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云大赋写泰山 ——《泰山辞赋研究》简评

　　在泰山文学的丰富谱系中，辞赋虽不似诗歌、古文般蔚为大观，却在特定历史节点上深刻影响了泰山文化的建构与传播。大汉封禅大典的启动，便直接导源于司马相如《封禅文》的进献，其意义不可谓不深远。所以我在《过琴台》诗中感言：“岂独七弦招彩凤，一书长启汉东封。”此后扬雄的《剧秦美新》，也推动了新莽一朝的封禅定议，近世重出幽宫的王莽玉牒，恰与此赋内容遥相印证。故而辞赋一体，关乎时代走向，所系者钜。

　　在过往的学术历程中，尽管辞赋研究成果丰硕，泰山文化也备受关注，但将二者紧密结合，以泰山辞赋为独立研究对象的系统性成果却一直空乏。直到2011年，袁爱国先生推出《全泰山赋》，筚路蓝缕，首启山林。但此书仅做辑录整理，未遑深入解析。今山东社会科学院姜维枫研究员完成《泰山辞赋研究》，以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首次对此题目作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体大思精，内容博赡，为泰山文化研究乃至辞赋文学研究开辟了新境。

　　对泰山辞赋发展脉络的梳理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泰山辞赋研究》这一开创性研究极大地丰富了辞赋学和地域文化研究的内涵。以往的辞赋研究多聚焦于文体演变、文学技巧等方面，而对特定地域辞赋的深入挖掘相对不足。泰山辞赋作为泰山文化与辞赋文学的结晶，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社会信息。作者从大文学史的视角，对泰山辞赋创作的源起、发展到定型的过程，作了系统梳理，并揭析其独特的文学特质。

　　从作者列举的大量创作实例看，泰山辞赋创作大致可分为几大阶段。两汉时期，辞赋与朝廷大政关系密切，赋家热衷写“封禅”“东巡”等礼乐文化。到了唐后期，封禅不再成为聚焦点，敷陈山岳胜景的辞赋开始出现，《日观赋》甚至列为礼部考取天下士子的试题。金元以后“封禅告退，山水方滋”，开始出现以“泰山”为标题的赋作，且在反思封禅的理性基调之下，日益关注山水胜迹，摹写其岩岩气象与造化神秀。而明人泰山辞赋创作中，出现了超然于庙堂，纯然书写山岳风光、抒发个体情怀的文字。这一梳理，从一个侧面清楚揭示了泰山文学创作（不局限于辞赋）的大流变、大变局，予人以启发。

　　对泰山辞赋主题的深度揭示

　　泰山辞赋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创作，更是承载了当时社会的价值观、文化观，内涵涉及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等多个学科领域。《泰山辞赋研究》通过融合研究的方式，全面把握泰山辞赋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以及它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这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极富创意。对于泰山辞赋呈现的纷繁意象，作者独观大略，撷取几大关键主题作深刻论述，探骊得珠，精彩动人。

　　首先为论“华夷之辨”。华夷是传统文化中论辩的大主题，作者不仅从文学文本出发，分析辞赋作品中体现的华夷观念，还结合历史背景、政治制度等因素，探讨此一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及其对泰山辞赋创作的影响。作者敏锐发觉，元初郝经《泰山赋》正蕴含了这一宏大题旨。在郝赋中泰山作为“中华正朔”，其“高蹈磊落”“衮冕黻珽，朱弦疏越，纯粹中正，崇高溥博，大哉乎联延九重，郁如深宫，岿其中峰，见天子之雍容”的形象，成为融合多元文化而又超卓中正的象征。郝经虽未直言“华夷一家”“以华化夷”，然其对泰山自然地理覆压数千余里的描绘及其和合涵容的文化特征描述，已将华夷视作一家，或者说“不辨华夷”。郝赋一面突出泰山象征中华正朔，一面指明中国文化的包容博厚、天道宏阔、王道绰绰之特征，中华文化既可含蕴华夏衣冠礼乐，亦能包容四夷。通过对郝经赋作的精彩解读，为我们理解历史上泰山如何在促进民族文化融合方面发挥其独特作用，以及其如何被打造成中华民族的象征，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个案。

