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流散敦煌文献纸上“回归”

　　从1989年启动《俄藏敦煌文献》项目算起，上海古籍出版社深耕敦煌西域文献出版领域已有三十七年。其间，这家以古籍整理和学术出版为立社之本的出版社，累计出版大型敦煌西域文献图录三百余册，发表文献文物图版十余万幅，让散落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以出版形式回归故土，在敦煌学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成为该社七十年历程的一个缩影。

　　从圣彼得堡到巴黎

　　海外敦煌文献出版“回归”

　　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大批文献流散海外，分藏于英、法、俄、日等国，成为中华学术之痛。让这些流散的瑰宝以出版形式“回归”故土，是几代学人的夙愿。1988年，时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魏同贤与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的一次偶然商谈，开启了这段延续三十余年的学术长跑。当时，原定合作的《石头记》古抄本项目由中华书局执行，李福清由此建议整理出版列宁格勒收藏的敦煌文献。经过全社学术、技术、印制、财务分组讨论、反复论证，社长魏同贤、总编辑钱伯城一行于1989年远赴莫斯科，与苏联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就合作影印出版列宁格勒所藏敦煌文献签署会谈纪要。以此为标志，从《俄藏敦煌文献》起步，“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项目正式启动，三十余载筚路蓝缕、风云激荡的敦煌出版事业由此展开。

　　彼时的苏联正处在解体前夕，工作条件极为艰难。1990年8月，出版社派李伟国、府宪展、朱天锡三人赴列宁格勒进行试拍，由于经验不足，这次试拍因感光不足、不匀，且设想以原大比例出版，导致拍摄完成后无法按重新确定的比例裁切，近5000张底片几乎全军覆没。但失败换来了宝贵经验和教训，1992年正式工作小组取得实质性进展，当年便出版《俄藏敦煌文献》第一册。此后十年间，出版社共派出赴俄、法工作小组十余批、二十九人次，在经费极度压缩的条件下，通过现场拍摄、分工著录，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分藏各国的文献影印出版。

　　早年工作之艰辛，从项目组成员李伟国、府宪展等的回忆文章中可见一斑，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在苏联解体的动荡岁月里，工作小组的成员们背负着半吨重的拍摄材料，在“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列车上与“倒爷”们同行。在“前电脑时代”，工作小组白天拍摄、著录，晚上用浴缸作为恒温器冲洗胶卷，等到干透再检查缺陷，次日第一件事就是补拍有缺陷的图版。在圣彼得堡，驻地曾遭遇假警察抢劫，幸而有预案准备，人员财物未受重大损失。每次完成工作返回时，都要请东方所开具携带底片的证明，并备好俄文本合同随时应对检查。回国后，洗印的照片经过电分、处理、放大、拼合、测试、调版、定版，经数道工序精密试验，一次次寻找最佳排版方案。正是这样一群出版人的坚守与担当，才换来了《俄藏敦煌文献》（全十七册）、《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全三十四册）等重磅图录的相继问世。

　　这一时期的出版成果还包括：《俄藏敦煌艺术品》六册、《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二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二册、《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七册、《上海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四册、《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及西夏文部分三十余册、《英藏黑水城文献》五册等。这些大型图录的出版，开创了流失海外敦煌文献以出版形式回归的先河，正如学者所言：“以英藏、法藏、俄藏敦煌西域汉文文献出版为标志，大批流失海外文献通过出版形式回归祖国，促进中国的相关学术研究大步赶上了已经领先百年的西方和日本，呈现出波澜壮阔、浩浩荡荡的场面。”

　　从黑白到全彩

　　技术迭代与文献信息还原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的黑白影印时代实现了敦煌文献的“从无到有”，那么新世纪的高清全彩时代则实现了“从有到真”的跨越。

　　2022年，“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全面启动。这项工程是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持，中国学术界、文化界、出版界共同推进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列入国家“十四五”出版规划、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敦煌文献全集》作为其中的重点项目，旨在以高清全彩方式高水平集成刊布、高质量系统整理散藏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2023年到2026年，全集的首批重要阶段性成果《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丛书一百六十册，刊布文献编号近四千号，图版约四万幅，定名文献六千余种。这套书由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主持编纂，吸收百余年来敦煌学研究的前沿成果重新定名，展现了敦煌学研究的新高度。全书采用八开精装，高清全彩印制，图版精度较三十年前的黑白版提升十倍以上。

