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华：让读者嗅到诗人身上的气息

　　窗外，一簇簇一叠叠的榆钱儿缀满枝头，密密匝匝，挤挤挨挨，风过处，微微地颤动，仿佛在悄悄说着春的私语。

　　此番采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为诗歌而来。作为诗人的张清华，以华清的笔名写诗，新作《蜂拥而至》收录了他九十多首诗歌新作和近八万字的文学评论文章，诗作意象丰富，饱含对生命的深切关怀。作为评论家的张清华，近年来出版了《春梦六解》《诗歌的肖像》等作品，前者贯穿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通过分析宝玉之梦、贾瑞之梦、西门之梦、克劳狄乌斯之梦等文本，验证精神分析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适用，主张梦境解读须兼顾西方理论框架与中国现实语境。后者选择郑敏、徐志摩、海子、顾城等近三十位中国现当代诗人，解析《金黄的稻束》《再别康桥》等经典文本的语言密码，也追溯诗人的生命轨迹，以“同行者”的姿态剖析诗歌文本，追问文字背后诗人的精神处境，他将浪漫的诗情和理性的精神融入诗评和文学批评，构建了一个诗性与理性结合的文字世界。

　　张清华还是老样子，蜷曲的头发、浓密的胡子给他增加了几分艺术家的气质。想象曾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佳教师”的张清华，以磁性而质感的嗓音在课堂上充满激情地朗诵海子的诗，带领同学们一起高声诵读屈原的《离骚》和李白的《将进酒》，不免感慨遇到一位写诗、懂诗的好老师，真是幸运。张清华却感慨，即使从来没离开过校园，随着年纪增长，和学生也难免有了代沟。好在诗歌可以穿越时空、跨过代际，在多年的诗歌创作和研究中，他找到了一条“秘密通道”，就是“生命本体论的诗学”。自此，无论他的随笔、诗歌还是评论，无一不是围绕这一核心。

　　中华读书报：您从什么时候确立了生命本体论的诗学观？

　　张清华：1997年我就比较系统地讨论了海子的诗，意识到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复杂的诗歌观念，“诗歌是一场烈火，不是修辞练习”，是“一次性的诗歌行动”，这些观念与我正在读到的雅斯贝斯的观点非常一致，我意识到，诗歌不只是文本，更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现象学。1980年代后期我读到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当时似懂非懂；但到90年代又读了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些书，比如考夫曼的《存在主义》、雅斯贝斯的《存在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林中路》《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等，突然觉得有点懂了。后来我又读了史蒂芬·茨威格的《与魔鬼作斗争》，这本书至关重要，它讲述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三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德国诗人的生活历程，以及与他们的创作之间的关系。这些书让我在观察、理解食指和海子的过程中有了一点顿悟：他们为什么写出了如此令人心痛又让人倾慕的诗歌，是因为他们的命运带有很大的残酷性和悲剧性，但唯其如此，诗歌是对他们的生命经历和命运的投射。

　　在评论海子和食指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使用“生命本体论”的诗学，“精神现象学”的观察方式就是“生命本体论的诗学”，通过研究诗人的命运抵达诗歌，再返回来通过研究他的诗返回其命运。诗与人是可以互证的，这也可以看作是孟子“知人论事”传统的当代实践，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也有类似表达，而且和西方哲学家的观点是契合的。但是我不想将此绝对化，2004年底我调到北师大以后整理了一本学术随笔集《隐秘的狂欢》，里边就有一节叫《上帝的诗学》。这是我正式提出生命本体论诗学概念的一个标记。

　　中华读书报：掌握“生命本体论”这一抵达诗歌的“秘密通道”，是不是对批评家有更高的要求？

　　张清华：主要是体悟，能够把中国传统的文学观、批评观、生命观和现代的、西方的学术思想建立起内在的联系，非常自然地交汇，用波德莱尔的概念叫“应和”。你因何而感动？是为诗背后的人的生命处境而感动，因为从诗人身上照见了自己才会感动，因为人的命运都是相似的，按照存在主义的观念，“每个人都是必死的”，“存在是提前到来的死亡”，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会有哲学处境。在没有死亡命题出现的时候，人不可能考虑终极、考虑本质、考虑彼岸、考虑形而上，都是考虑世俗的眼下的问题。在必死的命运前，每个人的处境都是孤绝的、悲苦的，只有洞悉绝望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才能够在此基础上建立深刻的诗学。

　　中华读书报：所以在您看来处境对于诗人非常重要？

　　张清华：对。比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就充满了“此在”的处境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无助的“被抛掷者”，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的唯一处境。而且他写出了时间的“三度性”，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登临者都是孤绝的，都曾在，但都会终将不在。他们看似互相连接，但实则都是被存在本身区隔，面对着自己的孤绝处境。《春江花月夜》中，天地之间的一叶孤舟飘零在江上，这是无比美好的时刻，但是张若虚此刻感受到的，却是生命处境的孤绝，美丽而绝望，这是这首诗让世世代代的人感动的一个奥秘。

