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古今中外史学理论而成一家之言

　　历史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过往活动的人文社会科学，在资政育人和弘扬传统文化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历史学的发展既需要历史工作者长期不懈地从事具体问题的研究，也需要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两者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但比较而言，从事具体研究的学者众多，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较少，两者兼备者则更少。张金龙教授最近出版的《历史学通论》就是一部由长期从事具体研究的史学工作者撰写的历史学理论著作。该书规模庞大，旁征博引，纵论古今，贯通中外，在“敬意”与“对话”中阐述自己对历史学的见解，是一部集古今中外史学理论于一炉并引而论之的历史学理论著作。

　　从基本问题入手，探究历史学的本质

　　《历史学通论》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体系宏大、卷帙浩繁。全书两巨册，1300多页，140余万字，是目前国内最大部头历史学理论著作。全书按历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相互关联性分为十个专题，每个专题下又分成若干个问题。这十个专题分别是：历史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历史的过去性与现代性、历史的科学性与规律性、历史的艺术性与文学性、历史学家的想象力、结构史与事件史、新材料与历史研究、历史与哲学的关系问题、生活经验与历史写作、历史真实与如实直书。

　　作者在说明自己写作本书意图时说：“本书只是对与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有关的若干问题在前贤高论基础上发表一些个人浅见，以表达一位数十年从事具体历史问题研究的专业学者对相关问题的思索。对于本书的读者而言，若能够感受到作者传达出的真诚态度，透过本书的征引和评述对诸多前贤往哲以及当代耆宿俊杰的高见获得一个概括性的了解，应该就算达到了本书写作的初步目标，当然读者如果能够从阅读本书中有所启发，甚或有所教益，对作者而言自然是大喜过望。”（前言，第9页） 这当然是作者的谦辞，但也真实反映出作者写此书的目的和期望，以及此书的最大特点——旁征博引、融会贯通。至于为何取名《历史学通论》，作者借用了王夫之对“通”与“论”的解释，大体说来，本书的“通”是指对有关历史学的问题无所不论，融会贯通；“论”指在对古今中外史学理论旁征博引的基础上，引而申之，辩而论之，阐发自己的见解。

　　历史是什么？这是任何一本历史学理论著作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作者的历史观。《历史学通论》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历史”分为五个层次：一是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原发性的“历史”；二是被记录及编纂的“历史”；三是流传下来的被记录及编纂的“历史”；四是对被记录及编纂的“历史”的研究——历史学家通过对被记录及编纂的“历史”的研究而形成的新的历史文本；五是哲学家和理论家对“历史”的学理性或抽象化解释。（第125页） 作者对历史五层次的界定，既是历史学的基石和起点，也是全书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历史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历史的过去性与现代性、新材料与历史研究、历史真实与如实直书等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五个层次展开的。作者在经过广泛的征引和详细论证后认为：“历史具有客观性，其客观性是可以被认识的，历史研究就是主观——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对客观——历史资料所蕴含的历史事实——的求证、解释和文本化的过程，历史论著则是主观性与客观性或者说是主体与客体协调和统一的产物，只有能够充分体现历史的客观性的论著才是合格的历史作品。”（第273—274页）正是基于以上认识，作者认为历史事实是客观的，是可以被认识的，历史是有规律的，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研究历史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复原，对今天的国家治理、社会发展、民众生活及文化传承都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可见，本书与古今中外史学家和思想家对历史的主流认识是一致的，既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传承，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从事具体研究的历史工作者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无疑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旁征博引，熔古今中外史学理论于一炉

