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古今之变

　　■陈宇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的史籍书林之中，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和思想的重要记录，《史记》历来享有崇高地位，被誉为“六经之后，惟有此作”，“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通过阅读《史记》，更能深切体会到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源流：百川归海。从传说时代到秦皇汉武，可以归结为一条清晰的线索，就是尧舜禹归于禹，由采集而农耕；夏商周归于周，由巫史而礼乐；周秦汉归于汉，由封建而郡县。中华文明历时三千余年，“播时百谷”的农耕文明，“文质彬彬”的礼乐文明，“摄制四海”的制度文明，物质、文化和制度三者相互作用、渐次展开，成就了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农耕是中华文明的基础。唐尧时代“敬授民时”，虞舜时代“百谷时茂”，夏禹时代“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农业文明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漩涡效应，“九州攸同，四海会同”，建立起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远古时代口耳相传，战国时期已经有了三皇五帝的传说。司马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从百家之言中“择其言尤雅者”，以“五帝本纪”开篇并辅以“三代世表”，整齐了以黄帝为人文始祖的文明谱系，使五千年文明有了坚实的历史文化根基。秦汉以后，虽然有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反复争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王朝更替，封建与郡县的持久争论，总的趋势依然是各民族交流融合，农业文明不断发展，治理能力逐步完善。国家统一成为历史主流，发展进步成为大势所趋，中华文化的向心力凝聚力不断增强。

　　地理：自西徂东。司马迁在“六国年表”中说：“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精准概括了上古以降的地理大势。三代考古表明，从夏朝开始，国家形成于晋南豫西的中原地带。与夏同族的周在豳地兴起，“自西徂东，周爰执事”，周成王时“宅兹中国”迁都洛邑，从此“中国”成为中华民族的鲜明文化标识。以“天下之中”为圆点，自西向东发展的历史大幕徐徐开启。“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灭六国、汉王灭楚，都是从西向东。“秦中自古帝王州”，沃野千里的关中成为秦汉至隋唐统一王朝的根据地。唐代开元天宝年间为中国地理一大变局，“地气自西北转东北”，河朔藩镇崛起，辽金少数民族南下，江南华南逐渐开发，江浙湖广遂为人文与经济之渊薮。王都由咸阳、长安、洛阳、开封到北京，政治中心自西向东移动。唐代两都仰仗东南，宋代南方经济人口超过北方，明清更是靠京杭运河维系。近代以降，东南沿海得风气之先，为传播主义和创建政党提供重要条件，西北成为革命根据地，正如清人顾祖禹说“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几千年政治与文化版图风云激荡，司马迁的“作事收功”说仍可资借鉴。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东西南北四方辐辏，凝结成坚固而富有弹性的“大中国”。

　　思想：内圣外王。司马迁在《史记》终篇录其父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时说，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学说“务为治者也”。中国思想从开始就不是“逻辑理性”，而是现世性格，有着修齐治平的气度与抱负。三代学在官府，崇尚礼乐文化。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处士横议，“道术将为天下裂”，诸子百家大放异彩。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儒学儒生逐渐受到重视。儒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通过天人合一、家国同构，用伦理道德规范君主言行，实现由礼乐到德行的转换。两汉儒家吸收道家和阴阳家的资源，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强调奉天法古，崇尚天下一统，构建起相对完备的儒家政治哲学。唐代儒学在释道二家中寻求突破，韩昌黎提出从尧舜禹到文王武王再到周公孔子的“道统”，将儒家系统化、谱系化，其思想渊源隐隐有《史记》的脉络。宋明儒学由上格天心到反求诸己，倡导格物致知、知行合一，思想走入民间，不离日用常行，天理、道理、心理打成一片，贩夫走卒亦可成仁成圣，“人皆可以为尧舜”彰显人的主体性。近代以来，传统士大夫由义理而事功，“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在新旧中西的反复调适中，寻求中国思想的现代突围。以“横渠四句”为代表的士大夫精神，经过理论化和组织化的更新再造，转化成“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与担当。

