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一折八扣书”是如何被逐出市场的
█据《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记载，新文化书社创设于1918年，以出版《白话文做法》获利而起家，其后专出不须付稿费的无版权的古典文学书、通俗小说等，加新式标点，粗制滥造，以提高定价、降低折扣，利诱本外埠书商批购，成为上海经营一折八扣标点书之始作俑者。
█1936年4月，时民国“教育部”颁布《教科图书及其他图书划一出售办法》，对教科书及其他出版物定价及折扣等做出规定，其中要求“所有书籍，门市一律照定价发售，不得减折或抬高”。6月2日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公布了实施办法。上海不少书店开始按照要求重新核定价格，改折扣销售为实价销售。在一场“实价销售”的呼吁中，“一折八扣书”被逐出市场。
“一折八扣书”曾经在1930年代的书业风行一时，后被逐出市场。平襟亚先生在《上海滩的“一折八扣书”》（以下简称“平文”） 一文中回忆称：“上海在抗日战争以前，约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七年这一段时期内，书业中掀起了一个浪潮。有几家规模不大的书店，以极廉价的书籍大量供应给读者，人称‘一折八扣书’，又称‘标点书’。这批书大都是翻印的我国传统小说，如《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之类，亦有古典文学的单行本，名目多至三四百种。由于同业间的竞争，借口于薄利多销，逐渐跌价，从二折、一折跌至一折八扣。”
据《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记载，新文化书社创设于1918年，以出版《白话文做法》获利而起家，其后专出不须付稿费的无版权的古典文学书、通俗小说等，加新式标点，粗制滥造，以提高定价、降低折扣，利诱本外埠书商批购，成为上海经营一折八扣标点书之始作俑者。
1936年4月，时民国“教育部”颁布《教科图书及其他图书划一出售办法》，对教科书及其他出版物定价及折扣等做出规定，其中要求“所有书籍，门市一律照定价发售，不得减折或抬高”，也就是零售书籍不准有折扣。6月2日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公布了实施办法。上海不少书店开始按照要求重新核定价格，改折扣销售为实价销售。在一场“实价销售”的呼吁中，“一折八扣书”被逐出市场。
从大达图书供应社说起
大达图书供应社正是“几家规模不大的书店”中的一家，我们不妨从这里谈起，因为“大达”天生就与“一折八扣书”有着不解之缘。
朱联保先生在《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中回忆，大达图书供应社的招牌是在1934年挂出来的。其实，它并不是一家新开张的书店，甚至连一个独立的品牌都不算，这个牌子只不过是广益书局的“副牌”。广益书局在当时的出版界算得上老字号了，曾经出版了大量石印本文史古籍和通俗小说。这些书广泛行销于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即便是上海滩，也能在星罗棋布的小书摊上得见。
20世纪20年代，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上海的新书业快速发展。但是到了30年代，书业市场明显萎缩。1935年8月24日《申报》所载李衡之的《出版界往何处去》一文以“奄奄一息”形容当时的出版界，而其原因，除了政治环境以外，最重要的是经济原因，“经济衰落不但造成购买力的减低，而且也可促进思想的苦闷，无心于读书” 。“不要说是在农村，就是在都市中，就笔者近日所到的长江流域几个商埠，中产以上的人民都在闹恐慌，化一元买一本书是很少见的事。”可见出版业呈现明显的萧条。
在这种情况下，有“精明”的书商将眼光投向一度被淡忘的故纸堆。拉开“一折八扣书”战序幕的新文化书社就是代表。