　　本书除体系宏大、包罗万象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旁征博引、熔古今中外史学家、思想家的史学理论为一炉。书中征引的中外名家有数百人、著作有上千种，征引范围之广、数量之多，令人叹为观止。如书中征引的中国古代史学家有孔子、司马迁、刘知几、郑樵、邵雍、朱熹、崔述、赵翼、王夫之、章学诚，等等。近现代史学家有梁启超、李大钊、胡适、郭沫若、吕思勉、陈垣、钱穆、陈寅恪、王国维、顾颉刚，等等。当代史学家有章开沅、金冲及、何兆武、严耕望、杜维运、何炳棣、黎虎、刘家和、王汎森，等等。西方史学家有（英）柯林伍德、（意）克罗齐、（英）卡尔、（英）汤因比、（法）布罗代尔、（法）马克·布洛赫、（法）吕西安·费弗尔、（法）布尔迪厄、（德）兰克、（英）阿克顿、（英）霍布斯鲍姆、（美）汤普森、（日）入江昭，等等。除史学家外，还有众多思想家，如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培根、伏尔泰、笛卡尔、海德格尔、狄尔泰、康德、海登·怀特、萨特、叔本华、罗素、尼采、凯恩斯，等等，甚至还有一些科学家，如牛顿、爱因斯坦、杨振宁、丘成桐，等等。可以说，本书征引古今中外学者著作之繁、次数之多、数量之大，在同类史学著作中首屈一指。

　　本书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叙述方式，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作者的自觉。前面提到，作者写此书的意图，就是要在广泛征引前人相关成果的基础上阐发自己的见解，就是要对前人及当代史学家有关史学理论的高见进行概括和评述。广泛阅读和征引古今中外的名著，无疑是极为艰辛的，但作者却在阅读中受益无穷，快乐无尽：“与许多成绩斐然的历史学家、史学理论家或历史哲学家以及杰出的科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等进行‘对话’，体会和感悟他们的精彩论说，颇能启人心智，甚或醍醐灌顶，不管是否同意他们的观点，也都应该向他们表达敬意。阅读众多杰出思想家和学术大师的文字，比之自己的思考和写作甚至更为愉悦和幸福。”（前言，第13—14页）这正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为一项伟大的事业而与前辈们心灵激荡、惺惺相惜的真实感受。二是历史学理论著作的特性决定的。从事具体研究的史学家要研究一个具体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对相关学术史的梳理和述评，而从事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学者也同样要进行学术史梳理，只不过后者面临的问题更多、工作量更大。如果没有对古今中外史学理论的系统梳理和精确评价，历史学理论著作就无从下手，勉强写出来也会贻笑方家，因为很可能你写的东西别人早有论述，这也是大多数从事具体研究的史学家不敢问津历史学理论著作的主要原因。著名学者杜维运以《史学方法论》享誉史林。他在该书修订版序言中说：“置身20世纪的今天，想写一部理想的史学方法，一定要有一个世界史学的基础，最低限度要兼通中西史学，将中西史学家治史的方法，融会在一起，取其长而去其短，择其精而遗其粕。”他还说：“积中外无数史学家的治史经验，而史学方法乃大，而史学方法乃不流于游谈无根。因此完全师心自用，无法写出一部真正的史学方法出来。撰写史学方法的史学家，要采取综合的方法，综合中外史学家的治史方法，以凝为一体。如凝结得完美无缺，便是一种新创了。”（《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修订版自序，第8—9页）这是一位专门研究史学方法的学者的经验之谈。史学理论著作和史学方法著作性质相同，且彼此相互关联，撰写者都要面对古今中外无数的史学家和史学著作，都要通过大量的阅读，了解和掌握古今中外史学家对史学的认识和理解，站在他们肩上，与他们对话；或赞同他们的观点，对他们的高见表示敬意；或用他们的观点作为自己的证据；或不同意他们观点，并与之商榷。凡此种种，皆为史学理论或史学方法著作的着力点和突破点。否则，不充分理解前人的相关理论，或对前人的理论视而不见，就会流于凭空冥想的无根之谈，甚至有窃取前人观点为己所有的嫌疑。

　　纵观本书的大量征引文献，作者对其态度大体有三种：一是完全赞同被引者的观点，引文只是为了表示敬意，并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佐证，这部分学者主要是历史学家，数量最多；二是把被引者的观点作为证据来展开自己的论述，这部分主要是思想家和科学家；三是对被引者的观点不完全赞同，或完全不赞同，引用只是为了商榷或辩论。作者对年鉴学派和后现代主义的很多理论和观点，明显表示反对，并与之商榷，引用他们的理论和观点只是为了树立一个靶子，作为批评的对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某些自己敬重的史学家的个别观点也持有不同意见，并展开辩论。作者这种对前辈名家既尊重又不迷信的态度无疑是撰写历史学理论著作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否则，只是重复前辈名家的见解，匍匐在前辈名家的脚下，亦步亦趋，又有何创新可言？