　　高清全彩带来的不仅是观感的提升，更是文献信息的完整还原。不仅以往被忽视的包首题记、背面文书、裱补纸条、骑缝印章等得以完整呈现，淡墨校改、朱笔批注、印章钤记等微痕信息也纤毫毕现，绘画设色、笔触走势、纸张质地、装帧特征等亦得以精准复原。以法藏敦煌文献P.2510《论语郑氏注卷二》为例，原抄写时少了一个“言”字，旁有朱笔校对痕迹。过去黑白版中，这个补充的“言”字是黑色的，读者难以判断其时代；而全彩版中，“言”字呈现本来的红色，明确为朱笔校对的产物。又如P.2002号文献的背面绘画内容，从早期笼统的“白画菩萨”“白画人物”细分为十二个精确标题，增加了“白画观音菩萨头像”“白画供养人稿”“白画相扑稿”等定名，实现了从模糊认知到精准著录的跨越。

　　技术层面，编辑团队与多家国内顶级印刷厂合作，进行了大量调色实验，力求与原卷色彩无限接近。针对每一编号文献，视情况附加总图、局部图，同时刊布卷轴外观和装帧形态；重要长卷跨页通版接排，突出整体性；图例中标注比例尺、色卡，连续图版上方设置三角标记符号提示重复部分。这些细节设计看似细小，却体现了出版社“读者至上”的服务理念——研究者借助比例尺和色卡，即便看不到原件，也能准确复原文献的尺寸和色彩。

　　2025年3月，《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出版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郝春文教授评价：“这一做法在敦煌文献图版编纂印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应该成为将来编纂出版其他收藏单位高清彩色图版的模板和路标。”原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则指出，该书率先编纂“可谓‘导夫先路’之举，有‘遵道得路’之功”。

　　从海外到国内

　　散藏文献整理与“文化拼图”归位

　　海外大宗敦煌文献之外，国内各地博物馆、图书馆等还零星散藏着一批敦煌写卷。这些文献虽数量不及海外大宗收藏，却因其流传有绪、不乏珍品而具有独特价值。进入202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将目光投向这批“散落的拼图边缘”，系统推出国内散藏敦煌文献。

　　《重庆藏敦煌文献》（全三册）首次披露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宝林博物馆、西南大学图书馆三家机构收藏的四十八件敦煌文献。其中宝林博物馆所藏藏文长卷《大乘无量寿经》极为罕见，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有汉文二十三件、藏文十件，多为北朝、唐代写卷，对研究敦煌写经制度、译经体系乃至汉藏文化交融均具有重大价值。

　　《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全二册）首度以高清全彩方式完整公布旅顺博物馆藏十四件敦煌文献图版。这批文献主要来源于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收集品和罗振玉旧藏，作为20世纪初流散海外后又回流的最大一批文献，其流转轨迹堪称中国文物流失史的缩影。书中尤以唐释法海等辑、后周显德五年（958）所抄早期禅宗文献《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习称《旅博本六祖坛经》）最为珍贵——这是现存五个敦煌本《坛经》中唯一有明确纪年的写本，且是唯一带有朱笔间隔符号和断句标点的文本。旅顺博物馆在整理中还从LM20.1541《妙法莲华经》背面揭取下8件修补经卷的残片补纸，其中一片《学童转帖》与经卷本身共同见证了敦煌三界寺道真和尚修补佛典的历史事实。

　　《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全五册）收录文献编号一百一十余号，图版约一千四百余幅，其中百分之九十从未发表过。这批文献主要来自罗振玉旧藏——这位清末民初的学者在敦煌文献收集整理方面堪称“中国第一人”，1928年移居旅顺后将其所藏带到东北，1940年去世后部分藏品入藏东北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前身）。书中不乏珍品：《大乘起信论广释》卷上并序是目前唯一所见卷次为“上”的《大乘起信论广释》，可补佚文之阙；《菩提达摩和尚碑文》是前所未见的敦煌写本全本，对研究中国禅宗史意义重大；《归文诗四首》（拟）则为唐五代文学研究补入新诗四首。

　　2026年，《安徽博物院藏敦煌文献》《山东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广东省藏敦煌文献》等项目已列入出版计划。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吕健说：“敦煌文献流散全球是学界之痛，而国内地方馆藏文献更像散落的拼图边缘。”随着这批散藏文献的陆续出版，敦煌“文化拼图”正朝着最终完成迈进。

　　从汉文到民族文献

　　完整呈现多语种文献

　　敦煌文献的价值不仅在于汉文典籍，更在于其多民族语言的丰富性。《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的多语种文献就是一大特色，其中含有大量非汉语的文书，包括粟特语、于阗语、藏文、回鹘语、梵文、希伯来文等，种类非常丰富。上海古籍出版社对这批文献高度重视，这些文献随汉文文献一起得以高质量完整刊布。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新材料带来新问题，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敦煌出版始终秉持这一理念，在完成汉文文献主体工程后，又将目光投向藏文、西夏文等民族古文献的刊布。