该社此举不仅获利颇多，同时也直接触动了石印书业的利益。在这之前，石印书业与新书业基本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但是当新文化书社这样“剑走偏锋”，把用铅字排印、新闻纸印刷的平装本呈现在读者和书商面前的时候，传统石印本与铅字排印本之间的差距也就高下立判了。
第一，石印本体量大，像《水浒》《红楼梦》这样的书，石印本往往需要分订十册八册。而铅印平装本至多装订三四册，读者携带便利。第二，铅印本所用新闻纸较之石印本所用有光纸更为经久耐看。第三，排印本增加了现代标点，段落分行，而且在宣传中也将此作为卖点。20世纪20年代亚东图书馆曾出版标点本古典文学作品，风行一时。因此以标点断句为标榜，不但更加吸引读者，也确实便利了一些读者的阅读。第四，20世纪30年代国外大量倾销印刷纸，新闻纸的价格非常便宜，且上海的印刷机构很多，不仅可以赊纸，而且可以挂账，便利书商资金周转，平装书的成本更为低廉。另外，古籍不存在版权问题，所以并不是石印书局所独有，新书店想要涉足，没有任何版权限制。
有此几端，平装本自然风行，石印本则大受冲击。1935年7月29日《申报》所载稜磨的《一折书到乡村》一文感叹，“一折书的势力，一直钻到乡村来了，虽然乡下早已尽有人看报，而活版铅字排印的书，并不缺少，曾有少数人看到过，但铅字排印的书成为真正乡下人所接触的书，这还是第一次”，并且断言，一折书完全吞并石印书是必然的。1935年8月24日所载李衡之的《出版界往何处去》称，“出版旧小说，因其读者对象最广，而且‘大鱼吃小鱼’，至少那些旧的石印书及书摊的生意是可以抢过来的”。“平文”也说：“铅印本夺取了石印本的销路，石印本自然淘汰了。”
当铅印本直接威胁到石印本的时候，广益的掌门人魏炳荣意识到继续死守石印书市场几乎是死路一条，于是当机立断，也要效仿新文化书社的套路，在这片新市场上跑马圈地。于是，他打出了大达图书供应社的牌子，专门印制、销售铅印本古籍。之所以不直接用广益的名号，恐怕是为了留有余地，毕竟相比老字号的广益，一个新字号牵绊更少，不容易引起同业间的是非争执，更容易“见机行事”。大达在正式亮相之后，借助广益的势力，开始了奋起直追。“平文”称：“广益却以大达供应社名义日夜排印。好在自设铅印局，不消委托别家的，而且新文化早已出版了二三百种，广益不用请人标点，只消照它排印，以误传讹下去在所不论，于是不到一年，竟赶上了新文化。他们两家书店，就此旗鼓相当地竞争起来了。从照定价三折跌到两折，甚至一折半，大致批发多于门售，新文化销不过广益，但也没有败阵下来，彼此相持了一个时期。”“他们如机械式的完全不加以改进，但是由于价廉，贩卖者有厚利可获，以二折批去，五折六折卖给读者……因此营业发展，无远弗届。这是书业界空前未有的盛况，也是不正常的繁荣，这事发生于一九三五年。”
而对比它们热火朝天的景象，“整个书业市场冷冷清清，渐趋于没落。商务、中华、开明、世界等尚可以教科书维持业务。其他小书店门可罗雀，往往口唤奈何，支持不下，门前扯起了秋季大廉价的旗子，直到年夜还没有落下”（“平文”）。徐柏容先生在其《书战：一折八扣——三十代书界回眸》中回忆说：“一九三五年前后的图书市场上，大达图书供应社的图书到处泛滥，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到了此时，新文化书社虽勉力相持，但终于声势不如大达图书供应社，居于下风。”上面的记述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一折八扣书”的折扣并非开始就如此之低，而是在激烈的同业竞争中一路压下来的。实际上，除了新文化和大达的对阵之外，世界书局等一些书局见有利可图也纷纷入场，“‘合购十部，大洋四元’的《三国志》《红楼梦》等翻印本，成了世界书局近日来的利市卖买”（《出版界往何处去》）。看来，用“书战”形容确也贴切。
从标点本到“花面子书”
“一折八扣书战”的第一阶段主要是新文化书社与大达图书供应社之间的竞争。此后，“战势”进一步“升级”。而第二阶段的战幕是从平襟亚等人的一次酒宴开启的。
