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新造大，表隐发微
《国语》是先秦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从三国时期开始就形成了代代不绝的《国语》之学。作为先秦的“语”类文献，《国语》广录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之“语”，兼具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学术价值。2025年12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郭万青教授整理的《国语校注本三种》，该书是作者深耕《国语》二十余年的结晶，也是先秦语类文献整理的最新成果。作为《国语》研究史上的集成之作，该书在版本梳理、异文校勘、章句训诂等方面皆多创见，系统融合了《国语》辑佚、校勘与训诂三方面成果。
该书在《整理前言》中详述了汪远孙《国语校注本三种》的体例、内容及价值，对三者引书情况作了具体说明。作者对《国语三君注辑存》《国语发正》《国语明道本考异》辑佚的来源文献、引文文献和征引文献，一一进行校核，并统计了“是也”“非”“误”“脱”“衍”“倒”等校勘术语在明道本和公序本中出现的次数，比对二者之后，得出了“清人在《国语》研究中，过度抬高了明道本版本价值”的重要结论。作者给予汪远孙的《国语》研究工作以高度评价，认为汪氏的《国语》研究在注解、旧注辑佚、《国语》校勘等三个方面皆卓有成就，在整个清代《国语》研究史上独树一帜。
《国语校注本三种》辑录了贾逵、虞翻、唐固等人的《国语》注解，条目撰述体例严谨，包含大量案语，是《国语》唐前旧注的精华所在，集中体现了《国语》汉魏古注的原貌。这些汉魏古注，对于研究《国语》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解读与接受，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在《国语》研究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国语校注本三种》在《国语》文本校勘、训诂和辑佚三个方面，均有重要成就。具体而言，《考异》是《国语》版本与异文校勘之作，《发正》专注于《国语》的章句训诂，《辑存》则有辑佚《国语》旧注之功。然而，作者在《国语校注本三种》的基础上，综合清人董增龄《国语正义》、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王引之《经义述闻》、俞樾《群经平议》以及近人张以仁《国语旧注辑校》等诸家之说，校勘尤为严谨细密，做到了《国语》不同版本间的异文有机呼应，得失共现于同一文本。
作者研究《国语》多年，辑佚《国语》旧注之时，积极进行注释的考辨，立足辑佚，而实际工作又远远超出辑佚本身，这种学术层面的深度探讨工作，其价值决非匡谬补缺所能囊括。此外，该书对《国语》文本异文并非简单罗列，而是将音韵、训诂与校勘相结合，力求追溯致误之由，既尊重了《国语》版本异文的原貌，又注重文例与语境的相互对应，体现出科学校勘先秦文献的方法自觉。
《国语》的版本系统复杂，梳理版本成为《国语》整理与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国语校注本三种》不仅著录了诸本得失，作者认为，明道本经黄丕烈重刻以来，向为学界所重。明道本刊刻时代较早，去古未远；公序本多经宋人整理，后出转精。清人过度推崇明道本的风气，在该书中有所扭转。从事古籍整理，古本固然价值非凡，然底本选择当以文字讹误较少者为上。《国语校注本三种》选择振绮堂本作为底本，广泛参校刊本、印本，所摭为各本中之最佳者，颇具卓识。
此外，该书还大量辑录贾逵、唐固、虞翻、王肃、孔晁等唐前佚注，并注明出处。这种文献爬梳工作不仅保证了版本研究的权威性，更体现出作者在古籍整理方面的扎实功底与广阔视野，真正做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国语》版本研究打通“语”类文献研究史。
《考异》虽以“明道本”为题，但不限于此，而是系统梳理《国语》版本的流传史。《考异》首述明道本刊刻源流，次揭明道、公序二本之得失，再定校勘体例，即“以明道本出大字，公序本辅行小字于下，它书所引之异文及诸家所辨之异字，亦皆慎择而采取之”，做到了立足版本，旁征博引。这样充分的工作，使得《考异》不仅是一部《国语》明道本校勘记，更是一部简编版的《国语》版本流传史，兼具版本学、校勘学、传播学与书籍史视野。
汪远孙《国语校注本三种》以史学为体，朴学为用，于众说纷纭之处，兼出己意。《国语校注本三种》的按语，较少长篇大论，却能切中肯綮。作者辨析异文，评定诸说，遵循文字、训诂等小学方法之余，往往综合文义与语境，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国语》对于研讨先秦史事、厘述史传文学而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汉代时对本书即多有注解，至三国韦昭，总成一代。而自韦昭之后，历代注释蔚为大观，尤以清代朴学考据成就斐然。清人踵武前贤，在文献整理与义理阐释方面迭出新章。《国语校注本三种》注重实证，能够汇集诸家之言，提出新见。考证必有依，评议不武断，体现出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该书注释字句文意之余，注重从实证出发，考辨先秦典章制度，考证结论多以“疑”“或”等用语冠名。
《发正》虽成书于清代，然其注释目光之所及不限于此。作者积极吸收贾逵、虞翻、孔晁等前人旧注，参酌唐宋类书、清人诸家之说，体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此外，该书于众多版本间反复比对，择善而从，考据细密。
该书体例富有新意，将校勘和考证结论置于每章末尾，最大限度地展现了《国语》研究的最新面貌。注文竖排小字，随文编排，既保留了文献原貌，又便于阅读。新材料固然能引起学界的关注，但于旧材料中提出新问题，得出新结论，才更见学人功力。从事涉古专业研究，文献材料最终能发挥多大的价值，关键还在于它的梳理者，梳理者的见识越高，它能发挥的价值也就越大。该书的出版，既为《国语》研究奠定了新的起点，也为从事传统文化研究与古籍整理的学人树立了高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