缺资源，也缺一种可以解释人生的叙事框架。今天的很多青年不是不努力，而是不知道努力之后通向哪里；也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不知道如何在高度不确定的社会中确认自己的价值。

　　归根到底，我是希望通过青年重新理解这个时代，并在理解中为他们争取合理且有保障的发展环境。青年研究如果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是不够的；如果停留在政策建议层面，也是不够的。它还应该进入更深处，回答一个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究竟要为青年提供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可能。

　　中华读书报：最近在网上看到您的一句话“写下被时代忽略的声音，是研究者的本分”。这种对现实的关切和人文关怀，也是您系列青年研究的初衷吧？

　　廉思：社会研究不能只关心那些已经被看见的人，也不能只研究那些被统计、被报道、被表彰的群体。需要研究者靠近的，往往是那些处在边缘地带、过渡状态、模糊位置中的人。他们未必最悲惨，也未必最耀眼，但他们身上常常藏着时代最真实的纹理。

　　所谓“被时代忽略的声音”，也不一定是完全沉默的声音。今天社交媒体很发达，每个人似乎都有表达渠道，但能表达不等于被理解，能发声不等于被倾听。研究者的工作，就是要穿过这些碎片化的表达，听见其中深层的回声。

　　社会学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把个人困扰转化为公共议题。一个年轻人失业，可以被说成能力不够；一批年轻人都在就业中感到无力，就必须追问教育体系、产业布局、劳动制度和社会评价体系的问题。一个年轻人焦虑，可以被说成心理脆弱；一代年轻人感到前途不确定，就必须追问这个时代有没有提供稳定的预期和多元的路径。

　　人文关怀不是同情。真正的人文关怀，是认真对待别人的处境，不急着评判，不轻易归因，不把人生压缩成一句“你不够努力”。研究者要有一种基本的诚实：我们要承认，很多个体困境并非由个体自己造成的；很多人的挣扎，不是因为他们不够优秀，而是因为他们恰好处于时代变化的夹缝里。

　　“无图之旅”中，

　　青年一代如何安顿人生

　　中华读书报：您提出的“无图之旅”这个概念，精准地概括了当代青年在快速变化社会中迷失方向的集体感受：旧的成功路径正在失效，而新的路径尚未形成。书中指出，“无图”并非个人缺失，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时代处境。“无图”作为一种结构性处境，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和我们过去常说的“迷茫”有什么本质不同？

　　廉思：“迷茫”更多是一种心理状态，而“无图”是一种时代处境。迷茫强调的是个体不知道怎么选择、怎么行动、怎么规划；而无图强调的是，个体过去赖以选择、行动和规划的那套坐标系正在发生变化。也就是说，问题不是年轻人心里没有方向，而是他们面对的世界本身变得难以绘图。

　　过去青年的人生路径相对清晰：好好读书，考上大学，进入单位，买房成家，稳步上升。这个路径不一定对所有人都公平，也不一定人人都能走通，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种可以想象的秩序。一个年轻人知道自己为什么努力，也知道努力大概会通向哪里。今天的问题是，这套路径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它的解释力下降了。读书依然重要，但学历不再自动兑换稳定人生；进入大城市仍有吸引力，但成本越来越高；努力很有必要，但努力与回报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

　　所谓“无图”，就是旧地图还在，但路况变了；新地图正在生成，尚不完整。青年不是没有选择，而是发现选择太多、风险太高、代价太大。很多人站在人生路口，手里拿着上一代人的地图，却面对着完全不同的地形。这和过去的“迷茫”有本质不同。过去的迷茫，往往是在一个坐标相对明确的社会中寻找个人方向；今天的“无图”，则是在社会本身快速变动中重新理解人生。

　　“无图”也不意味着国家没有蓝图。恰恰相反，今天中国发展的方向、民族复兴的目标、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是清晰的。但在宏大蓝图之下，具体到每个青年如何就业、如何生活、如何成家、如何发展、如何确认自我价值，仍然需要绘制自己的“局部地图”。很多青年的焦虑，正是发生在宏观确定性与微观不确定性之间。

