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耶鲁时期的英文论文管窥

　　■季进

　　1961年，夏志清（1921-2013）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从此一举成名天下知，成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创者与奠基者。《中国现代小说史》秉持人文主义的信念，以细读的方式和世界文学的标准来品鉴与评判中国现代文学的“夏氏范式”（王德威语），深刻影响了后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

　　“夏氏范式”的形成，一方面离不开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苦读，当年他一无依凭，孤苦地往来于纽黑文和纽约之间，穷搜博采，读遍耶鲁、哥大等高校图书馆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从而对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有了一个较为全面而恰切的把握；另一方面更离不开夏志清宏阔的世界文学视野以及世界文学背后深厚的人文主义大传统的润物无声。年轻时期的夏志清沉浸于世界文学的阅读与研究，却阴差阳错地走上了中国文学研究之路。表面上看来是与世界文学渐行渐远，然而却顾所来径，早年的世界文学训练，恰恰形塑了夏志清的文学视野、审美理念，尤其是人文主义的信仰，深刻影响了夏志清对中国文学的认知、评判与阐释，成为夏志清学术研究与生命历程中无比重要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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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春天，26岁的夏志清在北京大学李氏基金奖学金选拔中脱颖而出，于11月12日，顺利乘上梅格将军号（General Meigs）远洋客轮，启程前往美国。经过半个多月的海上漂泊，夏志清抵达旧金山。略事休整，12月初再乘火车抵达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附近的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从此萍漂海外，开始了他在美国的求学之旅与研究生涯。

　　欧柏林学院是美国最好的文理学院之一，以浓厚的理想主义与人文主义氛围而闻名，可惜夏志清听了几堂课，觉得讲得跟本科就读的沪江大学一样浅，完全不能满足自己深造的愿望。于是，他赶紧到甘比亚的垦吟学院（Kenyon College）拜访此前已有通信往来的新批评大师兰色姆（J.G.Ransom，1888-1974），请其帮忙另找学校进研究院。兰色姆特别热情，先是找了爱荷华大学的奥斯丁·沃伦（Austin Warren，一年之后随着他跟韦勒克合写的《文学理论》出版而暴得大名），再找哈佛的麦西生（F.O.Matthiessen），无奈沃伦马上要跳槽，哈佛名额已满，都没有成功。兰色姆只得给刚到耶鲁不久的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1906-1994）写信，希望他能帮忙，推荐夏志清入读耶鲁大学研究生院。布鲁克斯与兰色姆同为新批评名家，又有师生之谊，自然鼎力相助，夏志清很快就拿到了耶鲁大学的入学许可。

　　转年的2月8日，夏志清由兰色姆亲自开车送至火车站，第二天中午到达耶鲁大学的所在地纽黑文，旋即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之中。在布鲁克斯、曼纳（Robert James Menner）、普劳迪（Charles Prouty，1909-1974）、帕德尔（Frederick A.Pottle，1897-1987）、寇克立兹（Helge KÖkeritz，1902-1964）等名师的指导下，夏志清如鱼得水，寒窗苦读，仅一年多的时间，就于1949年6月拿到了硕士学位，随即进入博士阶段的学习。仅仅又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修完了博士课程，1950年底顺利通过了博士口试。1951年9月正式提交博士论文《乔治·克拉伯的批评性研究》（George Crabbe：A Critical Study），于11月15日顺利通过。这样的速度不能说前无古人，至少是相当罕见的。

　　2019年秋天，我在孙康宜教授和孟振华馆长的帮助下，从耶鲁大学斯特林纪念图书馆的特藏室找到了这本被人遗忘的博士论文。本来以为这大概是仅存的夏志清早年的英文著述，没想到2023年秋天我又在夏志清家里意外发现一本夏志清自己珍藏的装订成册的英文论文，全部是他耶鲁时期的课程论文，以为早就散失的少作竟然还幸存于天壤之间，实在令人惊喜。这些课程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我统称为夏志清耶鲁时期的英文论文），完整而清晰地显示了夏志清所接受的系统而深厚的世界文学训练。

　　作为毕业于耶鲁大学英文系的英美文学博士，夏志清阴差阳错地进入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在后来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除了《文学杂谈》《A.赫胥黎》《罗素与艾略特夫妇》《杂七搭八的联想——〈英美十六家〉序》等少数文章外，他几乎没有再涉足专门的英美文学研究，这批耶鲁时期的英文论文，应该是其仅存的英美文学研究的成果。夏志清这批英文论文所展现的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生动的文本细读方法、精彩的审美感悟能力以及深厚的人文道德关怀，即使是置于当下的英美文学研究领域也毫不逊色，更不用说夏志清当年研究的诗人或文本，即使对于一些专业研究者来说，有的也是颇为陌生的。如果不是后来的学术转向，夏志清在英美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是可以想见的。我们甚至可以说，相比起中国文学来说，丰富而精彩的英美文学世界，才是夏志清终其一生都无比挚爱的领域。

