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武职选簿》整理研究的新成果

　　2001年，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辽宁省档案馆联合编纂的《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后称《总汇》）一书出版后，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了明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史料。其中第二编“簿册类”以《武职选簿》（下称《选簿》）为核心，系统收录了卫所武官的履历及袭替信息，对揭示卫所制度的运行具有重要价值。在史料出版的推动下，卫所研究逐渐成为明史领域中的显学，相关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和坚实。

　　然而，由于现存影印档案存在字迹模糊、断句不明等问题，学界在利用《武职选簿》时仍面临诸多不便。因此，一些学者在深耕专题的同时，亦致力于对该文献进行整理与校注，以惠及学界。显见者，即为近年来安顺学院孟凡松教授基于区域史视角对《选簿》所做校勘与整理，其点校成果《明代卫所选簿校注（云南卷、贵州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的出版，极大便利了西南地区卫所研究。去年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刘润和先生《明代陕西都司武职选簿校注》，则是这一方面最新一项成果。

　　《明代陕西都司武职选簿校注》（下称《校注》）一书，收录《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6册所载西安左卫、平凉卫、甘州中护卫、安东中护卫（附群牧所）、宁夏前卫，以及第57册所载宁夏中屯卫（中护卫）、镇番卫等9个卫所的武职选簿。全书体例完备，内容翔实，史料价值不言而喻。其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校勘精审。刘润和先生在点校时，凡原簿所载俗体、异体字，皆径改作通用字；文字有残缺、脱漏者，以“[ ]”补入；若有讹误，则以“（ ）”标出改正字样。如平凉卫《选簿》试百户张武条：“一辈张朝凤，缺。二辈张武，隆庆五年六月，张武，年一十八岁，江阴县人，系平凉卫中所阵亡实授总旗张朝凤嫡长男。伊父原顶祖役张士中总旗，嘉靖四十五年瓦楂梁阵亡，彼时错报固原卫人张思中，该本部照册拟升小旗，题奉钦依备行外。今据平凉卫结称，阵亡张士中原系本卫总旗，随赴本都司告明改正讫今。本舍合于祖役总旗上加伊父阵亡功一级，与袭升试百户。四辈张添德，万历三十二年八月，大选过平凉卫中所试百户一员张添德，年二十五岁，系故试百户张武嫡长男。比中三等。张勋，崇祯十三年四月，大选过平凉卫中所试百户一员张勋，年四十岁，系故试百户张添德嫡长男。比中三等。”《明会典》载：“凡军官亡故、年疾征伤，须以嫡长儿男承袭替职。或嫡长男早丧，及笃废残者，则嫡孙袭替。如无嫡子嫡孙，则庶长子孙袭替。若嫡庶子孙俱无，方许弟侄袭替。”也就是说，明代武官袭替严格遵循嫡长男、嫡孙、庶长子孙、弟侄之序。《选簿》此处将张添德列为第四辈，且张勋袭职次序语焉未详，显然与定制相违。《校注》订正为：“四（三）辈张添德，万历三十二年八月，大选过平凉卫中所试百户一员张添德，年二十五岁，系故试百户张武嫡长男。比中三等。[四辈]张勋，崇祯十三年四月，大选过平凉卫中所试百户一员张勋，年四十岁，系故试百户张添德嫡长男。比中三等。对讫。”关于此类共性问题，刘润和先生并未将其直接改正，而是以“（ ）”标出改正字样，在保留原貌的基础上又厘清辈次，使袭替之序与制度相合。

　　其二，校注简明严谨。刘润和先生于《校注》之中，将简明作为重要关切之一。具体表现为《校注》条目中皆以“.93.”“.285.”等形式标注《总汇》页码，方便读者查找。又《选簿》抄誊之时，受时人书写习惯及文字水平的影响，地名用字、计量数字等与今多有相异之处。故《校注》将《选簿》中编号所用大写汉字统一改为小写数字（地名、人名除外）；地名异写者均依现行标准名称改正，如“黄岗”改作“黄冈”、“崑山”改作“昆山”等，以便今人阅读。此外，《校注》在力求简明的同时，亦谨慎保留史籍原貌。如《选簿》中出现的“洪武三十二年”至“洪武三十五年”，原为建文年号，系因成祖窜改档案所致，《校注》并未更动，以存其真。若遇时间舛误或史实抵牾，皆在页下详注，并缀“存疑待考”四字，足见其治学之严谨负责。

　　其三，注释详赡且博洽。如果说校勘是《校注》的基石，那么繁富的注释则为该书的点睛之笔。因《选簿》侧重于对武官家族从军缘由、姓名、年龄、籍贯、职衔、袭替过程、升降缘由的记载，故其记事模式使得人物事迹记载相对简略。有鉴于此，刘润和先生广征博引、悉心增补。其注释在利用《明实录》《大明会典》《明史》等官修史籍，以及《陕西通志》《平凉府志》等方志文本的基础上，兼采《菽园杂记》《读史方舆纪要》《镇番彭氏家谱》等私家文献，并参酌《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等今人著作，力求详赡。如《选簿》记镇番卫指挥同知“马得”时仅见于目录，原簿疑缺页遗漏。《校注》则据《（嘉靖）陕西通志》补录了马得及其后裔信息。又值得注意的是，镇番卫《选簿》彭九筹（畴）条下只载其家族袭替相关信息，而《校注》则据《明实录》补充了其私家事迹：“彭九畴违旨私市，媚虏海虏，自戕。”从这一微观史事，或可进一步窥见当时边地实态与民族关系之复杂。可见《校注》在增补史料的同时，其目的并不限于服务文本本身，更在于构建一个丰富且多元的历史叙事。以“注大于校”的标准而论，裴松之《三国志注》是最典型、最极致的代表。于此一层面而言，《校注》颇有裴注之遗风和韵味。

　　刘润和先生出生于今天的甘肃省民勤县，即明代镇番卫故地。其怀桑梓之情，抱现实之关怀，对《选簿》的校注用力尤深。是书以点校为经，以注释为纬，经纬相成，力求赅洽，可谓《选簿》整理出版的新高度，相信该书的出版必能推动明代家族史、移民史、边疆史、制度史等诸多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