当时，平襟亚与新文化书社掌门人樊春霖、广益书局经理魏炳荣以及世界书局经理沈知方等人时常一起吃饭。一次酒席上，平襟亚向樊、魏建议将他们的书“改进一下”。具体的意见主要是：“第一：全部删除标点符号，不分段落，不另行排列，只须断句加点，还它传统小说的本来面貌。第二：书中首附每回插图，封面改用彩色图画。第三：精校，减少错字。第四：全部用仿宋体五号字排印。”不过，樊春霖、魏炳荣对于平的建议却不以为然。
座中的沈知方却嗅出了商机。他表示平的建议“对症下药”，但是新文化和大达两家已“积重难返”。他鼓动平“来革他们的命，另出一套新书”，“说做就做，不可气馁”，承诺“会在后方全力支援”。沈进而对书业通常的两种经营策略和盈利模式做了分析，“一种是属于保守的，只图厚利，例如印一千本书，造本只有六百元，他竟要卖两块钱一本，只要销去三百本，已捞回成本，留下七百本，便是滞销，也不在乎”“另一种方式是‘薄利多卖主义’，只消从一本书上赚五分钱，销去一万本，就赚了五百元。”“这就是他们行销标点书的经营方式。”沈认为，目前他们的利润空间还比较大，现在“入场”依旧有利可图。平向他讨教如何筹措启动资金。沈则给出了一个锦囊妙计：“资金不妨取诸于外埠同业，号召他们预约定货，先付十分之五，到交货时付讫。”沈的这番话令平感到“胜读十年书”。之前，平襟亚创办有中央书店，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与沈知方建立了合作关系，两人关系十分密切，用沈的话说“书业中谁都知晓你是我的助手，你取得了胜利，也就是我的胜”。在得到了沈的充分肯定与支持后，平即开始着手准备。此时正是1936年。
第一，平襟亚按照他的设想，印制了《三国演义》样本：“用仿宋体五号排的，只用断句，不分段落，附加同文石印原本的分回插图，及人物绣象，都是极工细生动的，使读者看了内容，再从图画引证，取得对故事与情节留下的深刻印象。又请上海名画家张光宇精绘一幅彩色封面图画。‘三战虎牢关’，十分精美。用一百磅木造纸橡皮版印成七套彩色，从这册样板看来，已使人爱不释手。”样本与书目和广告广为散发。第二，发起预约，承诺书目中确定的一百种书三个月内出齐。这些书基本上新文化和大达都已经出过，中央书店版定价即与两家的相同。“凡预约定印者作为基本户，依照各书定价一折计算，定印时先付七成，余待出书时全数付清，各书随出随寄，以资周转。非预约户，批价二折，出书时先尽预约邮寄，得享优先的权利。”第三，个性化定制，每种书预约定印满一千部者，即在书上印上对方的牌号，于是更受欢迎，各地汇款，纷纷不绝，订单数每种总在一两千部。
“平文”回忆：“当时把样本分寄给外地各同业，约有七百多家，接到的书店老板看得呆了，都认为空前未有之奇迹！既精美又价廉，与他们两家的出版物一比较，有天渊之别。大家认为中央书店这套书，在标点书中独树一帜！于是各地同业争先恐后的大量向中央书店预约定印。”在最初的一个月内汇款总数就在十万元以上。这样，中央书店的启动资金就解决了。平襟亚聘请了四位“通人”，专心精校旧小说文字的错讹，同时绘图制版，创作封面彩色画，又包了一家印刷所“日夜赶排赶印”，竟然如期在三个月内出版了一百多种，以后在四个月的时间内，又继续出版了二百多种，合计印造的成本在二十万元以上。而中央书店却没有动用分文自有资金。平襟亚自己都感叹“这真是个异数”。
与中央书店后来居上、应接不暇形成对比的是，新文化书社和大达图书供应社的营业大受影响，为了保住市场，“不得不再跌价至一折、八扣”，但是于事无补，最终不得不照着中央书店的“新风格”全部改版。“魏炳荣与樊春霖都说这是受到意外的打击，出了冷门。”此后市面上即用“花面子书”来指称这类书了。
从“朱太忙”想到的
徐柏容先生《书战：一折八扣——三十年代书界回眸》一文回忆了一个大达版图书中的细节，“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即使不是全部也是相当大一部分，版权页上记载的标点者，署名都是一位叫‘朱太忙’的。一年要为一二百部古籍标点，焉能不‘太忙’？”这叫我感到十分有趣，于是专门查找了手头的书影，果然发现了几种书的版权页“校阅者”栏下赫然印着“朱太忙”先生的大名。