　　这批课程论文总共24篇，以诗歌研究为主，也包括小说、史诗、戏剧、散文甚至语言学研究。诗歌研究方面，除了多达9篇的弥尔顿研究外，还包括了华兹华斯、雪莱、叶芝、迈克尔·德雷顿（Michael Drayton）等诗人诗作的研究。小说研究方面包括了海明威、福克纳、乔伊斯、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等人的作品研究。史诗研究方面包括了《荷马史诗》《贝奥武夫》、冰岛传奇等文本的研究。戏剧散文研究方面包括了《古英语散文选译》、乔治·皮尔（George Peele）的戏剧研究等，甚至还有一篇关于《英语的成长和结构》的书评。这批论文长短不一，最长的一篇《论乔治·皮尔的戏剧结构》长达48页，最短的两篇《库克与廷克〈古英语散文选译〉论略》和《奥托·叶斯柏森〈英语的成长和结构〉书评》仅有4页。时间上最早的一篇是1948年3月，最晚的一篇是1950年6月，正好对应了夏志清在耶鲁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阶段，直观呈现了夏志清耶鲁时期的学术训练。

　　根据耶鲁大学研究生院出具的夏志清成绩单记载，夏志清正式选修的课程有普劳迪教授的“英语戏剧1500—1642”（English Drama 1500-1642）；马兹（Louis Martz，1913-2001）教授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传统”（The Renaissance Poetic Tradition）；曼纳教授的“古代英语”（Old English）；布鲁克斯教授的“二十世纪文学”（20th Century Literature）；威瑟斯彭（Alexander M. Witherpoon，1984-1964）教授的“弥尔顿”（Milton）；寇克立兹教授的“乔叟”（Chaucer）；帕德尔教授的“华兹华斯时代”（Age of  Wordsworth）；普劳迪教授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赖卡特（Reichardt）教授的“古挪威语”（Old Norse）。对照这份成绩单，可以断定这批英文论文正是夏志清所选课程的课程论文。

　　当然，这24篇论文可能不是夏志清耶鲁时期的全部论文，比如他在给哥哥夏济安的信中就说过，马兹教授的课程要求每两周交一篇论文，单是这门课就写了七篇论文。也许有的论文当年老师没有发还，或者夏志清本人没能留底，这已无从考证。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论文全部是用打字机直接打在洋葱纸上，稿纸厚薄不一，但大小规格基本一致。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自序中曾谈及张爱玲的信大半写在洋葱纸上，多年6之后仍洁白如旧，“有大志的读者，最好从小养成用洋葱纸或其他高级纸张写信的习惯。说不定自己真会成了大名，连早年写的信件也可能流传后世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自序》）。也许夏志清当年就有此意识，时隔七十多年，这些耶鲁论文除了有的墨色略淡外，完全没有黄脆破裂的现象，好几篇论文上老师留下的红笔批语依然鲜艳如旧，历史的信息与气息氤氲其间，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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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所述，夏志清只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修完了博士课程，准备博士资格考试。考试内容包括了乔叟以后、20世纪以前全部的英国文学，所有经典小说家与大诗人，都要精读其代表作。夏志清胸有成竹，应答如流，1950年10月底顺利通过了口试。据他自己所说，一个小时的考试中，所问到的作家有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马洛、斯威夫特、德莱顿、蒲伯、丁尼生、布朗宁、阿诺德、罗塞蒂、莫里斯、惠特曼、狄金森、霍桑等十几位（《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10月31日），没有点真才实学怕是难以应付的，而他却是“烟卷在手，无题不答，自感很得意”（《耶鲁谈往》）。

　　关于博士论文的方向，原来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跟着布鲁克斯研究英国玄学派诗人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1621-1678），二是跟帕德尔研究18、19世纪之交的英国诗人乔治·克拉伯（George Crabbe，1754-1832）。从内心来说，夏志清更喜欢马维尔，觉得马维尔研究起来比较有趣，可又觉得玄学派诗人研究得已很深入，不容易创新，最终还是决定跟帕德尔做克拉伯研究。他在给夏济安的信中说，“我的论文大约跟Pottle做Crabbe，这题目不太ambitious，可是研究他的人不多，还可以有话讲。他晚年的tales都有很obvious的moral concern，有时胜过浪漫诗人。Leavis把他推崇很高。预计一年可以做完，如找不到job，可以在Yale再拖一年，把论文慢慢做出。”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11月15日）当然，夏志清决定写克拉伯，除了学术的考量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经济的因素，希望尽快写完论文，“不再向李氏基金会或耶鲁英文系请求经济补助”（同上），找到工作，挣钱养家。

