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那些沉默的地方

　　随着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勃兴，广袤中国的地方图景得以不断细化与丰富，亦为重新理解中国整体历史的进程提供了宝贵视角。在学术版图上，江南以其富庶繁华、人文鼎盛成为学者瞩目的焦点，而毗邻江南的皖北却长期游离于学术主流的视野之外。谈及此地，人们或许能想起裴宜理提及的“叛乱传统”，或许能想起马俊亚提出的“被牺牲的‘局部’”，或许能想起元末红巾军起义与晚清捻军运动。然而，无论是“叛乱”“牺牲”抑或“暴力”，都不过是对这片土地标签化的想象，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郑宁在其新著《沉默的皖北：明清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中指出，明清以来，这片土地真正的底色其实是两场大规模“叛乱”之间长达五百年的“贫穷且稳定”，一种在国家治理逻辑中被塑造、被遗忘的沉默命运。作者开篇即追问一个核心问题：作为大明“龙兴之地”的皖北，为何在短暂辉煌之后，陷入了长达五个世纪的沉寂？问题的答案，就藏在明朝初年轰轰烈烈的“帝乡构建”之中。

　　帝乡的诅咒

　　从第一章起，作者用了六章的篇幅，在明朝国家制度构建层面勾勒了皖北陷入“帝乡困境”的过程。尽管元末以来，黄河夺淮带来的水患与土地贫瘠构成了皖北社会的底色，但毕竟这里因明太祖朱元璋龙飞凤阳而被赋予了帝乡光环，可恰恰是帝乡这一特殊身份，仿佛一道诅咒，使明朝国家权力深入介入了地方社会的结构性重塑，将皖北推向困境。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以举国之力营建帝乡，兴建中都城池宫阙，迁入江南富户充实人口，设卫所军户强化控制，免乡党赋役，意图人为将凤阳打造为“天下大都会”，彰显皇权至高无上。然而，这些恩宠实则埋下了矛盾与冲突。由于皖北根本无法提供务求壮丽的帝都建设所需的庞大人力与物力，也难以承载大量功臣豪强、卫所军户的生存需求，地方财力贫瘠，民力疲敝，需要外地不断转运支援。至于朝廷许诺的帝乡优待，在州县治理实践中根本不可能惠及普通民众，所谓“永免赋役”实际仅局限于与朱元璋比邻而居的二十户乡邻，江南移民更是在“恩养”名义下承受着强制迁徙与资源掠夺的苦难，迨至明末，凤阳民生仍然如元明之际一般凋敝，帝乡优待政策仿佛全不存在。

　　卫所更是帝乡困境的核心症结。因中都的特殊地位，明代皖北卫所密集程度远超全国多数地区，中都留守司统辖八卫一所，加上直隶都督府的泗州卫、宿州卫等，共计十七卫二所，军屯土地占凤阳府征税田土的近三分之一。这些卫所作为“国中之国”，享有独立的军政体系与司法权力，与州县民政系统龃龉不断。最终这种制度性矛盾在卫所与州县的长期博弈中愈演愈烈：泗州卫月粮久缺，知州与卫指挥相互推诿；凤阳仓账册充盈而仓廪空虚，州县拖欠、卫所冒领，最终形成“双输的困境”。第六章结尾，万历年间泗州知州曾惟诚有意无意忽视了朝廷在皖北设置卫所的用意，建议终结卫所、寓兵于农。显然，这种地方政治权力与军民社会关系的重构在作为帝乡的皖北是不可能实现的。

　　群体的困境

　　从第七章起，作者又以六章的篇幅展现了帝乡困境如何塑造皖北的社会结构与群体行为。事实上，皖北地方社会的群体在国家权力的强势下也彻底陷入了困境。

　　作为古代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渠道，科举往往能调整甚至重塑地方社会秩序、维护地方利益，江南即为典型，其因科举造就的士绅阶层甚至能“干预公事，把持官府”。然而，在整体文教落后、州县普遍贫困的皖北，军户凭借月粮供给、屯田收益等体制红利，得以支撑子弟读书应考，而世袭武官家族更通过权力寻租积累财富，形成科举士绅与世袭武官的双重身份优势。因此，他们的家族利益与卫所体制及其身后的国家权力深度绑定，在获得科举功名后也更多为卫所争取特殊待遇，而非推动地方发展与民生改善，国家亦通过控制科举精英实现统治稳定。在官民“双向奔赴”下，皖北的科举反而在地方上强化了国家权力，形成了“官强民弱”的格局。军户底色的士绅家族也使得地方风气“尚武”而非“崇文”，这与江南大异其趣。