　　治道：德主刑辅。司马迁时代的西汉，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复杂国家的治理。早在春秋战国，德与刑就受到重视。《尚书》讲“明德慎罚”“有德惟刑”“明刑弼教”，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反对不教而诛。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以刑德为“二柄”，提倡严格诛罚和庆赏。秦重法家，严刑峻法，“以暴虐为天下始”，统一不久即成土崩之势。西汉借鉴秦朝“仁义不施”的教训，开始对治理方式进行调整和反思。汉文帝废除肉刑，体现恤刑爱民的仁政理念。董仲舒提出“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任德教而不任刑”“大德而小刑”，公孙弘等人“以经术润饰吏事”受到重用，经学特别是《春秋》上升为意识形态，儒家的礼法开始与刑律结合，逐渐成为治国之道。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讲的就是礼法并用的道理。“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五经逐渐制度化、行政化、法律化。《汉书》将这个过程概括为“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魏晋以后“以礼入法，礼法合一”，唐代法律更是“一准乎礼以为出入”，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德主刑辅的治理思想，蕴含着教化为本、宽和审慎的民本观念。新时代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吸收中国传统治理智慧，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经济：食货治生。《尚书》洪范“八政”，“食”“货”为首。粮食布帛源自于土、仰给于民，土地和人民至关重要。春秋战国以来“编户齐民”，授田占田，并通过赋役制度征收租税、征发劳役。孔子说过，“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历朝历代也都重视“均”和“安”，均田均赋均役，安民安居安业，实现本与末、出与入、义与利的良性互动。《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初“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控制和削减政府开支。司马迁明确反对官府与民争利，横征暴敛，“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晁错也在奏疏中说，“急政暴虐，赋敛不时”就会导致平民生活勤苦，甚至“卖田宅、鬻子孙”，提出要“务农贵粟”。对于创造和积累物质财富，司马迁认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农工商虞“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因此，“抑商”并不是单纯反对商品交换和商品经济，而是重在“务本”和“治生”，特别是防止垄断资源、买空卖空等“末富”“奸富”行为，从而导致“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的贫富严重分化。壮大实体经济、促进商品流通、避免两极分化等思想，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精神：豁达雄大。距今两千多年的秦汉王朝，经历了春秋战国的剧烈变动，整合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属于名副其实的“少年中国”。人们承继着先秦时代朴拙雄浑的气息，同时激扬慷慨、意气风发，具有强烈的务实态度、进取意识和开放胸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展现出“深沈雄大”“豁达闳大”的精神气象。秦汉时尚勇力、重军功，进一步打破世卿世禄，以军功封爵授官，促进阶层流动，成为平民进身之阶。《汉书》总结“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文武并用、出将入相十分普遍。朝廷用人不拘一格，汉武帝时著名的“三大将”卫青、霍去病和李广利出身低微，后来都成大功、为名将，无怪乎清代学者赵翼慨叹“此理之不可解者也”。游侠群体在社会上异常活跃，他们纵横捭阖，快意恩仇，“然诺不欺，以立名节”，即使像张良、窦婴这样的大人物，年轻时也曾“任侠自喜”。《史记》专立“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把侠和士等量齐观。人们希望国家强盛、富贵寿考，汉代瓦当多有长乐未央、永泰无疆、天下康宁等吉语。秦汉时视野广阔、登高望远，通过陆路和海路与外部世界加强沟通联系，成为“丝绸之路”的历史起点。据考古学研究，汉代神道石刻中的鸵鸟形象来自西域，名贵的“高头大马”也出自西域。张骞通西域，传来的大宛汗血马称为“天马”，汉武帝专门作《天马歌》，称赞天马“骋容与兮跇万里”。这种积极向上、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激励着中华民族不断克服困难，面向未来勇毅前行。

　　《史记》以降的中国历史犹如大江大河，在兼收并蓄、波澜壮阔的进程中，不断深化精神之自觉性，巩固文化之主体性，发展文明之现代性。可大可久的中华文明浩浩汤汤，奔流入海，不可逆转地奔向民族复兴的光明未来。

　　（作者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党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