　　在“敬意”和“对话”中阐发自己的见解

　　如前所述，本书以旁征博引见长，但作者对前辈名家表示“敬意”并与之“对话”的同时，也在很多问题上阐发了自己的见解，这也是本书的另一个特点，即在融通古今中外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又有诸多创新。

　　历史是否具有客观性？绝大多数史学家和思想家都坚信历史是客观的，尽管记录和研究历史会带有主观性，但历史的客观性是不容否定的。针对后现代主义否定历史的客观性，认为“历史学家不能洞穿语言给历史事实蒙上的面纱，换言之，历史学仅能书写文学文本，而非真相”（第58页），作者在本书中多次予以反驳。作者认为，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是彻底的历史虚无主义，“无论哪一位后现代主义或解构主义者，其实都不会否认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现实的存在，如果历史真的是转瞬即逝，那就根本不用通过文字或文本来表现他们的主张了，言说自然也就没有任何必要性了。实际情况是，他们不仅不否认现实的存在，也不会真的否认历史的存在”（第60页）。作者还举例说，尽管不同的史家对某一历史客体的再现风格可能不尽相同，但作为同一历史客体其本身却具有唯一性，不能说对它的认识会有多种不同的正确的观点。“我们说侯景之乱是梁朝灭亡的关键原因，研究者可以从多个角度对梁朝灭亡的原因进行探讨，但都不能绕过侯景之乱，或者说谈论梁朝灭亡原因而不考虑其与侯景之乱的关系，就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第61页）这种观点和例证应该是有说服力的，对后现代主义否定历史客观性的反驳也是有力的。

　　针对目前史学界冷淡政治史、事件史，甚至认为这类研究属于“旧史学”的观点，本书专列一章谈“结构史与事件史”，其中又专列一节谈“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历史学犹如一座大厦，若将其支柱——政治、制度、思想、经济诸领域——一一拆除，则历史大厦将无以支撑，必定难免倾塌的命运。历史学研究如果不去关注这样的‘支柱’型领域，而是纠缠于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无论如何也都不能看作是康庄大道。”（第951页）针对年鉴学派强调长时段、结构史的研究，而否定短时段、事件史研究价值的观点，作者认为历史的长、中、短时段是一个整体，密不可分，“历史的大势或趋势属于长时段或中时段，而对历史的大势或趋势施加影响的势力则又是在中时段或短时段中生存的人或集团，并且改变历史走向的人或集团的影响和作用往往是通过短时段的重大事件来实现的，这样历史的长、中、短时段就通过势和力联结在了一起。正因如此，不仅势与力不可分，而且势与时也不可分，故而凡论势必定不能离开力和时两个因素”（第935页）。这段精彩的论述阐明了势与力、时之间的关系，也厘清了历史长、中、短时段的关联，从根本上消解了“结构史”和“事件史”之间的对立和紧张，反映出作者对历史趋势与发展动力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

　　历史千变万化，不可预测，甚至有许多匪夷所思之事，但在这千变万化背后有没有通则或规律？不同的史学家有不同的认识，由此形成不同的史观。作者在本书中认为历史具有客观性，历史是可以认识的，历史发展是有通则或规律的。作者综合古今中外的历史，认为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阶级斗争和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学说，以及关于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的论断显然具有普适性。就中国古代历史而论，治乱兴亡是国家产生以来政权演变或朝代更迭的基本规律，而军权在朝代更迭和权力升降中发挥了关键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民心向背是关乎统治能否巩固的重要因素，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具有普适性的规律。（第610—611页）作者揭示的历史规律还有：“自从人类出现国家政权以来，社会中必定存在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上层阶级和中下层阶级，治乱兴亡和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作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迄今仍无改变的迹象，无论在一个国家内部还是在国际关系中武力或军权一直都起着关键作用甚至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战争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进程且至今仍无根除的迹象。”（第628页）在作者看来，历史是有规律的，而且这种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这实际上是在彰显历史学对当代和未来的意义，那就是借鉴成功的经验，汲取失败的教训，既要发挥人的主动性，造势而进，顺势而为，又要见微知著，提前规避风险，防止重蹈覆辙。