　　说起来，帕德尔当年也是英国文学研究的名家，声名不亚于布鲁克斯。他对夏志清可谓青眼有加，颇为赏识。夏志清在课堂上关于雪莱长诗“Episychidion”的发言颇有见解，帕德尔就主动建议夏志清跟他做一篇为雪莱翻案的博士论文。夏志清知道帕德尔一向对艾略特、利维斯、布鲁克斯等人轻视雪莱很是不满，而这几位都是他服膺的大师或者是他的恩师，只得婉言谢绝。没过几年，帕德尔又收了一位特别优秀的弟子，就是著名的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2019），果然跟着老师写了一本《雪莱创造神话》，了却了老师的心愿。布鲁姆后来成为欧美文学研究的大师。如此说来，夏志清倒是布鲁姆正宗的同门师兄。

　　帕德尔热爱浪漫派诗人，尤其是华兹华斯、雪莱、布朗宁，但是他主要的学术建树却是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1740-1795）研究，是最权威的鲍斯威尔研究专家。夏志清终其一生，对帕德尔教授也是心怀感激，在他家里至今还收藏着关于帕德尔的各种报道和剪报。不管帕德尔对新批评或克拉伯看法如何，似乎都没有影响夏志清的论文写作。夏志清从本科到现在，学术积累与学术训练基本都是以英美文学与英美批评为中心的，有了扎实的前期基础，再加上现实的压力，夏志清的博士论文写得异常顺利，大半年即已完成初稿。

　　正好1951年6月，他幸运地得到饶大卫（David Rowe，1905-1985）教授的聘用，参与编写《中国手册》（China: An Area Manual），年薪3900美元，这份年薪相当于普通助理教授的薪水，对于穷困的夏志清来说，不啻是一笔巨款。于是，7月份之后，他白天在耶鲁总图书馆一间房间里办公，编写《中国手册》，晚上回去快马加鞭，边打字边修改，9月中旬终于全部完成二百页的博士论文《乔治·克拉伯的批评性研究》（George Crabbe：A Critical Study），并提交给研究生院，于11月15日顺利通过。只是这个时候已经错过了1951年的毕业典礼，要等到第二年6月才行，所以夏志清自编的履历表上，是1951年获得博士学位，而校方则把他算成是1952年的毕业生了。

　　从1951年到现在，已经过了七十多年的时光。这篇博士论文除了夏志清自己在回忆文章中片羽吉光偶尔提及外，几乎就没有人谈过。我当时还特地询问了图书馆员，似乎从来没有人来查阅过这篇论文。穿越历史的烟尘，重新触摸到这本博士论文，真是让人感慨系之。论文黑色精装，打开即是一页的《提要》，扉页上有论文题目和作者中英文的名字，以及提交研究院申请博士学位的字样，提交时间写的正是1951年9月。目录之后就是正文，连同封面正好200页。

　　虽然克拉伯并非大诗人，可是一些重要的诗人或评论家都曾对他有所品评。夏志清希望把克拉伯的诗歌放到英国诗歌传统中重新加以品鉴和论断。真正的批评家应该衡文具眼，迈辈流之上，以自己的立场与标准，将这个“完美的体系”重加整理与排列。从博士论文到《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夏志清也始终坚持了这样的立场。大家都知道克拉伯继承了以蒲伯为中心的18世纪英国诗歌的传统，但是在哪些方面又有所推进呢，给英国诗歌的“体系”带来哪些修改和调整呢？这正是夏志清的博士论文所要回答的问题。

　　《乔治·克拉伯的批评性研究》共分四章。第一章《克拉伯诗歌及其局限》对克拉伯诗歌做出了总体评介，认为克拉伯的创作有其局限性，但是，克拉伯在他能力所及的范畴内已然达到了某种诗性的统一。克拉伯虽然不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但却是一位有独特性的、为英国诗歌的“体系”带来了新的质素的优秀诗人。第二章《蒲伯、克拉伯与其传统》进一步探究克拉伯与18世纪欧洲文学传统的内在关联，发掘克拉伯的诗歌创作在不同面向所取得的突破与进展，其中尤以对人物肖像的塑造最为惊艳。第三章《克拉伯在浪漫主义时代》着重讨论克拉伯在浪漫主义时代的诗歌成就，认为克拉伯与浪漫主义时期的其他诗人一样，有能力自我建构一个完整且连贯的诗意世界。最后一章《结构与意义：诗歌与故事》则进入文本世界，专注于结构和意义对诗歌主题的呈现。夏志清充分施展他在新批评理论方面的功力，以大量扎实的文本细读梳理克拉伯诗歌的内在理路，探究写作技巧和内容构思何以巧妙融合，成功地整合于诗歌结构。