　　因此，“无图”不是一句悲观判断，而是一种时代诊断。它提醒我们，不能把青年困境归结为心理问题、意志问题或价值观问题。理解“无图”，就是要承认当代青年面对的是路径转换期的压力。对青年工作者来说，重要的不是告诉他们“别迷茫”，而是帮助他们提高识图、绘图和改图的能力。

　　中华读书报：青年群体面临的“无图之旅”和以往您研究的“蚁族”“工蜂”群体相比，其背后折射出哪些时代的深层变化？

　　廉思：“蚁族”“工蜂”和今天的“无图之旅”，其实对应着中国社会不同阶段的青年处境。

　　“蚁族”反映的是高等教育扩张、城市化加速和就业能力培养之间的不匹配。那一代年轻人相信教育改变命运，也相信城市能够接纳奋斗。他们的困难很具体：收入低、住房差、工作不稳定、城市融入难。但从精神状态看，他们有比较强的上升预期。很多人相信，只要熬过几年，就能改变处境。那是一种“苦中有盼”的状态。

　　“工蜂”折射的是知识劳动者在评价体系中的高压生存。高校青年教师看起来拥有体面的职业身份，但他们要面对科研考核、职称评聘、项目竞争、教学任务、家庭责任等多重挤压。他们的问题说明，进入相对稳定的体制或职业系统，也不意味着焦虑消失。现代社会的竞争，已经从体力劳动扩展到知识劳动，从就业机会竞争扩展到持续绩效竞争。

　　而《无图之旅》面对的青年处境更为复杂。它不仅是收入问题、住房问题、职业压力问题，而且是路径、意义和预期同时发生变化的问题。数智时代带来了几个重要变化。

　　一是职业稳定性下降。过去很多职业有相对清晰的成长阶梯，现在不少职业变成项目化、平台化、短周期化。年轻人难以判断一份工作能否成为长期生活的支点。

　　二是技术迭代速度加快。人工智能、算法平台、数字工具不断重塑劳动过程。越是站在前沿行业的青年，越容易感到自己随时可能被更新、被替代、被追赶。过去的竞争是位置竞争，今天越来越变成时间竞争和速度竞争。

　　三是社会比较被数字化放大。过去青年主要和身边人比较，今天则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和无数经过筛选、修饰、包装的人生样本比较。别人的成功被不断展示，自己的日常却显得粗糙而失败，这会加重青年对自我价值的怀疑。

　　四是上升通道的想象发生变化。“蚁族”时代，很多人虽然艰难，但仍然相信可以通过努力进入城市主流生活。今天，青年人相信努力，但也清楚地看到努力之外还有资源、家庭、关系、时代机会等因素。青年变得更理性，也更清醒；在更清醒的同时，也更沉重。

　　所以，从“蚁族”到“无图之旅”，我看到的是青年问题从生存困难逐渐转向发展困境，从外在匮乏逐渐转向内在不确定，从“如何进入城市”转向“如何安顿人生”。青年处境已经不是某些群体的局部困难，而越来越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普遍性的精神体验。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今天青年为什么既努力又焦虑，既清醒又疲惫，既渴望成功又害怕被成功叙事吞没。

　　中华读书报：鉴于当下考研考公内卷、灵活就业常态化、数字平台对青年的规训等社会现状，数智时代、就业寒冬，是不是让青年“无图”的处境变得更突出了？

　　廉思：确实如此。今天的青年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与十年前、甚至五年前相比，有了质的不同。考研、考公的内卷，本质上是一种标准化竞争的加剧：人人都在追求有限的优质资源，每一次考试、每一份成绩、每一个名额都被放大成决定人生走向的关键节点。这种竞争逻辑让年轻人很容易把自我价值和外部指标完全绑在一起，一旦达不到，焦虑和自我怀疑就会被放大。

　　与此同时，灵活就业常态化、平台劳动普及，让许多青年表面上拥有更多选择，实际上却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今天，你可以通过短视频创业、自由职业、外卖骑手、线上代运营等方式获得收入，但这些岗位的稳定性低、风险高、回报不确定。而数字平台对劳动的规训——算法调度、流量控制、评价体系、用户评分——让个体的生活被外部规则高度量化，甚至情绪、表达和社交都纳入了竞争逻辑。