我起初认为这个名字恐怕并非真名实姓，而是一个“绰号”，不过上网查查资料，发现朱太忙先生确有其人。据称，朱太忙先生是上海人，初名惟恭，后改名惟公，字益明，生于1895年。朱先生曾供职于大东书局及大达图书供应社，出版多种稗官野史，为之标点，并冠以序文，详述原委，多加考证，受到读者的欢迎。朱先生还雅好搜集乡邦文献。1939年9月，朱先生因肺结核不治病逝，终年45岁。这样看来，“朱太忙”这个名字说不定也是“为人风趣”的朱先生给自己起的雅号。细品一品，这里面还颇有些趣味，似乎既是抱怨“实在太忙”，又是炫耀“实在太忙”！
这个名字，又使我想到了刊登在1936年5月1日《申报》上的文章《一本书的自述》，作者署名清芬。之所以想起，是因为这篇文章很独特，乃是假借一本古书的口吻，讲述其如何经过一番“整理包装”后“重见天日”，这基本上就是翻印廉价古书的全记录了。这篇文章的场景化描写算得细致，小人物之间的对话十分生动，猜想作者也是书业中人吧。这些记述和描写，对于近百年后的我们了解“一折八扣书”乃至出版业的基层生态都是很有帮助的。
首先登场的是一位精明的书店老板。此刻他正在“数数这个的页数，数数那个的页数；灵活地拨动着算盘子”，想必是遇到了好生意上门，所以“香烟屁股在他的嘴唇上，烧焦了他的嘴唇皮，他还满不在乎呢”。接着，承揽标点生意的工场老板“老吴”上场了，他的形象可就没有那么潇洒了，“戴老花眼镜”“伛偻着身子”，显得颇有些落魄。
接下来便是二人的对话。
书店老板：“老吴，你简直欺人啦！你做人家的只四分钱一千，做我的一开口就是六分，这叫我如何卖得出去呢！”
老吴：“什么，老板，没有那回事！六分钱标点一千字，又不比那些‘的了吗呢’的容易懂，很要费点脑筋；老实说，一天还点不到二万字呢。”
书店老板：“外面很有人说我们的书标点错得很多呢！”
老吴：“这个，……其实都是一样。看得出标点错误的，不加标点也行；非看标点书不可的，不见得看得出错误。天晓得，六分钱一千，那些通人硕士肯来做吗？那样的一折三四扣卖得出去吗？嘻嘻。”
揽到了生意的老吴带着书回到了自己的工场。那里“几只蹩脚的桌子旁，围坐着三五个鸠形鹄面，腰驼背曲的人儿”，他们就是“标点工人”。这里，作者用书的视角做了如下记述：“那个老花眼的可怜人早把我拖了过去，开始在我身上刻划起来。他本来因为没有办法才干这个勾当，他只在想着怎样才能多得六分钱；他本来不管你的支离割裂，只要在你身上踏遍一趟就算完事。‘这简直是残酷的伤害，他的红笔是炮烙的刑具，非把我们炮烙得体无完肤不止！’我这样悲叹着。黑夜来了，他们依然在十五支的黄色灯光下，像机器一般地工作着；半夜过了，还不肯停止。看他们苦恼的脸色，也像有什么虐刑在忍受着。”
十天后，被红笔标点的“支离破碎”的古书进了印刷所，又是一轮讨价还价。
印刷所老板：“贵局生意很发达，出的货很多，只是好久没有分给我们做了。”
书店老板：“生活是有一点，只是你的价钱吃不下！”
印刷所老板：“那里话，我们现在只要有生活做，混得口饭吃就得，谁还想有什么好处？反正天天回头人，让机器躺着叹气，也不是办法！讲到价钱，你老蛮明白，比从前四成里已经减去了三成，四角一千的排工，五角一令的印工，三角一万的钉工，难道还能在你老面前瞎抬！”
书店老板：“我们比不得你们，做了生活就好拿钱；我们造好了货，还得想法子卖出去，所以事先总得有个话算。”
接下来则是排字工场里的见闻：“在排字工场里我所看到的苦恼的情形，比在标点工场所见的更要坏些。在四角钱排一千字的价值里，有工场的一切开支，有生财的应得利息在里边，作为排字工友的工资的还有几个铜子？可是这一千字须得密密地排满一面半板子，经过几次的修改，直到校对先生认为‘无误’了才算完事。这是何等廉价的劳力！我又忆起从前认识过的刻板工人来，他们的那种细磨细琢的神气，有工夫在板子的角落里刻上自己的姓名，正不知要安闲得多少呢！”
经过排版和初校，校样被送回书店，唯一的专职校对登场。“那是一位二十几岁的青年，从他那蓬乱的头发、枯黄的脸色和充满着血丝的眼珠上看去，已完全没有青年人的健旺热烈的气概”，却似乎充满了“无限的悲愤找不到一个发泄的地方”。他的月薪十五块钱，“这是他早晨八点钟来，工作到下午六点钟回去，吃自己的饭，住自己的房子的一个月的代价了”。这也正是他“悲愤”的原因。也正因此，他不过“胡乱地校过两次，随处留着可笑的错误”。但还有不及于这青年的，“大部份的书都是用的五块钱包校十万字的价值，被人抢着去做呢”。