　　与上述议题密切相关的，则为“大一统”。作者梳理了历史上的大一统论后指出：秦始皇以“初并天下，罔不宾服”表现了王朝大一统的自豪与自信。而“始皇刻辞”所含蕴的“大一统”思想，不仅广为后世帝王所效仿，并且逐渐成为后世帝王封禅文书的一大主题。此后泰山赋作无不彰显了强烈的大一统文化色彩。如东汉马融《东巡颂》将此思想潜隐于“经纬八成，燮和万殊，总领神明”的王朝认同底色之中；北朝高允《祭岱宗文》称美泰山“怀柔百神，邦域之内，罔不咸秩”，虽此时疆域未一，但“怀柔”“大化”已然成为泰山文化的本质与精神；宋初封禅三大颂所描绘的壮阔图景，也是以大一统为底色。元朝立国之后的“正统论”与蒙元之际郝经《泰山赋》“中华正朔”的理念前后呼应，传达出元人观念中，混一车书、建元一始为其时代主旋律。而明清时期，泰山辞赋呈现出不辨华夷、不言华夷，以不辨为辨的特征，华夷一家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创作底色。这一转变，反映了国家统一的巩固和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深。作者最后总结道，泰山辞赋的内容特质，于王朝认同层面表现得最为鲜明淋漓，“华夷之辨”与“大一统”系王朝认同思想一体之两端，华夷之辨的核心是对华夏文化的认同与接受，这与“大一统”的本质——统一于文化——是一致的，而泰山辞赋将作为王朝政治之象征与辞赋之“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特质有机融合，从而形成有别于其他文体及题材作品的内涵特质。将泰山辞赋创作置于中国思想史的大框架下来照观，揭示出不同历史时期华夷与一统观的嬗变，以及这种嬗变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打破就赋论赋、赏文析艺的狭隘局限，展示了宏阔的学术视野。

　　泰山与辞赋的碰撞交融，其中产生并包蕴怎样的天人思想，也是本书论述的重点。作者指出，相较汉代泰山辞赋，唐代泰山辞赋呈现出人事胜于天道的观念，而元明清三代，泰山辞赋普遍否定天命观，赋家着眼于宏大的时空观之下进行天人关系的思考。这几个层面，都是泰山文学其他体式未曾涉猎或展示不多的。

　　在充分揭析泰山辞赋思想意义同时，作者也未拔高其文学价值，而是指出其文体与封建王朝体制相表里，存在宏大叙事超过审美的追求，在审美特质上的乏善可陈，最终导致这一文学体式的衰歇。作者准确把握了泰山辞赋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演变，体现了时代变革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通过对这些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泰山辞赋不再仅仅是文学作品，更是一部部生动的文化史。它们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泰山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形象，使我们对泰山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

　　对泰山辞赋的文献学考证

　　此前出版的《全泰山赋》，收录百篇，已属洋洋大观。《泰山辞赋研究》在其基础上，赓续网罗，增补了大量篇目。在附录部分，作者精心制作了泰山辞赋目录，犹如一份详尽的学术地图，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清晰的文献指引。通过目录，可以快速了解不同时期泰山辞赋的数量、作者分布以及作品主题等信息。

　　与此同时，作者还对历代赋作做了审慎考证，在面对大量复杂的古籍文献时，难免会出现版本差异、文字讹误等问题。今经严谨的考证和比对，订正前人关于作者、赋题多方面的讹误。如将传统署名丁春泽（一作丁泽）的《日观赋》析分，定为一为丁作，一为阙名应试者之拟作。又有《全泰山赋》将《僬侥戴泰山赋》归之郝懿行名下，今考应为刘凤诰之作。均可信从。

　　几乎与维枫撰写此书同时，笔者也在编订《泰山编年通史》，在赋作收集、编年排列时，常向维枫交流请益，不仅丰富了拙作关于赋学内容的著录，也使之更加精密。这是要向《泰山辞赋研究》致敬之一事。

　　《泰山辞赋研究》的优异之处，已见上论，但读后尚觉有未发之覆。明清以来，由于碧霞元君信仰的盛行，极大冲击了泰山文学创作。不仅显影于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中，对诗歌等正统文学也产生一定影响，所谓“只好风谣翻旧谱，沿途教与进香人”（清李林《送家茝畹游泰山》）。而作为最具庙堂之气的辞赋，虽然对时风濡染程度远不及诗文，但也不能置身其外。如清末涂景涛《登岱赋》中便特笔写到进香风俗，使赋作内容突破既往封禅巡狩与山水景物的旧有樊篱，也为泰山文化转型提供了文学佐证——碧霞元君信仰的盛行，推动泰山从“王朝封禅之山”向“民众信仰之山”转变。这一点，是泰山辞赋研究中应予关注的。

　　另外，本书对历代赋作的收集著录，已十分详实完备，不过当今海外藏明清别集大量重现，若再仔细耙梳，还会有新的惊喜。比如日本公文图书馆藏清初遗民诗人张丹《秦亭文集》（康熙刊本），其中收有《东征赋》，详细描述泰山所见：“迈安驾以信宿兮，近泰山之岩岩。彼汉武之雄才兮，登封启乎玉函。祠太乙于离宫兮，惟神仙之是耽。终八十而如策兮，洵蒿里之得占。思古人而踟躇兮，昔何盛而今衰。”其中涵有对泰山信仰的反思，对考察遗民群体的辞赋创作有重要意义。将来增订，当可补充。

　　相较于历史、宗教、石刻等领域，泰山文学研究长期薄弱，系统论著更是阙如。《泰山辞赋研究》不仅填补了这一空白，其研究视角与方法，更为后续泰山诗词、古文等文体研究提供了范式。所以说这是一部为泰山文化研究辟出新境界的学术力作。若能在此基础上推进，编撰一部体系完备的《泰山文学史》，必将为“泰山学”的建构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石。

　　（作者为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