　　在这种背景下，“无图”的处境被进一步放大。数智时代既创造了机会，也带来了更大的复杂性；就业寒冬不仅是经济现象，也是一种系统性压力，使得青年在路径选择、身份确认、生活安排上都感到前所未有的不确定和失重。

　　个体故事背后连接着更大的

　　制度结构和时代逻辑

　　中华读书报：您在书中记录了主播、快递员等十类群体的真实生存状态，既描绘了“35岁焦虑”，也戳破了“卷也未必赢”的现实，还将个体挣扎上升到结构性问题。您为何会选择聚焦这些群体，又是如何看待个体困境与社会流动通道变窄等宏观因素之间的关联？

　　廉思：我选择这些群体和人物故事，不是为了寻找极端案例，也不是为了制造某种情绪。我关心的是，他们能否代表当代青年职业图景中的关键切面。网络主播、快递小哥、青年程序员、基层公务员、青年产业工人、高科技人才、小镇青年等，看似差异很大，却共同构成了今天青年的劳动世界。

　　有的人处在平台经济中，劳动被算法调度；有的人处在技术前沿，时刻担心被新技术替代；有的人处在稳定岗位中，却承受着基层治理的复杂压力；有的人身处传统制造业，却面对技能升级和产业变迁；有的人通过互联网获得表达机会，却同时被流量逻辑裹挟……把这些群体放在一起看，我们才能理解今天青年职业状态的复杂性。

　　“35岁焦虑”之所以刺痛很多人，是因为生命周期与职业制度之间发生了错位。一个人到了35岁，本该逐渐积累经验、形成稳定能力、承担家庭责任，但在一些行业中，这个年龄反而被视为效率下降、成本上升、可替代性增强的节点。这反映的是劳动市场过度强调短期效率和即时产出。

　　“卷也未必赢”也不是一句牢骚。它说明过去那种“只要努力就能赢”的线性逻辑正在失灵。努力仍然重要，但努力已经不再是唯一变量。家庭资源、地域差异、行业周期、技术变化、平台规则、资本结构，都会影响一个年轻人的发展结果。

　　研究个体困境，不能停留在个体故事层面。一个快递员每天跑多少单，一个主播为什么焦虑流量，一个程序员为什么害怕被优化，一个基层公务员为什么感到疲惫，这些看似都是个人故事，但背后都连接着更大的制度因素和时代背景。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散落的个体感受重新连接起来，看到它们背后的共同机制。

　　当然，我也不赞成把所有问题都推给时代，好像个体完全没有能动性。要看到个体与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青年不是制度的被动承受者，他们也在调整策略、寻找机会、创造意义。但如果社会流动通道变窄，试错成本升高，资源分布不均，风险更多由个人承担，那么个体能动性的发挥空间就会受到限制。

　　所以，我们讨论青年处境，不是为了制造悲观，而是为了准确地识别问题。只有把个体挣扎放回时代中理解，我们才能避免把青年失败道德化，也才能找到有效的政策和社会支持。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让年轻人独自承担时代变化的代价。

　　中华读书报：调研中，有没有哪个青年的故事，让您印象最深刻、最触动？如果有，这个故事有没有改变您对当下青年“无图”处境的原有判断？

　　廉思：在所有调研案例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刘金成，这位“不愿转正的学徒快递小哥”。他出生于1999年，职高毕业，选择在某快递公司做学徒，而连续两年都没有转正。故事之所以打动我，一方面是他对劳动的态度，另一方面是他的成熟、幽默和对生活的把握。

　　他与师父的互动透露出他的智慧与自我安排，当站长问他是否考虑转正时，他淡然回答：“还是算了，我想更自由些。”这种选择看似随意，实际上是对工作强度、自由度、收入、生活节奏的理性权衡。他理解转正的收益，但也清楚转正意味着严格的规训和更长的工作时间，而学徒身份让他保留了自主安排生活的空间。

