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鲁迅翁之笛》引发的论辩

　　鲁迅的形象出现于漫画层见叠出，在迅翁生前已不乏先例，然有一幅曾引发文苑论辩，即陈静生所作《鲁迅翁之笛》。

　　《鲁迅翁之笛》刊载在1933年10月20日《十日谈》第八期，画中鲁迅身姿矫捷神情自若，迈阔步吹笛而行，身后群鼠举旗紧随，个中体硕尾长之袋鼠敬擎摇铃，高祭“指导大纲”，形象组合很是滑稽乖张，用以隐喻当时左翼文坛唯鲁迅马首是瞻。作者陈静生四川籍，在沪从事漫画和连环画创作，技巧深受当时风头正劲的墨西哥画家珂弗罗皮斯影响。《十日谈》系文艺旬刊，老板“邵洵美”，中国美术刊行社发行，1933年8月10日创刊于上海，出至第四十八期，终刊于1934年12月30日，另发行过《十日谈号外增刊》和1934年元旦《新年特刊》。陈静生在邵洵美麾下参与该刊插图、撰文及编辑，乃邵氏得力帮手，还主编《世界晨报》副刊《每日漫画》，并供稿《漫画生活》《东方漫画》等刊物。

　　陈静生在绘《鲁迅翁之笛》的同时，尚撰文《毋宁说不是崇拜鲁迅》，文和画并列刊载在《十日谈》第八期第9页，既堪视为画之注脚，又恰是当时文坛生态错综复杂的佐证。《毋宁说不是崇拜鲁迅》言：“我爱鲁迅，在中学挨过屁股，几乎为了偷读阿Q正传的书遭斥退；但是毋宁说不是崇拜她的作者鲁迅翁。我曾在饮冰店的门口埋伏，为了偷窥而且画了他那骨气嶙峋的肖容。那三分钟的速写的失败的无勇，因为会见‘名人’是我心怕的惶恐。”“但是我贪心的读遍了我所能破悭囊购求的书报上的他的文章。此老一定会觉得那样的事很像阿Q吧：为了得一本华盖，我只得换上了遥远的乡间带来的老蓝布衣裳，连同一颗希望的心靖进了典当。可是我始终没有缘分同他谈话，见面，除了画上的照片。不过我也有我的私见。”文末表白：“我希望我没有偏见。”

　　《鲁迅翁之笛》甫刊出，曹聚仁在《涛声》杂志上撰文斥责。《涛声》系曹聚仁主办的周刊，上海听涛社编，群众图书公司发行，创刊于1931年8月15日，出版至1933年12月5日，是年底终刊，鲁迅曾为其撰稿数篇。曹聚仁在1933年11月4日出版的《涛声》第二卷第43期刊文批评《鲁迅翁之笛》：“十日谈第八期有一幅讽刺画，题曰‘鲁迅翁之笛’。画的题材取于西洋的古老的故事，说是某小城苦鼠患，悬赏求捕逐之者；忽有一异人携笛求见，自谓能逐鼠。乃鸣笛街头，群鼠应声以至，跳跃而去。作者的本要是讥讽今日中国文坛的一群小喽啰跟在‘鲁迅翁’的后头，只要鲁迅翁的笛声一起，无不盲目追随，如那故事中的老鼠一样。”曹文认为此画是故意曲解、羞辱鲁迅，而“以鲁迅先生之把自己看得很平庸，解剖别人，同时也解剖自己的态度，想吹起笛子来领导群鼠的野心，我想是不会有的”。进而又谓：“今日中国之文坛，不要说鲁迅翁之笛不足以使群鼠追随，即‘文艺复兴大师’，‘新文化运动’领导者那些大师，也只一马当先，后面并无别骑，比乌江的项羽还要倒痗。所以把今日青年，比作故事里的群鼠，也太小之乎视今日之青年了。”结尾还云：“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说:‘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迫切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不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我主张‘鲁迅翁之笛’那漫画底下应添注这一段话。”显而易见，曹聚仁的观点基于维护鲁迅道德人品声望之立场，同时亦热忱地表明对左翼文青的同情和声援。

