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已芜归去难

　　“田园将芜胡不归？”一千六百年前陶靖节在《归去来兮辞》中发问以来，仕进不顺仕途蹉跎的士夫们，算是找到了一个体面而委婉的借口，堂而皇之，退隐田园，守护丘垄。将今天的“凤凰男”，类比传统的士，铁定不伦，因为数量过于庞大，人口占比过高。不过说二者有相近情感体验与诉求，大概虽不中亦不远，尤其上世纪80年代入学、目下过五已退将退的那拨。他们生于乡村，熟悉田间地头活计，对乡村的情感割舍不断，甚且也如考古学者郑嘉励那般信誓旦旦：“曾经逃离的家乡，终究是我归去的方向。”只是限于诸多原因，能坦然回归无缝融入的，怕没几个。像郑嘉励那样为自己村落、家人、家族、乡亲“作传”且声言“和解”者，我是既感佩而大有怀疑的。

　　《朝东屋：一个村庄的百年微澜》，是郑嘉励为自己家乡浙江台州市玉环县楚门区外塘乡胡新村朝东屋自然村的百年人事变迁，而作的“村传”：村庄的由来与变迁，大家庭的构成与龃龉，外家的“出逃”与“和解”，老屋新房的分量与落差，所见祖父己三代的命运，时代巨轮下的逝者命运，青年命运逆转的父母性情，观察思考与重建和解的自我。

　　要在寻常中国政区图上找到朝东屋的大体方位，得有很好的地理知识打底。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广袤内陆，朝东屋这块稻田为主、盐田为辅、赶小海为补“总共30多户人家，两百来个男女老少”的沿海围垦村落，怎么看，都不咋典型。但我分明如蜀人、序作者况正兵所说，“仿佛看到了另一个我”。相似的恐惧、相似的纠结、相似的经历、相似的喟叹、相似的鸡零狗碎、相似的潮流裹挟。

　　朝东屋是南中国诸多乡村的缩影。中国近古尤其明清两代六百年来的人口流动，抛开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等规模庞大的民间移民行动外，与明初、清初的多轮朝廷部署的大移民关系更大。其中最显著的，就是洪武永乐年间“江西填湖广”及清康熙雍正时期“湖广填四川”两波大潮。其间其后，湍流无数。如今东南沿海30-50里的居民，几乎没有四百年以上的土著，他们都是雍正年间“展复”之后迁来的。洪武大帝“片板不许入海，寸货不许入蕃”的禁海令，清初照纳，并严格迁界，朝东屋就“是清雍正年间玉环‘展复’以后由海塘围垦起来的新陆地”。这些平原陆地，“是历朝历代的先民挖土运石，筑起条条海塘，经过层层围垦，从海龙王嘴里夺来的”。

　　具体到各家，“建屋是农家的头等大事”。穷一家人十数年甚至数十年努力，也未必能建起一座新屋。因建屋而付出的汗水，而获得的荣耀，而带来的勃厍，占了家庭记忆的重要篇幅。东汉通儒、今古文经学集大成者郑玄在《诫子书》开首一句，“吾家旧贫，不为父母昆弟所容”，几乎道尽古今亲情底色。越在五服之内，冲突可能越多。毕竟空间相邻，回旋无地嘛。“为了约4平方米的宅基地，两家从此埋下了矛盾的种子。”书中写道。

　　作者一位长辈，划成分之前进了军校，躲过了作者父亲地主子女不能读大学的厄运，原来对家乡的那点寒碜家产不以为意。孰料时过境迁，农村宅基地值钱了。一番纷争之后，事情以“一笔永久性的补偿款”而告终。

　　所能讲的是情，但似乎也不太多。尤其贫富悬殊之下，嫉人有笑人无，在并无隐私概念的乡下，表达得分外直白。但我所熟悉所怀念的，依然是那块贫瘠的家乡。虽然“从清代中期到民国年间，家族从未出过秀才举人、达官贵人，能够为国家民族贡献的只有战乱年代的壮丁、饥饿年代的苦力、太平年代精打细算的小地主”。

　　“稻草是重要的生活物资，除了当柴火，还可以喂牛、垫牛栏、编草绳、打草鞋。”“经历过物资短缺时代的乡亲们，毕竟不同于年轻一代，他们身上多少保留有艰苦奋斗的痕迹，我爷爷、奶奶、父亲、母亲的性格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节俭。”“农家子弟的十年寒窗的奋斗目标，只是城里人的生活起点。”“隐私观念的缺乏，直接导致乡村生活的粗鄙化。”指不胜屈的段落，勾起我联翩的乡村记忆，触发发自内心的共鸣：“与父亲一样，我不敢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性，除了劳动报酬所得，从无投资性质的资产性收入。我自以为的美德，说明我的底色是个农民，尽管我生活在现代化的都市。”

　　我晚八点上床四五点起身的作息节律，注定自己与四十年的城市生活，如水面油膜，亲密无间却格格不入。只是，这农民般的状态，能融回“人际关系缺乏边界感”的家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