　　刘金成的成熟不仅体现在对工作节奏的把控，还体现在对同事和客户的观察。他不会因为客户态度不好而急躁，也不会被外界的比较绑住情绪。他知道，重要的是把工作做好，而不是用每一单、每一次绩效来定义自我价值。有趣的是，他在讲述这些规则时常带着幽默感，用调侃化解压力，他的幽默并非轻佻，而是他应对高强度劳动、复杂社会规则的智慧。

　　中华读书报：这本书的结构很有意思，是采用“非虚构人物故事+群体调研报告”双线结构。您曾提到力图找到“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观察路径，这背后是不是也有您多年来对青年研究方法的反思？

　　廉思：是的。传统学术研究强调概念、理论、模型和论证，这是重要的。没有理论，研究就会停留在经验堆积；没有结构分析，个体故事就可能变成情绪消费。但是反过来，如果只有理论，没有人；只有概念，没有生活；只有宏观判断，没有细节肌理，那么研究也会失去温度和说服力。

　　这些年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青年不是一个抽象变量，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很多真正重要的东西，无法直接被数据捕捉，却会在一个人的叙述、表情、停顿和生活细节中显现出来。

　　所以，《无图之旅》采用“非虚构人物故事+群体调研报告”的结构，是希望形成一种双重观看。非虚构故事让我们看见“树木”，看见一个具体的人如何在生活中承受时代；群体调研报告让我们看见“森林”，看见这些个体经验背后共同的社会结构。只有树木没有森林，容易陷入个案感伤；只有森林没有树木，又容易变成冷冰冰的宏大叙事。

　　好的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在个体生命和时代结构之间建立通道。我特别反感一种研究写法，就是先有结论，再去找案例证明。青年不是我们论证观点的材料，青年本身就是问题的出发点。研究者要有耐心，先让青年把话说完，先让生活呈现出它本来的复杂性。所以，“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是一种方法论要求。看见树木，是为了不让个体被结构吞没；看见森林，是为了不让个体独自背负时代问题。好的社会科学就是要同时保有这两种能力。

　　“三重张力”如何影响

　　当代青年的成长与选择

　　中华读书报：您提出当代中国青年正面临机会不均、风险放大、数字重塑资本形式这“三重张力”，并认为这些力量深刻影响着青年的选择与心态，您是通过哪些调研观察提炼出这“三重张力”的？在您看来，这“三重张力”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又如何影响了当代青年的成长与选择？

　　廉思：这“三重张力”是在长期青年研究中逐渐浮现出来的。做了30多个青年群体调研，我会反复遇到一些相似的问题：为什么同样努力的年轻人，发展结果差异很大？为什么青年越来越早地开始风险计算？为什么数字技术一方面创造机会，另一方面又制造新的门槛和控制？

　　第一重张力是机会不均。今天，青年拥有的机会比过去更多，但是机会的可获得性并不均等。一个青年出生在哪里，家庭能提供多少支持，所在学校和专业能连接什么资源，是否懂得某些隐性规则，这些都会影响他能否把机会转化为发展能力。机会看似开放，但进入机会的门槛并没有消失，有些门槛反而变得更隐蔽。

　　第二重张力是风险放大。现代社会把很多风险交给个体承担。教育选择的风险、就业选择的风险、行业周期的风险、住房婚育的风险、技术替代的风险，都压到青年身上。过去很多风险由家庭、单位、组织或共同体分担，今天青年常常要独自面对。于是，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学会了成本收益计算，学会了谨慎，学会了不轻易试错。这种谨慎不是天生的，而是风险环境塑造出来的。

　　第三重张力是数字重塑资本形式。过去我们讲资本，主要围绕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今天，数字社会正在生成新的资本形式，比如流量资本、算法资本、数据资本、可见度资本。一个青年会不会表达自己，能不能被平台推荐，能不能理解算法规则，能不能把个人特质转化为可传播内容，正在影响他的机会结构。数字技术表面上降低了门槛，给普通人提供了展示机会，但同时也建立了新的评价体系和竞争机制。

　　这三重张力之间是相互嵌套的。机会不均使青年害怕错失机会，风险放大使青年倾向于保守选择，而数字资本的兴起又进一步改变了机会分配方式。比如，一个小镇青年通过短视频平台获得了表达机会，看似突破了地域限制，但他能否持续获得流量，又取决于平台规则、内容能力、社交资源和算法偏好。再比如，一个程序员进入前沿行业，看似拥有高收入机会，但技术迭代风险和年龄风险也被同步放大。