　　整篇论文可谓文洁而体清，锋发而韵流，文学史的宏观把握与诗歌文本的细读阐释有机融合，谈言微中，颇多新见。现在回过头来看，相信这不仅是克拉伯研究的重大收获，同样也是英国文学研究的重要著作，值得深入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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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知识谱系与学术背景显然深刻地影响了夏志清的中国文学研究，耶鲁时期的英文论文所体现出来的文学观、审美观、人文观与批评观，都与他的中国文学研究息息相关。要真正深入地论说夏志清的中国文学研究，就必须梳理他以这批英文论文为中心的世界文学研究，将其作为考察夏志清学术思想的重要维度。也许可以从三个方面略作阐发。

　　首先是一以贯之的“新批评”的理论立场。夏志清与“新批评”一脉的渊源人所共知，耶鲁的学术训练赋予他颇为娴熟的“新批评”的方法。他曾自述，“五六篇papers写下来，批评的技术大有进步，diction，imagery，structure都能讲得头头是道。主要的原因还是细读text。……二十世纪的creative writer大多代表各种attitudes，没什么系统的思想，把一首诗，或一个人的全部作品，从rhyme，meter各方面机械化地分析，最后总有些新发现，并且由此渐渐可脱离各家批评家opinions的束缚，得到自己的judgement。我觉得这是正当criticism着手的办法。”（《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5月16日）英文论文中最早的一篇《诗歌中的张力》，就是借用新批评的核心概念“张力”（tension）来研究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国诗人迈克尔·德雷顿的《缪斯女神》，探讨其诗作如何达到理想的田园世界与自然现实世界之间的诗意张力。夏志清对诗歌语词的敏感、对“韵律”与“肌理”（texture）概念的重视，显然来自“新批评派”的影响。

　　在博士论文中更是时时可见T.S.艾略特、燕卜逊、兰色姆、T.E.休姆、韦勒克、沃伦等新批评名家的身影。夏志清引用这些大师的论点并非为了装点门面，也非因为师承渊源，他们中的每一位都为他的写作或提供了灵感，或指点了路径。譬如T.S.艾略特认为克拉伯的价值不在传奇性而在现实性的观点，就促使夏志清进一步思考克拉伯在浪漫主义时期缘何被低估，时代的审美趣味和读者需求是否同样影响了批评家的判断。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对外部环境在诗歌描写中重要作用的论述，正好印证了克拉伯诗歌的创作特色，夏志清由此将华兹华斯的自然观念与克拉伯的自然描写进行比较，探索克拉伯对其技巧的借用与发展。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夏志清新批评式的批评方式运用得相当娴熟，但是他并不仅仅满足于语言、结构、意象、张力、节奏等面向的细致探究，而是努力将这些形式层面的问题与作品背后的社会时代与思想道德意涵相融合。他认为文学批评最重要的是要细读，但同时形式批评的细读又离不开“思想”。换句话说，他反对的是纯粹的单一的形式批评或思想批评，践行的是形式批评与思想批评的合二为一。《作为政治家的诗人》《弥尔顿论离婚的宣传册与后期诗歌》等论文就在形式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探析弥尔顿的政治观念以及关键词的反复运用等写作手法之于《失乐园》的关系，从而完整呈现了一个丰满大写的弥尔顿的诗人形象。

