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民族交融视阈下展开元代文学研究

　　“元代实在是被学界低估意义的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王瑞来《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元代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深度形塑了中国历史及中华文明的走向，而且，“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王先谦《东华录·雍正十五》），元朝对多民族大一统中国的形成意义深远。与其他朝代相比，元朝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民族交融的复杂历史语境。在以汉族为中心的传统视阈中，元代社会典型的多民族交融特征被认为是特殊的内容，远没有在元代文学研究领域或者更广泛、多元的古代文学研究中获得充分的关注与认知。

　　多民族交融

　　与元代文学的产生语境

　　“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史·地理志序》）蒙古人的世界征略导致了传统世界秩序的全面崩坏和人员结构的世界性调整，传统以汉人为中心的中原王朝转变成为人群结构极其复杂的大一统王朝，具有前所未有的多民族交融共存的特征。

　　人们一直用“四等人制”标识元朝，元代的“四等人”具有典型的多民族交融特征。蒙古人是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的“各有某种名字和专称的[各种]突厥部落，如札剌亦儿、塔塔儿、斡亦剌惕、汪古惕、客列亦惕、乃蛮、唐兀惕等”混杂着众多“有毡帐百姓”的庞大群体（罗贤佑《元代民族史》）；“色目人”一词源于“诸色目人”，《蒙古秘史》中汉语音译为“合里·亦儿坚”，意为“外部落（或外邦）百姓”“其他部落（邦）百姓”，现代蒙古语中，表示“陌生人”“外国人”“外国的”（胡小鹏《元代“色目人”与二等人制》），在元代落实为介于蒙古人和汉人之间的各种人（张帆《圈层与模块：元代蒙古与色目两大不同集团的不同构造》）；元代所称谓的“汉人”包括了北方的汉人以及汉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契丹、女真、高丽、渤海等人群，元代的“汉人、南人之分，以宋、金疆域为断，江浙、湖广、江西三行省为南人，河南省唯江北淮南诸路为南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

　　基于元代多民族交融并存的社会现状，包括中国传统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化所深玩熟观的世界由“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大一统特征转换为“器用各有宜，不必同轨也；文字各有制，不必同文也；国土各有俗，不必同伦也”（吴澄《送萧九成北上序》）的大一统社会情形。吴澄感叹：“当今天下一统，日月所照，悉为臣民，开辟以来之所未见。殊陬绝域，异服怪形，人所骇栗者时获目睹。”（吴澄《题梁湘东王绎贡职图后》）不仅是睢盱万状，难以描述的内容改变着元代文学的创作内容；还有吚嗢九译，无法传达的语言触激着元代作家的语言与书写，与此前藉由相对单一族群且是农耕文明而形成的话语系统、范式准则，或有深刻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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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元代文学的核心问题

　　元朝以武立国，作为统治者的蒙古人起初没有自己的文字，“今鞑之始起，并无文书，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赵珙《蒙鞑备录》）。元廷之上“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诸国之人”（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与中原一统王朝自汉朝以来遵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背景根本不同的是，蒙古人作为统治者并没有固然独尊的、且具排他性的一神教，“因为不信宗教，不崇奉教义，所以，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

　　正是这种多民族交融的元代历史语境，却出现了最须寻绎的问题，程朱理学首次在元朝被立为官学。如黄宗羲所指出：“有元立国，无可称者，惟学术尚未替。”（《宋元学案》卷首）色目人中的科考佼佼者马祖常描述当日多民族群体应试场景云：“延祐初，诏举进士三百人会试，春官百五十人。或朔方、于阗、大食、康居诸土之士，咸囊书槖笔，联裳造庭而待问于有司，于时可谓盛矣。”（马祖常《送李公敏之官序》）令人惊叹的不仅仅是多元族群士子同场科考的盛举，更令人感慨深切的是元朝前所未有的多族群士子文化交融的进程与成效。在元朝，连素来彪悍、且最不尚信义的突厥葛逻禄氏都能产生恪守儒家礼教、极善汉诗的廼贤，更遑论整个元代甚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坛都无法忽略的西域文人群体，所谓“我朝文化之洽，无远弗至，虽成周之盛未之有也”（危素《金台后稿序》）。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元朝那样族群如此多元，而文化认同的实现程度却又如此惊人。就这个意义而言，以多民族交融的视阈和方法去想见和探查元代多元族群日常往复的言传身教和不同文明、不同语言之间的训诂互释情境，不仅仅是打开元代文学研究的巨大空间，更可以为元代文学获得真实、客观评价与认定找到最有意义的着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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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元代文学的研究路径

　　作为一部着眼于元代多民族交融社会现状而推进的专题研究著作，拙著《多民族交融视阈下的元代文学研究》从元代文学核心问题、重要文人群体、典型个案、代表文体以及研究方法五个方面展开论述。在着眼于多民族交融立场和视阈观照元代文学的问题时，认为有纵、横两条路径。纵的路径是将元代文学放在与前后相关朝代的长时段通观境域中；横的路径则是将之“放置于中国传统与西方学术交汇的框架中，这是与以往历代学术史的最大区别之所在”（张伯伟《百年浮沉：现代学术中的古代文学研究》）。

　　就长时段的通观而言，站在多民族交融的立场看，宋元明的易代，对于传统中国乃至13-14世纪的世界格局而言，不是简单的朝代更迭，还是由农耕统治到游牧统治又回到农耕统治的反复切换。

　　至于将元代文学的研究“放置于中国传统与西方学术交汇的框架中”，其具体路径和做法，是立足于多民族交融视阈，借助多元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尤其重视从语文学研究出发，将文本的问题视作语言的问题，全面、彻底和准确地理解文本与历史，以此来推进元代文学的研究。以元代作家笔下很普通的“也里可温”一词为例，就其衍变和转写过程来看，它经过基督教文明、希腊—拜占庭文明、波斯文明等不同文明的相互影响；之后穿越中亚地区，进入蒙古大草原，融入草原游牧文明；最后以“也里可温”的面目进入汉文史册（殷小平《元代典籍中“也里可温”涵义试释》）。这种基于语文学的探查路径，或许是最有可能获得元代文学研究突破的有效路径。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在此意义上，从多民族交融视阈探讨元代文学，不仅是元代社会本来特征所决定，也可为我们在新征程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镜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多民族交融视阈下的元代文学研究》，邱江宁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即出）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