　　所以，今天青年身上的很多矛盾不是价值观混乱，而是他们在三重张力中形成的现实策略。他们一方面相信奋斗，另一方面也承认资源重要；一方面想追求理想，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计算成本；一方面喜欢自由，另一方面又渴望稳定。这不是摇摆或两面性，而是复杂社会中的生存智慧。

　　在时代变化中

　　形成自己的内在尺度

　　中华读书报：现在阶层跃升越来越难，年轻人普遍有无力感。除了学术上的警示和呼吁，您能给普通青年一些可落地的建议吗？比如怎么在“无图”中找到自己的方向？

　　廉思：学术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揭示问题，如果研究最后只告诉年轻人“你很难”，那是不负责任的。但我也不赞成给青年提供那种成功学式的行动指南，好像只要掌握几条方法就能逆袭。那是另一种不诚实。我能提供的不是“保证成功的路线图”，而是一种行动意识的参考。

　　第一， 学会区分“外部限制”和“个人责任”。很多事情不是你一个人造成的，不要把所有失败都归结为自己不够好。但同时，也不能因为外界存在不公平，就放弃个人行动。成熟的行动者，既不盲目自责，也不彻底甩手。他知道哪些问题不是自己造成的，也知道自己仍然可以在哪些地方努力。

　　第二，从单一赛道思维转向能力组合思维。过去我们常常把人生理解为一条赛道。今天，单一赛道越来越拥挤。青年需要发展的是可迁移能力，比如学习能力、表达能力、合作能力、数字素养、情绪管理能力、理解复杂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不一定马上兑换成成功，但会提高一个人在变化中重新站起来的可能。

　　第三，建立自己的“小型确定性”。宏观环境不确定时，人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建立可依靠的秩序。比如保持学习节奏，维持身体状态，经营几段真实关系，保留一项长期兴趣，形成稳定的工作习惯。这些看起来不宏大，却能让人在不确定中不至于完全失重。一个人真正的韧性，往往来自这些日常秩序。

　　第四，避免被虚拟和现实的比较吞没。今天很多青年的痛苦，是来自每天看到别人好像都过得很好。年轻人要意识到，社交媒体上的生活大多是经过剪辑的，它不是生活本身。不要用别人的展示面来否定自己的真实面，人必须学会收回评价自己的权力。

　　第五，尽可能保持试错能力。试错不是鲁莽，而是有边界地探索。青年要有敢闯敢试的精神，但也不能盲目把全部身家压在一次选择上。比较合理的方式，是进行低成本、多轮次、可调整的试错。不要幻想一次选择决定终身，也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否定全部人生。

　　第六，重新理解“向上”。向上不只是收入提高、职位上升，也可以是能力变强、关系变好、心态乐观、生活自主、对世界理解更深。一个人如果只用外部指标定义向上，就很容易被外部评价牵着走，要在时代变化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内在尺度。

　　中华读书报：您倡导青年“重拾平凡的意义”“与失败握手言和”，但现在很多人把“平凡”当失败、把“和解”当躺平，您怎么看这种误解？普通人该如何真正做到与失败和解？这背后又有哪些学理支撑？

　　廉思：我提出“重拾平凡的意义”，不是要青年放弃奋斗，也不是劝青年降低追求。恰恰相反，我认为只有重新理解平凡，奋斗才不会变成自我消耗。我们今天的问题在于，把平凡污名化了，把普通生活看成一种失败，把没有成为少数赢家看成一种人生亏损。这种价值观是非常危险的。

　　一个社会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顶尖精英，也不可能人人都站在聚光灯下。绝大多数人会过一种普通生活：普通工作、普通家庭、普通成就、普通烦恼。但普通不等于低贱，平凡不等于失败。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认真工作，和家人朋友建立稳定关系，能够对生活保持责任感和感受力，这本身就有价值。

