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尔根·哈伯马斯和他永不枯竭的好奇心与辩论热情

　　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于尔根·哈伯马斯（Jürgen Habermas，一译哈贝马斯）3月14日在巴伐利亚州施塔恩贝格去世，享耆寿96岁。

　　1

　　祖尔坎普出版社当天宣布了哈伯马斯的死讯。

　　德国《明镜》周刊和弗里德里希·默茨总理都说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默茨还赞扬他“犹如风暴海洋上的灯塔”。

　　《明镜》特别指出，哈伯马斯是“1945年以来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都热情地投身于每场辩论”。

　　西班牙《国家报》也说，他对几乎所有的公共辩论都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这既是性格使然，也是其理论前提的自然延伸。

　　先天性腭裂导致的口齿不清和鼻音浓重从未阻碍哈伯马斯对辩论的热情。他在一生当中不遗余力地研究“公共领域”的兴衰，推崇公共讨论和理性对话。他本人也积极参与其中，哪怕他的意见与主流民意背道而驰。

　　“如果你翻看60年代末法兰克福的老照片，肯定能感受到一个全心投入辩论之人的魅力。”《明镜》的文化编辑托比亚斯·拉普在纪念哈伯马斯的长文里写道，“他相信辩论，相信同处一室的辩论。他散发着喜爱交锋的知识分子特有的优雅。‘袍服之下，千年陈腐’曾是学生运动的口号。积尘的部分原因恰恰在于老教授们不愿与学生辩论。”

　　1953年，年轻的哈伯马斯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投书《法兰克福汇报》，抨击当时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对纳粹暴行毫无悔意，引发轩然大波。他与20世纪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关系紧张，因为虽对运动抱有同情，他却强烈反对学生使用“法外手段”，尤其是暴力。在80年代德国著名的“史学家之争”（Historikerstreit）中，他谴责试图淡化纳粹集中营恐怖行径的保守派历史学家。1989年到1990年，他批评联邦德国过于迅速地吞并民主德国，担忧民族主义因此复苏。他在20世纪90年代大力倡导欧洲团结，认为这是抵御民族主义对撞再度抬头的最佳屏障。

　　在《泰晤士高等教育》杂志2007年评选的人文领域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作者中，哈伯马斯位列第七，排名甚至在弗洛伊德和康德之前。美国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在他八十大寿时写道：“于尔根·哈伯马斯不仅是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哲学家，就连他的名声也举世闻名。”

　　2

　　哈伯马斯1929年6月18日生于杜塞尔多夫，十岁加入德国少年团，四年后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但在德国战败前的1945年2月成功躲避宪兵登门抓丁，幸未从军参战。

　　他在战后研读哲学，获马尔堡大学博士学位后加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与马克斯·霍克海默尔和特奥多尔·阿多尔诺一同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非但未能促进人类解放，反而将积极的公民转变为被动的消费者。

　　作为该学派第二代的领军者，哈伯马斯更加关注大众媒体与娱乐的商品化现象，认为批量生产的文化会摧毁批判性的公共讨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显然大大地加速了这一进程。

　　“海涅以来，知识分子这一历史形象的地位正是伴随着古典形态的自由公共领域而崛起的。然而，这一领域的存续依赖的是一系列如今看来近乎虚幻的文化与社会前提：尤其需要存在清醒的新闻业，拥有主流媒体和大众报刊，能够引导绝大多数公民关注政治观点形成相关议题，同时还需要存在一个对政治感兴趣、受过良好教育、习惯于充满交锋的舆论形成过程，并愿意花时间阅读高质量独立报刊的读者群体。如今这套基础设施已残缺不全。”哈伯马斯2018年告诉《国家报》，即使在硕果仅存的几个国家，“互联网的碎片化效应也已经取代了传统媒体的作用，至少在年轻一代中是如此。在新媒体这种离心和原子化趋势出现之前，随着公众注意力的商品化，公共领域的瓦解就已经开始了。美国及其对私营电视的垄断就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例子。如今，新媒体正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进行商品化。在这种模式下，其目标并非直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而是对用户隐私进行经济剥削。用户数据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窃取，以便更有效地操纵他们，有时甚至用于扭曲的政治目的，正如我们刚刚从面簿丑闻〔指英国剑桥分析公司未经用户同意收集数千万面簿用户个人资料用于政治广告投放〕中了解到的那样。”

　　3

　　哈伯马斯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交往行为理论》（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出版于1981年。书中提出人类社会的维系并非依靠政治或经济权力，而是基于理性对话的能力。

　　这个时期的哈伯马斯仿佛有无穷的活力，热情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和年轻学者。《泰晤士报》描述：“每个星期一的晚上，他在法兰克福大学搞完学术研讨会，大家总会移步当地的希腊小酒馆，一边享用美食和啤酒，一边继续讨论并吃喝到深夜。他有永不枯竭的好奇心和辩论热情，始终渴望了解年轻一代。有时，在客座讲座结束后，他会在酒馆的角落里与学生们聊天，讲他与汉娜·阿伦特、赫伯特·马库塞等巨擘交往的轶事，并耐心回答他们的哲学提问。”

　　哈伯马斯已有大量著作译入中国。2002年出版的《哈贝马斯在华讲演集》一书收入了五篇讲稿，其中包括他2001年4月24日在中央党校的演讲《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

　　他的《政治随笔集》（Kleine Politische Schriften）陆续出了12卷，最后一卷在2013年问世。

　　2019年，他出版了近两千页的两卷本巨著《另一种哲学史》（Auch ein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第一卷《西方信仰与知识的格局》，第二卷《理性自由：信仰与知识论辩的轨迹》。

　　但他晚年愈发孤独。几年前，因为公开支持对乌克兰的消极援助，他在德国遭到了围攻。2023年，他的第二个孩子、历史学家和哥廷根大学现代史教授丽贝卡·哈伯马斯去世。2025年，做他妻子长达70年的老同学乌特也离开了人世。托比亚斯·拉普写道，据认识他的人说，一段时间以来，哈伯马斯时常陷入绝望，感觉毕生奋斗的事业正在瓦解。他对历史学家菲利普·费尔施说，他信仰的一切都在“一步步消逝”。那个迈向世界主义的世界呢？“俱往矣（Das ist alles Vergangenheit）。”

　　拉普感叹，每当一个重要人物去世，便有老生常谈，说那并不仅仅意味着个体生命的终结。但是，“就于尔根·哈伯马斯而言，或许可以说，他的时代在他去世之前就已经结束了，而他不幸地在废墟里多待了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