　　随即，陈静生通过1933年11月20日出版的《十日谈》第十一期刊文《以不打官话原则而致复涛声》答辩：“聚仁先生：得读二卷四三期贵刊，特别是大作，至感佩。但本人欲发表意见四点。敢请以冷静眼光耐心一阅。（一），本人于丹青，外行。这是一枝秃管，其意不过，亦犹之乎鲁迅翁暨先生之操觚；并非‘不能已于言’而是想把它来表达一种主张或意见，再不然，杖触而已。十日谈除了它的特有锋芒而外，其可爱处在于正视，批判，敢怒，甚或讽刺现实，社会，人生，以及‘谈风月’之外的万象，不下于论语。因此本人爱她，读她，买她，且画她，她的出版代发行的‘老板’‘钱挣够了其人者，即邵洵美先生’……（二），我夸一海口，关于‘左翼’整个文艺政策历史地留心，也许您那时‘长衫’尚未‘脱下’，说不定你不在‘当教授’或‘圈点古书’，我求正式申明，更正，‘鲁迅翁之笛’，那画切不可认为攻击或讥诮任何人，而是对左联文艺政策一种否定的批判。惟因限于题材及典故本身，只好以群鼠的‘尾巴’总揽于袋鼠，象征作家指导大纲，夙东坡以庄子‘枯鱼之肆’，未尝有‘唯物史观’家的‘唯心论’来自承‘枯鱼’。况卡通之成其为卡通哉……（三），四百字文章，想系先生疏忽未看，其实对于‘鲁迅’为人，毋庸赘一词，除茅盾子夜，三人行，春蚕而又秋收，鲁迅的小品而外，反而叫青年人多少不符其更大之望想……（四），我国文艺向来政策如此在以为某在十日谈画画发表，则某与‘老板’有故无疑……”文末宣称：“最后我说：我是一切都爱，一切都不爱的角色，我不反对一切任何人，我不加入任何集团，更不怀任何成见，我不‘左’加进左联，我不右投靠‘蓝’衣社……”，坦言“敝人短于文字，而且太拙直。请海内外大家注意内在的金砭之言勿斤斤于咬文嚼字。不罪。”

　　须得一提的是曹、陈两人论辩之背景，在《鲁迅翁之笛》漫画出炉前不久，文坛刚巧经历过一桩争论龃龉，事出1933年9月《大晚报》向作家们征询为青年读者推荐读书的书目，施蛰存在印着表格的邮片上填写了《庄子》和《文选》，并加注 “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鲁迅见之颇不以为然，于1933年10月以丰之余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重三感旧》，批驳施氏观点，认为“排满久已成功，五四早经过去，于是篆字、词、《庄子》《文选》……现在我们又有了新的企图，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了”，之后，鲁、施二人各写了几篇相互辩驳的文章，施蛰存发表《〈庄子〉与〈文选〉之后》，阐述其推荐二书的经过和理由，还表示“临了，我希望丰先生那篇文章并不是为我而写的。”鲁迅继之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感旧”以后（上）》和《“感旧”以后（下）》。曹聚仁站队鲁迅一边，在《涛声》发表《论突围》，支持鲁迅“反对先生介绍《庄子》与《文选》给青年”。未久，《十日谈》刊载漫画《鲁迅翁之笛》，旁敲侧击点燃新的导火索，于是，话题转移至曹、陈间因该画而引发的新一轮论辩。

　　耐人寻味的是，相较曹、陈之间围绕《鲁迅翁之笛》的笔墨论辩，鲁迅本人对此事倒甚淡定，与前不久同施蛰存论辩时接二连三地著文截然相反，未向外界作任何公开表露，仅在1933年11月13日致曹聚仁私人信件中略予揶揄：“前在《涛声》中，知有《鲁迅翁之笛》，因托友去买《十日谈》，尚未至。其实如欲讽刺，当画率群鼠而来，不当是率之而去，此画家似亦颇懵懂，见批评而悻悻，也当然的。不过凡有漫画家，思想大抵落后，看欧洲漫画史，分量最多的也是刺妇女，犹太人，乡下人，改革者，一切被压者的图画，相反的作者，至近代始出，而人数亦不多，邵公子治下之‘艺术家’本不足以语此也。”