　　“与失败握手言和”也不是躺平。躺平是一种对行动的放弃，而和解是一种对自我的重新接纳。很多人失败之后，伤害他的不是失败本身，而是失败之后产生的羞耻感。他会觉得“我不行”“我完了”“我不值得被爱”“我没有价值”。所谓和解，就是要把失败从人格否定中解放出来。一个具体的人如何做到与失败握手言和？我觉得可以从几个层面理解。

　　首先，要允许自己承认失败。承认失败，是重新开始的第一步。承认“这次我确实没有做好”“这条路确实没有走通”，并不丢人。其次，要把失败具体化。不要说“我这个人不行”，而要问“这件事为什么没有成”。当失败被具体分析，它就从一种压倒性的情绪变成了可以处理的问题。再次，要把失败放回人生长程中看。人生不是一场单回合比赛。很多失败在当时看是断裂，后来可能变成转向。问题不是失败有没有发生，而是你能不能从失败中带走一点新的理解。最后，要恢复行动。哪怕只是恢复作息、整理房间、出去走路、重新投一份简历、和朋友认真聊一次，这些都是重新建立生活秩序的方式。

　　平凡不是失败的别名，而是大多数人生命展开的真实形态。与失败握手言和，也不是不再奋斗，而是不再用一次失败彻底审判自己。一个人只有不被失败摧毁，才有可能开始下一段人生。

　　跟随社会变化，关注新的问题

　　中华读书报：您研究了这么多青年的“无图”处境，您自己有没有经历过“无图”的人生阶段？您是怎么和这种状态共处的？这种经历是否影响了您对青年群体的观察视角？

　　廉思：坦白说，我自己也经历过很多次“无图”的阶段。早年在田野调研初期，我对社会和职业的理解非常有限，面对复杂的人群和纷繁的信息，经常感到方向不明、无所适从。这种状态和青年群体经历的“无图”不完全相同，但它让我深切体会到，当既有路径失效、又没有明确新路径时，心理和行动上的不安会如何累积。

　　我和这种状态共处的方法，主要有三个维度：第一，保持观察和记录。我会把困惑和迷茫视为研究素材，记录下自己的思考和遇到的情境。第二，接受不确定性。认识到短期内无法完全掌控人生路径，不是能力不足，而是环境所致。第三，寻求局部可控性。在大局不明时，我会先在日常工作、研究兴趣、学术写作中找到能够推进的部分，把每一个可控行动累积起来。

　　这种经历深刻影响了我对青年群体的观察视角。我更加敏感于青年焦虑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而不是归因于个体意志力不足；愈发理解青年在不确定中做出的策略性选择，而不是把不作为误读为懒惰；也逐渐体会到，青年需要的不仅是“建议”，也需要社会提供安全感、试错机会和可操作的路径参考。换句话说，我的“无图经历”让我在观察青年时，既能看到他们的焦虑，也能看到他们的努力与创造性。

　　中华读书报：最后，想问问您，未来您还会关注哪些新的青年群体或新问题？

　　廉思：青年群体本身是不断变化的，我也会跟随社会变化去关注新的问题。未来，我特别关注几个方向：

　　数字生态下的青年。AI、虚拟现实、元宇宙、算法平台等正在改变青年劳动、社交和表达方式。这些新技术带来机会，但也可能重塑身份、加剧焦虑、放大不平等。

　　新就业形态与灵活劳动者。短视频创作者、在线教育工作者、零工经济参与者等，他们的生活模式、社会保障、职业发展和心理状态都呈现新的问题。

　　青年心理、情绪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信息高度饱和、社交高度可视化的社会环境，对青年情绪、认同、行动意愿的影响日益深刻，这也是青年政策和社会治理亟需关注的问题。

　　价值观与意义重构。面对多元、复杂和不确定的社会环境，青年如何在理想、现实、职业、家庭、社交中重新生成意义，这是未来青年研究的核心命题。

　　我希望研究能够继续穿透表象，把青年困境、选择和价值观的变化，放回转型社会和时代背景中去理解。青年研究不仅是观察群体的生活状态，而且是理解社会发展、现代化进程以及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窗口。未来，我仍然会用田野、调研和文本分析的方法，去记录、解释、呈现青年与时代的互动，让青年在成长和试错中，都能看到自己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