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焦虑社会，直面时代心灵困境

　　■本报记者  陈菁霞

　　当下，焦虑已经成了很多人生活里的常态，“内卷”“躺平”“精神内耗”这些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的专业名词业已成为人们日常表达的高频词。焦虑早已不是个体的心理问题，而是渗透在社会肌理中的普遍现象。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天夫在其著作《焦虑社会：无处安放的现代心灵》（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中，试图将焦虑从心理学范畴拉回社会学视野，通过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深度剖析，为我们解读焦虑社会的形成根源、表现形式与应对思路，也为理解当下社会情绪，提供了全新的社会学框架。

　　王天夫的学术研究始终扎根中国社会现实，其研究脉络是从实证调查逐步走向理论提炼。北大求学时的田野实习经历，让他注重深入现实，从微观层面感受研究对象的真实想法和处境。在芝加哥大学的八年学习，让他掌握了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同时结合国内学界对社会转型的宏观分析视角，形成了兼具规范性和本土性的研究思路。

　　回国后，他一直聚焦研究“转型中的人”，先后做过城市空间、医师、软件工程师等相关调查，深入了解社会转型背景下不同群体的生活状态和心理变化，积累了大量现实素材。也正是这些扎根现实的研究，让他敏锐察觉到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焦虑情绪，研究视角从具体群体延伸到整个社会，最终展开对焦虑社会的系统研究，从社会学角度挖掘焦虑的社会根源。近日，就《焦虑社会》的相关话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王天夫。

　　焦虑源自现代社会对效率和量化的极致追求

　　中华读书报：您在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正身处一个“焦虑社会”。在社交媒体上，“内卷”“躺平”“精神内耗”早已成为高频词。对于大众而言，焦虑通常被视为个人的心理脆弱或情绪管理失败。您为何将其从一个心理学问题转向社会学问题？

　　王天夫：焦虑需从社会学视角分析，原因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焦虑的影响已突破个体范畴，对个人的影响深度与广度持续增加，在社会中的覆盖范围也愈发广泛，不再是一人一时一地的问题，还会影响社会集体层面，引发个人情绪的社会传播，催生精神放松相关产业，甚至改变日常的制度安排。其二，从学理角度来看，焦虑并非单纯的认知神经过程，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情绪，却会在发展中不断变化，这种变化与人类认知神经的发展、所处的社会环境深度关联，外界环境的刺激会直接引发人的焦虑情绪，因此焦虑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现象。

　　中华读书报：您提出的“焦虑社会”与贝克的“风险社会”、韩炳哲的“倦怠社会”在理论上有何异同？这一概念对理解当下中国社会有怎样的独特解释力？

　　王天夫：“焦虑社会”与“风险社会”“倦怠社会”，都是对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状态的社会诊断，都是为了理解当下的社会状态，差异仅在于关注的视角不同。贝克的“风险社会”，聚焦科学技术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人类在利用科技探索未知领域的过程中，会更多地暴露在未知风险中，而面对这些风险时，又会依靠更多、更新的科学技术去应对，形成无法闭环的正反馈机制。韩炳哲的“倦怠社会”，指向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过度努力与内卷，当身心被过度消耗后，便会对一切事物失去兴趣。我提出的“焦虑社会”，核心是探讨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人的心理与情绪产生的影响。工业化革命后，人必须持续应对外界的各类刺激，而社会发展速度越快，不确定性就越高，对人的认知神经系统的刺激也会更强烈、更频繁，人的心理会不断做出反应与调整，进而产生焦虑。当人的心理状态和情绪调节无法跟上社会节奏、出现错配时，焦虑便会频繁产生，数字社会的发展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焦虑。

　　“焦虑社会”对当下中国社会的独特解释力，源于数字社会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这类技术极大提升了人类做事、思考的能力，无论是事务性的白领工作、编码，还是科研、理论思考，人工智能都能参与甚至完成。在人工智能尚未发展出自由意志、意识与情感，尚未成为与人类并行的新物种之前，人类最宝贵的特质就是独有的心灵。研究焦虑的重要动因，就是探索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类心灵的价值。当然，这一命题已超越社会学单一学科范畴，需要整个社会科学共同研究。

　　中华读书报：您结合韦伯“工具理性”的论述，指出现代社会对效率和量化的极致追求是焦虑的源头。这种“工具理性的胜利”是如何剥夺人们对生活的“意义感”，进而转化为焦虑的？