　　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使命感

　　历史是过去的一切，历史研究是对过去的记录或诠释。那么历史与现在有何关系？或者说研究历史对现在有何意义？这是关系到历史学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也是任何一本历史学理论著作都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历史学通论》以“历史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开头，以“历史真实与如实直书”结尾，可以说从头到尾都在讨论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字里行间处处充满着对现实的关怀，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关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作者认为：“历史是现实的源头和前身，毋庸置疑，当下的任何一个问题，如果割断了历史都是难以理解的。现实植根于历史之中，抛开历史，现实便成了无本之木，故而只有用发展变化的视角才能充分理解现实社会中的一切，才能够对当下的人们的生活有所帮助。同样的道理，研究历史也不能不考虑现实，完全撇开现实也是很难真正对历史做出深刻认识的。”（第345页）这种平实而客观的观点，既阐明了历史对现实的意义，也是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出发点。

　　至于历史研究对现实的意义，本书所有专题均有论及，并专列了三节集中论述，分别是“历史的教育益智功能”“历史的资治镜鉴功能”“无用之用与有用之用”。作者在谈到历史的教育功能时指出：“历史不仅可以启人心智，而且还能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从而凝聚民族心理和塑造民族性格，壮大民族力量，在政治上发挥巨大的作用，尤其在大敌当前、民族危亡之时更需要弘扬历史以凝心聚力，做到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第473页）历史学在凝聚民族精神、鼓舞士气方面的巨大作用，在抗战时期已得到充分的体现。作者还认为，不仅政治家应该掌握起码的历史知识，而且社会大众也应该具备起码的历史知识，这样的社会才可能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这就像一个人必须维持正常的记忆和思维一样，否则就会为精神疾病所困扰。“如果凌驾于历史之上，甚至出于现实利益的需要而随意篡改历史，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还有可能因为掌握了巨大的权力而无所约束，从而产生极大的破坏力。社会大众如果不具备起码的历史知识，则有可能陷入集体疯狂的魔咒而不能自拔，从而出现可怕的畸形社会。”（第1167页）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因缺乏对历史的敬畏和认识而导致的国家和个人的悲剧一再上演，这也正说明历史学在资治镜鉴中的重要作用。至于历史学的“有用”与“无用”，只是相对而言，一时的无用并不等于永远无用，对此人无用并不等于对彼人无用，不能创造实用价值并不等于不能创造精神价值，有时甚至会出现“无用之用，是为大用”（王汎森：《天才为何成群地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50页）。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人类对过去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就永远不会消失，这就是历史学存在的理由，也是历史学的底气。

　　历史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它不会自动呈现，必须由生活在今天的史学家依据史料写出来。一方面可以说，没有历史事实，就没有历史学家；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没有历史学家，也就没有历史。由此可见史学家对重现历史的重要性，这也正是所有的历史学理论著作都把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作为核心问题加以谈论的原因所在。《历史学通论》正是如此，而且本书在讨论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时，还非常重视史学家修养和人格对历史学的影响，专门列出“历史学家的情感与主观性”“历史学家的求知欲与使命感”“历史学家的想象力”等专题，最后以“历史真实与如实直书”作为全书的结束语。作者引用了韦伯对学者人格的界定：“在学问的领域里，唯有那纯粹向具体工作献身的人，才有‘人格’。”并由此引申道：“把自己塑造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一心只为学术志业而献身，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学者。”（第690页）作者在书中还列举了若干史学家强烈的求知欲和使命感的例子，如德国史学大师兰克从八十多岁开始撰写他一生最后一部巨著《世界史》，一直到他九十一岁去世时已接近最后完成。著名史学家严耕望自1946年以后，三十余年一直以中国历代人文地理为中心，不懈工作，也成为他生活中乃至生命中最主要的支柱，并乐此不疲。作者的导师黎虎教授直到去世前不到一个月——时年八十六岁高龄——因病住院才不得不停下研究工作。正是有这些以学术为生命的史学家长期不懈的工作，历史学的大厦才巍峨耸立，历史学才能在学术殿堂里占据重要的地位。由此可见，本书不仅对古今中外的历史学理论著作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还向读者展现了古今中外史学家的“人格”和精神，这对青年学者来说，无疑具有一种无穷的激励和榜样的力量。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