　　这些论文的写作，训练了夏志清对“新批评”等西方理论的娴熟运用，为进入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做好了理论储备和技术工具的双重准备。紧承其后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自然也就承续了这样的理论立场。一方面是追求普适性的审美标准，他说，“我受了New Criticism的影响，认为审定文学的好和伟大，最后的标准是同一的”，不应该以一种“特殊标准”来衡定中国文学（《夏志清致夏济安》1953年11月16日）。正是对这种普适标准的追求与坚守，使得夏志清别具只眼，大浪淘沙，以同一的审美标准来重估中国现代文学，独标四大家，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传统格局，为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重写提供了最直接的刺激和启发。另一方面是实践文本细读的方法。《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每有所论，必定建基于深入的文本解读与阐释，在与文本、语言、文字的心灵沟通中，在对结构、细节、意象的细致体味中，彰显文本自身的审美价值与文本传达的道德关怀。可以说，《中国现代小说史》是“新批评”理论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一次成功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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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广阔的世界文学的阐释语境。夏志清评价中国现代作家与文本时常常与西方作家作品相比较，旁征博引欧美文学来阐释中国文本，鲁迅的讽刺艺术使他联想到贺拉斯、本琼生、赫胥黎等讽刺大家；沈从文的田园气息，“在道德意义来讲，其对现代人处境关注之情，是与华兹华斯、叶慈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的”；钱锺书的《灵感》明显受到德莱顿、蒲伯、拜伦的影响；张爱玲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尔（Katherine Mansfield）、泡特（Katherine Ann Porter）、韦尔蒂（Eudora Welty）、麦克勒斯（Carson McCullers）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诸如此类的中西比较与分析时时可见，正与其耶鲁时期的英文论文写作密不可分。夏志清用以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的文本资源与理论资源，基本上都来自他熟悉的欧美文学领域，将早期英文论文中熟悉的作家作品移植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在比较中加以品评，可谓顺理成章，驾轻就熟。当然，应该指出，这种比较未必完全恰当妥帖，某种程度上也显示了夏志清写作《小说史》时的局限。

　　但是，不管怎样，这样的比较建构了一个以世界文学经典为准绳的阐释语境，凸显出夏志清的文学趣味和审美标准。他对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审美趣味与评价标准是相融相通、一以贯之的。这些英文论文是夏志清最早的学术写作，也是研究夏志清思想脉络与学术渊源的重要路径。《小说史》的写作并没有采取另一套“中国式”的话语体系，而是追求普适的共同标准，自觉地将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的语境中加以品评阐释。夏志清深厚的欧美文学的功力和纯正的审美趣味，自然直接影响了他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品评。比如蒲伯、华兹华斯都是对夏志清影响较大的诗人，他对二者的喜爱和熟悉程度甚至要超过克拉伯，对克拉伯的阐释往往是在与这些大诗人的比较中展开的。

　　如此广泛的有意/有益的比较阐释，将中国现代文学放到了世界文学的语境中，既彰显了中国文学的差距与不足，也揭示了中西文学对话与互补的可能性，赋予中国文学一种世界性的维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完全同意王德威的论断，“与其说夏对欧美文学情有独钟，倒不如说他更向往一种世故精致的文学大同世界”（《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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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是丰沛的人文主义精神。夏志清所理解和认可的人文主义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对西方古典文学“大传统”的频频回眸，二是对道德视景的念兹在兹，这显然更多地是一种立场，一种传统，一种态度，更多的是一种信仰。

　　从夏志清的这批英文论文不难看出，夏志清怀抱着对西方文学自荷马以降至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等形成的西方古典文学的“大传统”的崇敬与留恋，频频回首致意，对那种重视理智的“文人”（man of letters）高度肯定和尊崇。对于他来说，真正的文人，应该是“一种兴趣无所不包的文人，小说仅是他表达自己意见，自己对宇宙、人生各种问题看法的文艺形式的一种而已”（《A.赫胥黎》）。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夏志清对弥尔顿情有独钟，对他的诗歌、政论、散文、假面剧等各个方面均予以关注。

　　夏志清人文主义的精神更体现于他从英国著名的人文主义批评家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1895-1978）那里所接受的“道德视景”（moral vision）的立场。夏志清自述，对他的博士论文写作“最具有启发性的”就是利维斯，正是因为他对克拉伯的极度推崇引起了夏志清的关注。（《耶鲁谈往》）夏志清直接引用利维斯的话说，“不太重要的诗人对传统的承担是一种说明性的关系，重要的诗人则承担了更有趣的关系：他们代表着重大的发展”（George Crabbe：A Critical Study），夏志清以此出发，对克拉伯与蒲伯之间的继承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重估了克拉伯在英诗大传统中的重要意义，以一己之力重新“干预”文学史，“打捞”出一个被边缘、被低估的重要诗人。

　　也是从道德视景出发，《小说史》中充满了对道德、对人性的热切关注，把人生批评、道德批评与审美批评融为一体，既展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独特的道德景观，也客观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欧美经典文学的差距。无论是欧美文学研究，还是中国文学研究，夏志清总是坚守自己的立场，忠实于道德的视景，尊重人的尊严与自由，显示了与利维斯近似的自信与锐气，成为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的传承者与实践者。西方古典文学大传统与道德视景，赋予他人文主义的眼光、品味与标准，人文的、审美的、道德的与形式的批评有机融合，形成了夏志清中国文学研究的独特品格。从这个角度来看，夏志清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人文主义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