　　王天夫：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都是对自身行为合理化的考量，前者更多地从生活意义角度来思考。社会发展的过程本质是资源分配的过程，个人付出后获得更多回报，既可能源于工具理性下的高效率，也可能源于价值理性带来的价值创造。但价值理性具有强烈的个体差异性，不同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追求，无法形成通用、统一的评价机制，既不具备客观性，也难以对不同行业、不同人的行为进行横向比较。而工具理性的核心法则十分简单，就是以较小的投入获得更高的产出，这一法则具备通用性，能够对各行业、各个人的行为进行比较，因此在社会评测与评估中必然占据上风，成为人们评判行为的主要标准，资源分配也会向这一标准倾斜。在这样的趋势下，价值理性会逐渐被抛弃，社会中会不断出现各类效率比较与排行榜，形成赢者通吃的格局。处于塔尖的人会获得更多的资源与报酬，而塔尖之下的人，即便付出同等努力，若结果不佳，获得的回报也会大幅降低。所有进入竞争赛道的人，在结果确定前都会陷入焦虑，即便处于塔尖的胜利者也不例外。塔尖的人会因持续的奖励驱动不断内卷，最终陷入韩炳哲所说的倦怠，而普通人则会因努力与回报不对等失去对生活意义的把握，焦虑也随之产生。

　　中华读书报：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带来了强烈的时间压迫感，也产生了您所说的 “情绪错配”，这种“社会加速”是如何重塑人们的时间观，进而导致普遍的生存焦虑的？

　　王天夫：社会加速彻底重塑了人们的时间观，打破了人类原本的自然时间节律，人们不再拥有基于自然规律的时间概念，转而以事务的完成期限、截止日期作为时间标尺，生活的核心变成了完成各类事务，未完成的事情会不断累积。人类作为肉身存在，本身有自然的生活节奏，而社会加速让生活节奏频繁违背这一自然规律，成为一种常态。社会加速的直接结果，就是单位时间内需要处理的事务大幅增加，从前一天可能只做一件事，如今却要做十件事，而人的精力有限，必然会出现事务做不完的情况。这一状态会直接降低成功的概率，进而加剧焦虑。简单来说，若一天只做一件事，成功与失败的概率各占50%，人们获得快乐的概率也为50%；若一天做两件事，每件事成功概率仍为50%，那么一整天都快乐的概率会降至25%，完全不快乐的概率为25%，还有50%的概率喜忧参半。处理的事务越多，成功的概率就越低，人们为预测结果而产生的担忧就会越多，担忧的时间也会越长。焦虑的本质，就是对未来的未知与不安，社会加速让人们对未来的担忧不断增加，这种对未知的不安感被持续放大，最终形成了普遍的生存焦虑。

　　中华读书报：您在书中批判了优绩主义的变质，当“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信条无法兑现，甚至演变成道德评判时，它是如何加剧中产阶层和年轻人的焦虑的？

　　王天夫：优绩主义本身并非问题，鼓励做得更好的人获得相应回报，是推动社会演化的合理方式。但问题在于，优绩主义成为一种信条后，被不断推广、大众化，让所有人都被卷入优绩主义的竞争链条中。正如韩炳哲所言，最终站在塔尖的人，是持续内卷的结果，这类人除了具备天赋与才能，还拥有极强的心理承受能力，而塔尖的位置始终稀缺，能获得成功的人永远是少数。大量人群被卷入优绩主义的竞争后，很多人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成功，但优绩主义的信条早已深入人心，让人们拼尽全力去努力，却始终对结果充满担忧。因为只有塔尖的人，才能获得与努力相匹配的回报，这种信念与现实的落差，让人们陷入深深的焦虑。如今，优绩主义的竞争还呈现出明显的低龄化趋势，从大学蔓延至高中、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形成了无法逆转的正反馈机制，这种全方位、低龄化的竞争，进一步加剧了中产阶层和年轻人的焦虑。

　　社会学应重点关注人工智能影响下人类心灵的变化趋势

　　中华读书报：您将“内卷”与“躺平”描述为焦虑社会的“双生子”，为何二者本质上是同一种社会心态的产物？这是否意味着有节奏的正常生活在现代社会已成一种奢侈？

　　王天夫：内卷与躺平并非相互对立的行为，而是同一社会心态下的两种选择，二者本质同源。人类劳动的最初驱动力是获取生存资料，在现代社会的各类竞争中，无论最终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所有人进入竞争领域时，都会因对未来结果的未知而产生焦虑，所谓的成王败寇，只是竞争结果的不同呈现。竞争结果确定后，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反应：成功者会在奖励的驱动下继续内卷，最终走向倦怠；失败者中，一部分人会选择继续努力，而另一部分人则会选择放弃。那些持续努力的人，若始终无法成功，外在资源与内心驱动力终究会走向耗竭，最终也会选择躺平。即便是在精英大学里，也能同时看到内卷与躺平的人，这些精英能进入大学，本身就是内卷的结果，却仍会出现躺平的状态，这足以说明二者都是焦虑心态下的行为选择，只是面对结果的不同反应而已。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保持正常、有节奏的生活确实成为一种奢侈。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拥有行动内驱力的同时，避免因过度内卷而失去生活的意义，而现实中，人们很难把握这一平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躺平的人大多是在翻过某个确定的“塔尖”后，因身心耗竭而做出的阶段性选择。