再回到印刷所。连带书稿送去的是书店选定的“那种又粗又松，天字第一号的起码报纸。印刷所老板哭丧着脸，把天字第一号的起码油墨添下去；嘴里喃喃地咒骂着：‘娘娘，越是印工便宜了，越是纸头来得丑，吃墨的祖宗，谁还做这鬼生意！’他这愤怒，给与那些伙计们一种‘明天我就停起机器来，看你们那里吃饭去’的威胁，一个个振作起疲倦苦恼的精神，在黄黄的灯光下努力地工作着”。两昼夜后，这本书又被送到装订工场，去看那三角钱装订一万页的工作。“在这里，手工多于机器，男女工人的手连接成一部连续的机器，经过了折叠、整理、打洞、穿线、糊面子的种种手续，再送上切书机去切光，才成功了一本本的书。要装成一万页（即二万面）的书，才算赚到了三角钱的工钱。”
经历了一番“历险”，这本书最终被一位青年买下。不过，“虽然也有了好些日子，可是从不曾和我好好地晤过面。看这种情形，大概只是为便宜，随便买来充塞书橱而已”。
文章起首部分的描写暗合了“古书潮”的背景，其后的叙述无不围绕讨价还价、“分斤拨两”展开，足见“一折八扣书”在书商的眼中不过是一场生意罢了。
“一折八扣书”成过眼云烟
检点过眼的史料，对于这场20世纪30年代书业中异军突起的“风起云涌的潮流”着实有过不少的记述。有趣的是，王云五先生在其1937年所作《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一文中对此风潮只字未提。看来，王先生对于此风潮是不屑一提的。
至于“一折八扣书”是什么时候淡出人们视野的，“平文”回忆说：“到一九四○年，日本侵华部队早已控制了上海都市，外地运输堵塞不通，白报纸来源断绝，即使有少数纸，亦被‘纸老虎’囤积居奇起来了，因此大家就放弃出版廉价书了”，“标点书与一折八扣书，大概前后有十年寿命，全盛时期只有五年”。
从过眼的史料判断，“一折八扣书”的生意在1936年下半年之后恐怕就开始下滑了。大概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时局变化。1936年，华北局势已经处于紧张状态，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进入全面抗战的局面。紧接着，日军南下、“八·一三”战事爆发，上海除租界地区均告沦陷。战云的日渐密布，直接影响书业的经营；上海的战火也使得出版业损失惨重；同时战事的爆发也造成上海与内地的交通异常紧张，直接影响内地市场。大环境的不断恶化自然也破坏了“一折八扣书”赖以存在的基础，消失自不可避免。
第二，纸价上涨。“一折八扣书”的生意主要得益于成本低廉。这里面除了翻印古书没有版税、稿费成本之外，当时的纸张价格相对低廉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1936年之后，随着世界局势的日趋紧张，进口纸张的供应量明显下降，沪市纸价显著上涨，由此“一折八扣书”的利润也被挤压殆尽，自然无法为继。
第三，政策变化。1936年4月，时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教科图书及其他图书划一出售办法》，对教科书及其他出版物定价及折扣等做出规定，其中要求“所有书籍，门市一律照定价发售，不得减折或抬高”，也就是零售书籍不准有折扣。6月2日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公布了实施办法。上海不少书店开始按照要求重新核定价格，改折扣销售为实价销售。折扣是书业营销的重要手段，“一折八扣书”正是利用高折扣的噱头营销大量获利，因此这一“新政”对其的影响可想而知。当时即有人在《申报》上声称“一折数扣书末日已至”。
出版业对于“一折八扣书”的评价向来不高，该现象大体与粗制滥造、投机牟利联系在一起，总之是上不得台面的。不过，对于当年的这股风潮，我们大可不必仅仅关注于“好坏是非”的判断，似乎更宜把它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加以考察和分析，并且由此更加全面深入地把握20世纪30年代上海出版业的种种生态与面貌。
（本文作者为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