　　面对国家，皖北社会群体的困境不止于科举一端，如方志编纂者为彰显帝乡荣光、迎合皇权而对人物进行刻意剪裁，普通民众生存状态则被刻意淡化。书中还提及了一个极具矛盾的案例：自景泰年间起，凤阳官绅屡次奏请修缮倾圮的城墙，然或因风水之说被阻碍，或因钱粮无着而搁置，且围绕修城的权力运作与利益分配始终无法解决，一百五十余年间，朝廷始终未能拨款修城。最终，崇祯八年农民军破凤阳、焚皇陵、屠官民。这一悲剧，几乎可以视作“帝乡诅咒”对皖北群体困境的终极呈现。

　　清代的惯性

　　在“中央强地方弱、官强民弱”这种格局下，皖北百姓习惯了服从权威、敬畏权力，地方官员也乐于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推行政策——种桑养蚕、推广区田法、拆毁淫祠，无不是官府主导、民众被动执行。在这种“路径依赖”中，皖北社会失去了自我组织、自我表达的能力，民众在贫困中麻木求生，逐渐丧失了反抗的动力，沉默成为一种生存常态。讽刺的是，这种因大明帝乡形成的格局，使皖北民众长期习惯了国家权力的强势在场，在明清易代之际，皖北并没有像江南那样出现激烈的反抗与动荡，而是很自然地选择了顺从新的统治秩序，很快被清朝的强大国家力量接管。当然，这一现象也从侧面印证了皖北的“沉默”。

　　全书明、清并举，但清代部分只占全书不足两章的篇幅。虽然篇幅不长，但涉及清代皖北的部分不可或缺：清代皖北的彻底沉默，正是明代帝乡困境的逻辑延伸，明清两代国家持续不断的强大权力以不同的方式深刻塑造了皖北的社会形态：明代的“帝乡”身份，让皖北陷入制度性困境；清代的“忽视”，则让皖北在失去了帝乡光环后，陷入了更加深重的贫困与沉默之中。在清代二百余年间，皖北“中央强地方弱、官强民弱”的格局未发生根本改变，国家治理的缺位导致民生持续凋敝，甚至在“忽略之外更增歧视”，基层组织松散无力，社会在贫困中维持着低水平的稳定。直至咸丰年间太平军北伐，脆弱的稳定被外力打破，捻军运动席卷黄淮。

　　夹在元末红巾军与晚清捻军这两场大暴乱之间的五百年，皖北始终没有爆发大规模起义，这既可见暴力与反抗并非皖北的全部，也展示了强大国家在场的统治效能。只要强权持续在场，即使民生凋敝、社会僵化，也能维持长期的稳定，而脆弱、低效的统治秩序一旦被外力打破，又没有新的强权介入，社会便会陷入无休止的混乱。

　　不只有江南

　　作为冯贤亮教授的学生，郑宁显然深受自己老师的江南研究路径的影响。冯贤亮在探讨明清江南长期稳定与繁荣的内在机制时，结合江南复杂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结构，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间社会三个层面分析人类社会对自然和社会两种环境变化的应对能力，即所谓“社会控制”，解答了江南赋役沉重但社会长期稳定的原因。郑宁的博士论文则以卫所为切入，并在本书中试图突破卫所的框架，观照皖北国家与州县、中央与地方的互动，以及在历史进程与地方环境中各类人群的选择。正如他在绪论中抛出的设问：“作为决策者，朝中君臣如何看待皖北？作为治理者与责任人，地方各级官员在意的是什么？面对纷繁的现实，身处其间的士民百姓又会如何应对？”作为不同历史地理舞台上的历史角色，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塑造了不同地区的历史样貌，让皖北走向了与皖南、江南迥异的道路。

　　在传统的区域史研究中，江南模式往往被视为常态，江南研究也是学界热门，而皖北模式则鲜受关注。本书的研究让我们看到，我们不仅需要关注那些发出声音的区域，也需要倾听那些沉默的地方。皖北的沉默，不是历史的空白，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在场。如果说皖北流传已久的凤阳花鼓“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既有对帝乡恩泽的嘲讽，也有对沉默命运的控诉，出身皖北、求学江南的郑宁对这片乡土的研究，则正是为这五百年的沉默，写下了一条厚重的注脚。

　　（作者为南昌大学历史系、区域历史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