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的凡人史诗 ——评《末世举人刘大鹏》

　　在近代人物日记的研究中，山西乡绅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几乎受到了与《曾国藩日记》《蒋介石日记》等名人日记同等的关注。自1990年乔志强先生标注本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出版以来，已有近百篇相关学术论文和一部专著问世，可谓影响深远。行龙教授在推动影印稿本《退想斋日记》出版的同时，也在完整阅读稿本日记的基础上完成了新作《末世举人刘大鹏》一书。作为四十年前标注本《退想斋日记》整理的亲历者和一直深耕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专家，行龙教授对刘大鹏和他所生活的时空有着不同于一般研究者的认识和感悟，这部著作正是作者多年来研究积淀的集大成者，既是刘大鹏及其日记研究的重要标志性成果，也是体现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理路的代表之作。

　　观照“整体”的区域社会史研究

　　自上世纪90年代，随着学科间的交流融合和国内社会史研究的深化，区域社会史研究渐成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势，学界相继兴起了“整体”与“区域”、“宏观”与“微观”关系的热烈讨论。尽管学者们就社会史的学科定位问题有不同理解，但在社会史以及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整体史追求方面却达成了共识。行龙教授曾在其社会史理论探索的文章中指出，社会史研究的关键是要“以小见大”，保持总体化的眼光，再小的区域也可以做出社会史意义上的总体史。对整体史亦或总体史的追求同样贯穿《末世举人刘大鹏》全书，这也是该书在已成为学术热点的刘大鹏及其日记研究中，仍让人感到眼前一亮，并引发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

　　作为刘大鹏生活世界的太原地区在全国，乃至山西省来说都是很小的区域，这个小地方在时代变动中受到的冲击、发生的变化似乎并没有对它之外更大的世界带来太大影响。至于刘大鹏，虽可称为地方颇有声望的名人，但置身当时成千上万的读书人群体中，也只是众多内地乡绅中的一位。就此而言，即使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刘大鹏所生活的时空和他本人都可算是研究的“小”区域，但这种“小”并不意味着无法回答“大”问题。在本书中，行龙教授的宏观视野和整体史追求主要体现在了两个方面，一是以丰富详实的资料完整呈现了刘大鹏一生八十多年的生活经历和思想世界；一是从具体人的角度反思大历史的变迁。

　　刘大鹏的日记内容丰富，目前研究者已就日记所涉及的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探讨。这些研究丰富了对刘大鹏及其生活世界的理解，但抽取不同时段、截取不同主题的研究“未能很好地贯通刘氏一生八十多年的人生心路历程”，还无法说实现了“整体”的观照。在《末世举人刘大鹏》中，这位内地乡绅复杂、矛盾的人生被更全面地呈现出来。比如书中提到，刘大鹏坚决抵制政府设立近代化造纸厂的动议，但他同时又较早接受了代表近代化的火车、西药等西方技艺；刘大鹏在民国建立后的很长时间以“大清之人”自居，但同时又当选了太原县议长，亲力亲为地参与了许多新政府倡办的地方事务。这种矛盾性是无法用守旧或趋新来界定的，只能将其置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大变局中进行审视。正如行龙教授在围绕该书的访谈中提到的，对于刘大鹏的一生，既要从中国近代社会的整体变迁和地方社会的诸方面变动中去理解，又要设身处地地从个人和家庭的变动中去体验，要在整体史的追求中实现“知人论世”。

　　在《末世举人刘大鹏》出版前，英国学者沈艾娣关于刘大鹏的《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一书曾在中外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该书从身份入手，分别讲述了刘大鹏作为写作者、儒生、孝子、议士、商人、老农的人生故事，其突出贡献在于提供了一种微观史的范例。然而，长于细节呈现的微观史研究，难免在宏观历史脉络的把握上有所欠缺。行龙教授以本土学者对区域历史、文化、人物的深入理解，在观照“整体”的区域社会史研究理念下，对刘大鹏整个人生和心路历程的还原，很好地弥补了前述研究的不足。可以说，行龙教授的这部新作不仅深化了对刘大鹏的研究，更促成了一次以刘大鹏研究为媒介的中西学术对话。

　　以“同情之理解”书写的个体生命史

　　早在百年前，中国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就提出，对于古人之学问，治史需有“了解之同情”的态度，主张研究者应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古人“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也才能批评其“是非得失”。行龙教授在书中表现出同样的治学态度，他在以学者的客观冷静书写刘大鹏这个普通乡绅的个体生命史的过程中，始终对这位古人和他所生活的世界深怀温情，这也是该书最值得称道之处。

　　作为一生很少有机会走出乡里的传统读书人，刘大鹏对当时中国和世界发生的巨变认识有限，他的思想和行为难免有“不合时宜”的地方。在既往的研究中，刘大鹏经常作为近代化的另一面被分析和批判，守旧、失意、悲苦成为他身上的主要标签。这些描述当然反映了这个内地乡绅生活的一些面相，却也不乏研究者以后见之明对古人的苛责。行龙教授在《末世举人刘大鹏》中着力最多的，就是以刘大鹏的视角和立场去体验他生活的变动，理解他人生的选择。