　　敦煌古藏文文献是已知现存最古老的纸质藏文文献，全部属于西藏历史“前弘期”，对于研究吐蕃历史、汉藏文化交流、丝路文明史具有决定性意义。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启动“敦煌古藏文文献出版工程”，与西北民族大学合作，开始联络英国、法国国家图书馆，开启了整理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民族古文献的艰难探索。

　　从2006年到2021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全三十五册）陆续出版，这一令诸多汉藏学者耗费毕生精力的出版项目历时十五年才得以完成。其中收录伯希和收藏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共三千一百七十四个编号、两万八千余幅图版。全书采用汉—藏双语定名，体例完备，价值重大。这是流失海外敦煌古藏文文献首次以出版形式完整回归。2006年第一册出版时，藏学泰斗王尧先生抱病出席发布会，称其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日本著名敦煌学家今枝由郎则说：“这对于藏学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全二十六册）于2025年完成出版，首次披露了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西域藏文文献图录，为藏学研究提供了又一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集群。敦煌研究院马德教授等主编的《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全三十一册）则首次公布了甘肃省十三家单位收藏的六千六百余件藏文文献高清全彩图版。至此，英、法和中国甘肃三大收藏主体的敦煌古藏文文献相继完成出版，几可完整重构吐蕃时期敦煌历史的方方面面。

　　值得一提的是，黑水城文献是近代中国继殷墟甲骨文、敦煌文书、故宫大内藏书等之后又一重大考古新材料的发现。俄藏黑水城文献共有8000多个编号，内容涉及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和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俄藏黑水城文献》（全三十一册）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1996年第一册出版，2026年即将出齐。这批文献的公布根本改变了西夏学研究的面貌，对研究宋辽金元时期的历史及多民族文化交流也有深远意义。

　　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艺术品也以《俄藏黑水城艺术品》《俄藏锡克沁艺术品》《俄藏龟兹艺术品》系统刊布，其中不乏存世最早的缂丝作品《绿度母》、金代平阳年画《四美人图》、中国佛造像中唯一一尊双头佛像彩塑等珍品。

　　从文献整理到专著研究

　　专业出版与学术共生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敦煌出版，始终与学术研究相辅相成，形成了出版引领研究、研究反哺出版的良性循环。这一共生关系，以学者资源的长期积累和学术著作的系统出版为核心依托而建立。

　　在学术著作出版方面，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一流的敦煌学者密切合作，引领学术研究出版方向，取得了丰硕成果。项楚先生的《敦煌文学丛考》（1991年）和《王梵志诗校注》先后荣获首届和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后者更在出版二十年后荣获首届思勉原创奖。项楚先生曾致信出版社：“当贵社向我约撰《王梵志诗校注》和论文集《敦煌文学丛考》时，我还是一名白丁，没有任何职称。可是贵社并不以名取人，试问有几家出版社能做到？”此外，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郝春文《中古时期社邑研究》、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等学术经典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正因为出版社汇聚了敦煌研究院、北京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研究中心、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浙江大学丝路文明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最优秀的学者资源，才形成了可持续的学术生产力。

　　学术著作的出版与学术研究的深入创新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带领团队利用出版社刊布的全彩高清图版，推进敦煌写本物理形态研究，开辟了敦煌写本书籍史研究新路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曾委派专家协助出版社比对历史照片，编制了洞窟编号对照表。这些实例表明，出版社的文献整理与著作出版，不仅为学者提供了研究素材，更激发着新的学术生长点。正是这种学术研究引领出版方向、出版成果又反哺学术研究的共生机制，使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敦煌出版事业始终与学术前沿保持紧密互动，共同推动着敦煌学研究的持续深入。

　　从敦煌到西域

　　“一带一路”文化出版的多元发展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敦煌出版视野从一开始就没有局限在敦煌一隅，而是放眼于整个西域乃至中亚丝绸之路的多元文明，经过三十余年积淀，形成了服务“一带一路”文化建设的宏大出版格局。