　　中华读书报：书中专门有一章分析了“家庭内的过度呵护”，比如“海淀妈妈”和“成长陪伴师”。您认为这种焦虑是如何通过家庭教育和市场机制实现代际传递的？对下一代的心灵成长会埋下怎样的隐患？

　　王天夫：孩子的成长本有其自身规律，而家长往往会过度干预，提前为孩子规划未来，不断创造条件、投入资源，试图让孩子朝着预设的方向发展。这一过程中，首先产生焦虑的是家长，孩子最初并无焦虑感，只是在家长的安排下，被迫参与各类学习与竞争，家长的焦虑也由此传递给孩子。

　　市场会敏锐捕捉到家长的焦虑，进而催生出两类相关商机：一类是试图缓解家长焦虑的服务，比如心理疏导、眼界拓展等；另一类则是利用家长的焦虑牟利，为家长提供各类教育规划、行动方案。焦虑本身具有社会传播性与传染性，在家庭教育的传递与市场机制的推动下，焦虑的波及范围不断扩大，实现了代际间的持续传递。这种家庭内的过度呵护，对下一代的心灵成长危害极大。如今在互联网、智能手机环境中成长的孩子，被家长安排好了一切，生活的核心就是学习与升学，缺乏对现实社会的实际体验，对社会运转的认知大多来自网络与手机。这使得他们虽然守规则，却缺乏社会应变能力，处理人际关系十分被动，与同伴的交往较为淡漠，亲密关系的发展也十分缓慢。

　　他们既缺乏对不成文社会规则与场景的应对能力，社会化进程也相对迟缓，长大后独立生活能力偏弱，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时容易产生失落感，心理承受能力也因经历过少而较差。这也导致了一系列现象：孩子小时候有成长陪伴师、学业规划师，即便到了大学、研究生阶段甚至参加工作后，仍需要父母的陪伴与照顾。

　　中华读书报：近年来“疗愈经济”蓬勃发展，对应了您提出的“情绪资本”与 “情绪经济”概念。您如何看待这种情绪商品化的趋势？是否会将焦虑变成新的消费主义陷阱？

　　王天夫：情绪商品化与疗愈经济的兴起，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现代社会的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物质产品日益丰富，而这一结果的背后，是人们为内卷、为追求效率所付出的代价，那就是心灵与心理层面出现了诸多新问题，焦虑成为普遍的社会情绪。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人们对缓解焦虑、疏导情绪的需求，直接催生了情绪经济与情绪资本，疗愈经济也随之蓬勃发展。按照当下的趋势来看，这一领域会持续升温，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情绪商品化的趋势具有两面性，一部分疗愈服务与产品确实能有效消解人们的焦虑，为情绪提供宣泄的渠道；但同时，也有部分商家将焦虑作为商品化的手段，利用人们的焦虑牟利，这种情况难以避免，在一定程度上也让焦虑变成了一种新的消费主义陷阱。

　　中华读书报：AI 加速迭代让各群体都面临被替代的威胁，面对这种“未知的未知”，社会学能为公众应对 AI 时代的新焦虑提供哪些智慧？

　　王天夫：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社会学在数字转型背景下，对新社会趋势的思考、学科知识与智慧的产出，都相对缓慢。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仍处于未知阶段，它能给社会带来哪些具体、确定的变化，目前无法精准预判；另一方面，社会学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其研究是回溯性的，主要基于既有的社会现象进行解释与理解，缺乏对未来的想象力，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未知变化，难以快速做出回应。

　　要应对这一问题，社会学不妨借助科幻作品的想象力，拓展研究思路，探索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发展趋势。从社会学的核心视角来看，其最根本的思路是人与人的合作，合作能凝聚更大的力量，这也是社会学学科的根基。而人工智能与数字革命，恰恰让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实现了近乎无界限的拓展，通过电子讯号，人类能够实现无限连接，这种连接所产生的集体智慧，远超数字通讯出现之前的任何社会形态。人类社会在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始终依靠合作寻找发展出路，人工智能时代的这种集体智慧，必然会催生新的发展可能。社会学应重点关注人工智能影响下人类心灵的变化趋势，而人类通过合作凝聚集体智慧，也是应对 AI 时代新焦虑的核心方向。

　　“焦虑社会”：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理论归纳与概括

　　中华读书报：您在北大求学期间，正值中国社会学重建后生机勃勃的年代。您在之前的访谈中曾提到，杨善华老师带着你们全班在保定实习，那段经历对您理解“田野”与“人心”有何影响？