　　刘大鹏八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了晚清、民国、抗战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思想、心态和行为选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坚守和妥协中不断转换。这要求研究者首先要将自己置于和刘大鹏“同一境界”去分析他所面对的问题，以同理心去体会他的选择。《末世举人刘大鹏》虽由不同主题的文章构成，但在每一主题下，刘大鹏都被置于中心位置，他的经历和感受成为作者观察时代变化的起点和归旨。在“初为塾师”章，作者用大量笔墨描写了刘大鹏作为西席与东家张资深的往来，记述了刘氏父子赴考的详细经过，使读者得以从乡村社会对读书人的尊崇、父母家人对刘大鹏的期许、科举考试本身的繁复隆重中，理解功名和读书人身份对刘大鹏生活的意义；在“个体灾害史”章，作者以刘大鹏的所见所闻所经历为依据，描述了刘氏及其家庭半个世纪遭遇的日常之灾，使灾害史中的灾情数字具象为个体和家庭面对灾害的恐惧、痛苦、死亡、忧虑、消解、反省等真切经历和感受；在“‘详尽而反复’的生命史”章，作者不厌其详地记录了刘大鹏及其亲人、友人的生老病死，从多个层面探讨了刘大鹏对“生老病死”的认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世纪前普通人面对生死的脆弱与坚强、焦虑与豁达；在“抗战叙事”章，作者从刘大鹏对战争的认识和体验入手，讲述了一个从时刻感受战争威胁到最终身处沦陷区的普通乡民的抗战故事，与“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研究形成呼应。

　　在依据丰富资料书写刘大鹏个人生命史的过程中，行龙教授有意识地将研究向心态史和情感史领域拓展，以达到与古人在精神和情感上的共鸣，实现真正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比如，书中提到，作为持守孔孟之道的读书人，刘大鹏将儒家之外的其他学说信仰一概视为旁门左道，但在父母家人染病时，他也会转而向神灵求签问药。在作者看来，“病痛面前，持守儒教的刘大鹏会去求吕祖、求大仙、求善婆，这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刘大鹏”。作为世代毗邻晋祠而居的读书人，刘大鹏将一腔家国情怀寄托于晋祠山水中，他不仅独立完成洋洋百万言的晋祠山水志，而且不惧诬陷挺身主持民国初年大规模的晋祠修缮，更在战争威胁下不遗余力保护晋祠山水资源。作者用充满温度的文字娓娓讲述了刘大鹏与晋祠的故事，让读者得以感受到一个以孔孟之道为灵魂支柱的读书人羸弱外表下强大的内心，继而和作者一样，对这位古人生出敬意。

　　以“走向田野与社会”联结历史与现实

　　在立足山西区域社会的研究中，行龙教授始终秉持着“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治学理念，这部著作同样贯彻了作者的这一理念，体现了历史研究和现实关怀的结合。

　　历史研究的深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对资料的掌握程度，前述提到的“同情之理解”也依赖于资料的扩充。行龙教授提出“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初衷之一就是扩大史学研究的资料范围。著作开篇，作者对晋祠圣母殿南侧所立《刘友凤先生碑铭》提到的20位经理人均有考察，抽丝剥茧地梳理出他们与刘大鹏的交往，解析碑铭背后的故事，足见其对刘大鹏了解之细。在开展刘大鹏相关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作者曾无数次深入赤桥、晋祠、西山、晋水流域各村庄，考察过刘氏任教的太谷南席、其父刘明经商的李满庄，按图索骥地寻访过刘氏拜客、吃请、听戏的前门、大栅栏一带。《末世举人刘大鹏》所使用的资料，除稿本日记外，还包括作者田野调查所得口述资料、碑刻资料、民间著述以及刘大鹏未出版的其他遗存著述。正是因为作者掌握了远较其他研究者更丰富的资料，刘氏及其家人的生活故事、生老病死的人生经历才得以清晰呈现出来，从而实现了对刘大鹏的创新性研究。

　　当然，“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意义并不止于此。行龙教授在此前的访谈中曾提到，要真正走进历史的深处，需要历史的现场感，“走进田野与社会有助于我们获得历史的现场感”。在他看来，只有走向田野，深入乡土，文献知识中有关历史场景的信息才能被激活，研究者在叙述历史、理解历史时才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作者正是凭借着多年田野工作的积淀和对历史的现场感，最终还原出一个复杂、矛盾、生动的末世举人刘大鹏。与此同时，研究者走向田野与社会的辛苦付出也得到了乡村社会的认可。目前，赤桥村人已毫无保留地将村历史档案移交给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保管，村民与中心研究人员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末世举人刘大鹏》的新书座谈会选择在赤桥村召开，村民成了该书的第一批读者，而作者也被赤桥村授予“荣誉村民”的称号。以上种种无不体现和证明了作者对研究对象、对乡土社会执着而强烈的情感，这种强烈的情感又成为研究深入开展的动力来源。可以说，行龙教授所坚持的“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治学理念在拓展和深化史学研究的同时，也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起联结和纽带。

　　行龙教授在后记中谦称这部著作为一本“小书”，从书的体量和尺寸来评判，或可描述为“小”，但就内容和学术理念而言，却十足厚重。作者对“整体史”的关怀、对个人生命史的探究、对“走向田野与社会”的践行，无不体现出这这部书的重要学术价值，值得给予高度评价。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