　　鲁迅与陈静生从未直接交往，相互间也素无芥蒂，且年龄上相差一代，故而，虽然陈静生的漫画多少失敬于鲁迅，但向来厚待文坛后生、寄希望于年青人的鲁迅，对陈静生的评价仍是相当平和、中肯。1934年4月9日夜，鲁迅在致魏猛克的信中谈及：“陈静生先生的连环图画，我很用心的看，但老实说起来，却很费思索之力，而往往还不能解。我想，能够一目了然的人，恐怕是不多的。”1934年12月13日鲁迅日记云：“午得陈静生信并漫画一纸，即为转寄《戏》周刊。”至于陈静生致鲁迅的信内容写了什么，所附漫画的题材是什么，鲁迅为什么要将该画作转寄《戏》周刊而非别的报刊，以及这幅画的最终下落，现今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似可推论，彼时的陈静生定然格外信赖鲁迅，并希冀得到鲁迅的指导和帮助，鲁迅果然不负托付，迅速予以转寄，且将此事记录于当晚日记，亦折射其为人胸襟坦荡，做事利索顶真。

　　围绕《鲁迅翁之笛》的那场论辩已过去九十多年了，从比较客观公允的历史角度和冷静理性的科学态度作梳理分析，论辩双方的共同点是直率、犀利，意在捍卫各自的观点，但在论辩过程中未免都存在一些误解或意气用事，因而产生了本非敌对阵营的互攻误伤，然究其更深层原因，乃双方社会观、文学观差异所至，加之当时左翼文化正遭受当局严厉查禁而竭力抗争，深陷困境处处警觉，舆论弓箭紧绷，与不同群体间的诋诘绝非孤例。具体而言，曹聚仁、《涛声》代表左翼自不消赘述，其实，《十日谈》、陈静生整体上也属中间偏左，声张民主正义，但前者更具有唤醒大众、变革社会的自觉和使命感，而后者更倾向追求言论自由、凸显个性解放之意念，所以公然表白“我不‘左’加进左联，我不右投靠‘蓝’衣社”，可是若再仔细咀嚼一番，显然又存在不可调和之矛盾，既然“我是一切都爱，一切都不爱的角色，我不反对一切任何人，我不加入任何集团，更不怀任何成见”，何来创作诸如《鲁迅翁之笛》这样的画挖苦鲁迅和左翼青年呢？且一方面自诩“不打官话为原则”，同时对“‘左’翼整个文艺政策”耿耿于怀。再者，或许陈静生作该画的出发点确无意贬损鲁迅本人，只是将鲁迅的形象当作一种艺术符号来运用，真正影射的对象是某些混迹于左翼的“钻营”者，但在当时社会各种思潮激烈博弈的严酷情形中，采取此种戏谑做法总欠妥。

　　曹、陈两人的论辩文章皆较通晓，一般读者读来大抵也不太费劲，大约有几处需做简要笺释：一，曹文中提到吹笛引鼠典故出自西洋，即格林童话，故事发生于中世纪时德国哈梅林小镇。二，曹文中所谓“文艺复兴大师”“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未具体点名，然已明确排除鲁迅，从行文语气和上下文联系推断，当暗指胡适；三，陈文中提及的“‘蓝’衣社”，系“三民主义力行社”（简称“力行社”）的俗称，1932年3月成立于南京，以右翼黄浦军人为核心的政治团体，由于诸种原因，当时社会上误传其为“蓝衣社”；四，陈文中提到“不下于论语”，此论语未加书名号系作者行文时省略，非古代孔子的《论语》，系指由林语堂等人1932年9月16日创办于上海的《论语》文学半月刊，1938年停刊，1946年复刊至1949年终刊，共出版177期。五，陈文中提到的“枯鱼之肆”源于古代寓言，出自于战国《庄子·外物》。六，纵观陈文全篇，不惟自辩，有几处尚含歉意、和解之诚。

　　行文至此，不妨再还原曹、陈两人论辩场景，这厢《十日谈》方鸣锣击鼓，那厢《涛声》即隔空声讨，未料传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袒护左翼，攻击中央”罪名查禁《涛声》，不得不于1933年末仓促停刊，论辩偬遽偃旗息鼓，否则，参与论辩者和论辩的持续时间会更广、更长些。诚然，历史就是历史，容不得假如。但毋容置疑，由《鲁迅翁之笛》引发的论辩，不啻已成为可资多维度研究鲁迅与当时文坛互动、文人心态及文化语境的镜鉴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