　　中华读书报：《诗歌的肖像》中的评论对象，有和您相熟的诗人，也有未曾谋面的诗人，二者的评论区别大吗？

　　张清华：认识的人更便于从生命经验的角度去接近他，因为有观察、有故事，更容易理解他们。我没有见过顾城，但是听周围的朋友谈起过，也读过很多怀念或批评他的文章，通过那些文字，会感觉到顾城是难以言说的。顾城的诗是两极的，从精神现象学的角度，即便不用长篇大论，也基本上能够感知到，他的单纯、软弱，与他内心的黑暗、复杂互为镜像，都折射在他的诗里。比如说经典化程度很高的《远和近》《弧线》《感觉》，这些都在人们谈论的视野，但是他另外的诗，比如《鬼进城》，便是在他人格高度分裂的状态下写出来的，这是他生命本身确实存在的一种状态，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完全读懂。我曾引用他一首诗《我的心爱着世界》，那一首诗里既有爱的温婉，也有残酷的寓言，刚好能够以“寓言”和“预言”的形式来揣度他。

　　中华读书报：您曾提到过读懂、读透一个作家才写。从1992年研读余华，读了十年才写了《文学的减法：论余华》，那么《诗歌的肖像》中的诗人，是读了多久才开始动笔？比如读海子的诗，是什么情况下觉得“读透”了？

　　张清华：海子去世不久，我看到他的一本很薄的诗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海子的价值。1996年西川编的《海子诗全编》出版，我读着读着就觉得被震了一下。那个时候虽然我写过“海子论”，但感觉并没有完全“读透”。比如说他的《天鹅》，“只有手指竖在墓地，如同十根冻伤的蜡烛”——他是在设想，自己死了以后还在绝望地爱着，大雪覆盖了自己的身体，两只手伸出了雪地，这简直太美太残酷了，如果没有从语言逻辑上读透读懂，当然不会感受到这种美。还有《祖国（或以梦为马）》，我曾在课堂上让学生一起高声齐诵，然后朗诵《离骚》的片段，再朗诵李白的《将进酒》，让学生感受汉语从古至今是否相通。学生们马上就理解了。

　　中华读书报：《韩东：诗即真，或另一种奇迹》写得就很放松。您怎么评价韩东和他的诗歌？

　　张清华：韩东是一个比较“阴鸷”的人，评论他需要冒着不被他轻蔑的风险，或者说即便被他轻蔑，你也有勇气去写，去战胜内心的惶恐——得达到这么一个微妙平衡再去写，才能够显得有信心。韩东的诗歌风格就是简约，从外到内，“诗到语言为止”，他绝不允许自己的诗里承载更多的隐喻性、抒情性、思想性等附加值。从他的角度看，诗的最高境界不是“善和美”，而是“真”。残酷是“真”的一部分，韩东是用残酷和近乎严苛的方式来表达“真”。在我们的时代，大部分人还以美善作为诗的标准，其实是停留在“幼儿时代”，如果离开了美善，诗仍可以是很高级的，波德莱尔就是例子；但如果离开了“真”，美善就变成了诱饵，韩东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中华读书报：能进一步谈谈吗？

　　张清华：还是观念上的差异。从波德莱尔以来，诗已不是浪漫主义之前的美善之物。波德莱尔的诗最核心的就是“真”，他写出了第二帝国治下的巴黎的混乱残酷，日常的丑，《恶之花》中大量的诗写人的欲望和阴暗的思想，塞纳河上的浮尸，衰老的妓女，残酷的形象；从波德莱尔到瓦雷里的《海滨墓园》，都是残酷的，是现代主义以来的诗歌最核心的部分。中国古典诗歌最高级的部分也是“真”，更具体地说是“颓废”，就是李白所说的“万古愁”，是《将进酒》中“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是“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是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如果从道德或从美善的角度，无从理解，只能从哲学的高度才能理解它们，所以“真”才是诗歌的最高形式。作为哲学范畴，“颓废”实际就是存在主义观念的核心：每个人都是必死的，都是孤单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古往今来，诗歌最能让人息息相通心心相印的就是这一点：万古之愁。用海子的话说，就是“让一群人成为一切人的同时代人”的那些东西。所以，诗的最高范畴以一个字概括，就是“真”，哲学之真。它对应的人的生命经验，在佛家那里是“寂灭”，在中国诗人这里就是“万古愁”。

　　中华读书报：写了那么多有趣的、生动的、鲜活的人和事，您觉得这本书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

　　张清华：不敢说它有多少意义，但它能够把读者带入到一个现场，能够在读到作品的同时嗅到诗人身上的气息，能够听见他在说话，看见他的言谈举止，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生命本体论的诗学。我希望能够拉近诗人和一般读者之间的距离，越过万水千山、观念的层层阻遏，让读者认识到诗人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也是有血有肉，有各种可爱的或是可笑、可悲、可叹的人生，只是他们对人生多了一些感受和诠释，但是他们的语言方式、他们对世界的态度足以对平常人构成一种风景或者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