　　王天夫：社会学的核心是理解社会的运转规律，而落实到微观层面，就是要感受研究对象的真实想法，理解他们合理化自身行为的过程，田野调查就是接触这一核心的最直接现场。尤其是在年轻阶段，社会阅历不足，对社会的认知有限，田野调查能让人直面真实的社会，深入了解研究对象的选择与思考。当时在保定，我们的研究主题是夫妻关系，探讨受访者如何相识、为何选择结婚、生育计划的制定以及日常生活的状态等问题。在与受访者的交流中，我们不仅了解了他们的生活轨迹，更深入理解了他们的内心世界，知晓他们做出各类选择的动因，本质上就是在通过交流，理解研究对象的人生与心理。这段田野实习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田野调查的重要性。

　　直至现在，与人聊天仍是我最开心的事，无论是与普通人交流，还是与学生沟通，学生在田野中的所见所闻与思考，都能极大激发我的社会学想象力。学生从田野中提炼的观点、提出的问题，能为我的研究提供直接的思路与刺激，对我的思考形成重要启发。如今做研究，统计分析等量化手段只是一部分，真正理解研究对象、把握研究核心，依靠的还是从田野中培养的对人心与社会的感受力。

　　中华读书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以实证研究和城市社会学传统著称，您在芝大八年的求学经历如何塑造了您的研究方法？对什刹海的研究是否为理解焦虑的多重根源提供了方法论支撑？您此前对“转型中的人”的研究，是否构成《焦虑社会》的经验基础？

　　王天夫：我在上世纪80年代接受的社会学训练，当时正值中国社会学重建阶段，学术规范尚在摸索之中，而芝加哥大学的八年求学，让我接受了系统化的学术训练，从研究问题的提炼，到研究结论的论证，都形成了规范化的思路，让我掌握了合格、规范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但我也发现，芝大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更适合解释成熟、稳定的社会，面对处于快速变动与转型中的社会，其解释力存在不足。而国内研究社会转型的前辈学者，对社会变化有着极强的宏观把握能力，这是西方理论所欠缺的，这也是为何美国社会学在面对本国重大社会变动时，会显得手足无措。

　　回国后对什刹海城市空间的研究，是我将芝大的规范研究方法与中国社会转型实际相结合的尝试，这项研究梳理出多方力量博弈下，城市空间“拼凑式”发展的复杂过程，这种对社会现象复杂性的把握，也为理解焦虑的多重根源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支撑。焦虑的产生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社会结构、制度安排、个体行为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以复杂的视角进行分析与解读。

　　从《转型时期的城市空间》到《中国医师》《中国软件工程师》，我的研究始终围绕“转型中的人”展开，这些研究均基于规范的实证调查，无论是线下的走访、抽样、问卷，还是数字技术支撑下的电子问卷，都让我深入了解了转型期不同群体的生活状态与心理感受。这些前期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素材，让我对社会转型下人的心理变化有了整体把握，也构成了我书写《焦虑社会》的重要经验基础。《焦虑社会》正是在这些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社会现象进行的理论归纳与概括，是从经验研究到理论提升的尝试。

　　中华读书报：今年恰值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建系一百周年。清华大学社会学有着鲜明的学术传统，陈达先生曾提出 “社会学是采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在您看来，今天的清华大学社会学如何继承和转化这一传统？《焦虑社会》是否可视为这一“关注中国真问题”传统的当代延续？

　　王天夫：“关注中国真问题”是沈原老师提出的理念，与陈达先生提出的清华社会学传统一脉相承。陈达先生最早创立国情调查所，核心就是希望社会学能扎根中国现实，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而重视实证调查、开展国情研究，也是清华社会学一直坚守的传统。我开展的医师、软件工程师、职教群体、乡村医师等系列调查，以及大学生人工智能运用的调查，最早都源于沈原老师的卡车司机调查，这些实证调查直面社会现实，远比单纯的理论讨论更有价值。如今，清华社会学仍有专门的团队，多位老师坚持开展各类实证调查，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这正是对陈达先生学术传统的继承与转化。在扎实的实证调查基础上，再进行理论层面的探讨，是清华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思路。

　　在对医师群体的调查中，我发现医生因工作繁忙、医患矛盾、医院管理的工具理性化而陷入深度焦虑，人文价值理性严重缺失；对其他群体的调查，也都呈现出类似的焦虑状态。基于这些调查数据与素材，我尝试用“焦虑社会”这一概念，对当下的时代情绪进行概念性描述。这一概念的形成让我很振奋，因为它能将个人行为、制度安排、社会结构等诸多层面的问题串联起来，对当下社会的诸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从这个角度来说，《焦虑社会》正是清华社会学“关注中国真问题”传统的当代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