　　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社启动“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项目伊始，就制定了搜集、编辑、影印出版散藏于世界各地包括敦煌文献和吐鲁番文献在内的庞大计划，并将西域出土文献和考古报告、艺术文物等纳入了出版规划。进入新时代，在深耕敦煌文献的同时，出版社的选题视野进一步拓展至更广阔的丝绸之路文明。“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资金资助项目《格萨尔文库》作为多民族、多语种、多版本《格萨尔》的整理翻译集成，整理了藏族《格萨尔》早期珍藏版本，并进行了科学梳理和划分；增加了藏、蒙古等多民族异本资料，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格萨（斯）尔》；忠实记录了土族、裕固族《格萨尔》的珍贵史料。近年，在与敦煌学比翼齐飞的吐鲁番学领域，出版社又先后与新疆大学吐鲁番研究所、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制定了出版“吐鲁番学研究丛刊”等计划。此外，出版社与中央民族大学合作的“古代维吾尔语诗歌集成”，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译丛”“中国古代多语种文献对勘与研究丛书”“欧亚古典学研究丛书”，与内蒙古大学合作的“民族古典学研究丛书”，与兰州大学合作的“丝绸之路历史语言研究丛刊”，与西北民族大学合作的“西北民族文献与文化研究丛书”等精品学术丛书，涵盖历史、宗教、考古、文献、文字等多个领域，展现了跨学科丝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这些原创性重大项目和学术丛书的策划出版，使出版社在“一带一路”文化出版方面有了规模化的全新延伸，进一步丰富了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丝绸之路文明为主题的多元出版格局。

　　从学术出版到人才梯队

　　以工匠精神培养学者型编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敦煌出版事业，不仅是一部文献整理刊布与研究成果出版的历史，更是一部学者型编辑的成长史。三十七年来，出版社以专业编辑室建制为依托，以导师制“传帮带”为传承机制，以工匠精神的内化与实践为培养路径，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学者型编辑培养之路。

　　学者型编辑的成长，首先依赖于深厚的学术土壤。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敦煌学特点，组建了专业的“敦煌西域编辑室”，配备《大正藏》《续藏经》《敦煌宝藏》等大型参考书，这种配置在当时国内科研机构亦属少见。更为重要的是，出版社为编辑创造了沉浸式的学术成长环境：编辑们不仅熟悉各种工具书的使用，还专程赴上海图书馆请顾廷龙馆长指导观摩敦煌经卷，从书体、墨色、纸质等物理形态入手，建立起对敦煌文献的感性认知。2022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项目启动，出版社成立“敦煌项目组”，借助重大出版工程实施，为青年编辑提供高起点的学术实践平台。这种学术环境，使编辑在入职之初便能浸润于专业的学术氛围，为其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出版社先后以“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敦煌古藏文文献出版工程”“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等项目为抓手，以导师制培养人才，通过代际传承，薪火相传，形成了清晰的人才成长谱系。老一辈出版家以自身的学术追求，为后辈树立了标杆：原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李伟国为影印出版敦煌文献，与苏联、法国收藏机构多次艰辛谈判，敦煌学研究也成为他宋史研究之外的另一重要学术方向；原敦煌西域编辑室主任府宪展从《古本戏曲丛刊》等项目实践中刻苦自学，成为能与国内外一流学者探讨专业问题的敦煌学家；蒋维崧年逾七旬仍发挥余热，为《俄藏黑水城文献》的高质量出版倾注心血；美编严克勤堪称专业文献摄影师，承担了诸多敦煌项目的文献拍摄工作。年轻编辑入社，便由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老编审“传帮带”，手把手带徒弟。编辑从做中学，在学中做。如在敦煌古藏文文献出版中，编辑虽不通藏文，却以傅斯年先生“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虚心向藏学专家请教的同时，长期追踪学术动态，精研佛教学、吐蕃史及文献学，通过音节比对、目录对勘等“笨办法”有效纠正疏漏。同时，广泛搜集中外藏文目录论著，借助《拉露目录》等工具书及专家外援，在编校中精准定名，为学术出版筑牢质量根基。通过项目锻炼，做到既拿得起红笔改稿子，更拿得起蓝笔写稿子。如今，通过导师制传承，吕瑞锋、曾晓红、盛洁等青年编辑骨干先后成长为敦煌出版的中坚力量，形成了一条清晰可见的学术出版传承脉络。

　　结语

　　从1989年到2026年，从圣彼得堡到巴黎，从黑白胶片到高清全彩，从汉文文献到多语种文献，从文献刊布到专著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用三十七年的坚守，书写了中国古籍出版史上的一段传奇。而这一传奇，由出版界与学术界紧密合作，携手挥就。正如出版社老编审府宪展所言：“成就这项事业的直接参与者，包括学术顾问、合作单位、经常请教的专家学者、作者和研究人员、编辑、摄影师和技术人员、接待人员等等，据初步统计，已经达到百人以上。”

　　三十七年间，一家出版社与一门显学共同成长；三十七年间，一代代出版人与学者薪火相传。让散落世界的敦煌文献“重聚”于上海——这一始于1989年的夙愿，正朝着最终的完成迈进。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回望，敦煌出版已成为上古人引以为傲的传统与传奇。而这传奇，仍在继续书写。

　　（本文作者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历史编辑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