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辰本《石头记》的递藏与《红楼梦》的整理

　　胡适借阅

　　《石头记》（《红楼梦》）前八十回最初是以抄本形式流传的，有甲戌本、己卯本和庚辰本，其中庚辰本最早的收藏者是徐星署。徐桢祥（1872～1938）字星署，江苏嘉定人，历任屯垦局总办、天津道直隶国税厅筹备处坐办、交通部秘书等职。

　　关于徐家收藏庚辰本《石头记》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为徐的父亲徐郙所藏；一说，1932年徐星署在北京城隆福寺小书摊上购得，花费八元大洋。据专家估计，后一说的可能性比较大。自从购得庚辰本八册《石头记》，徐星署视若拱璧，秘不示人。但这个信息被徐星署的亲戚兼朋友、沉浮于民国政坛和金融界的王克敏知晓，而王克敏是胡适的好朋友。

　　胡适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1921年，他发表了《红楼梦考证》。1927年，他买到甲戌本《石头记》。1933年，他的朋友王克敏代为借得徐星署所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和研究，胡适在第八册首页写下题记：“此是过录乾隆庚辰定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生平所见，此为第二最古本石头记。民国廿二年一月廿二日胡适敬记。”

　　胡适还为这部《石头记》写下了一篇题跋——《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发表在1932年《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三卷第四期。徐星署在向胡适借出此书五年之后，向胡适请求，希望能够得到胡适“题跋”的手稿。但是胡适当初撰写这篇“题跋”是用铅笔书写的，字迹比较凌乱，只能重新用毛笔誊写。

　　1937年3月，已经辞去四川大学校长的任鸿隽携夫人陈衡哲来到北京，和老朋友胡适有过多次接触。当时胡适大病初愈，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而且新学期开始，工作非常繁忙。得到徐星署的请求，胡适希望有人代劳誊写“题跋”，陈衡哲当时成为誊写“题跋”的最合适人选。3月2日晚间，胡适请任鸿隽夫妇吃饭，将这件事情托付给了陈衡哲（沈治钧《陈衡哲与庚辰本及胡适》）。

　　陈衡哲作为一位留过洋的学者和作家，握着毛笔写字却不是那么自信。她曾经自嘲：“我的有些行为，好像是矛盾的，比如说：喜欢写文章，而怕写毛笔字……”从她书写“题跋”的字迹来看，雍容大方，骨力劲健中透出端庄妩媚，别具一种格调。胡适的“跋文”洋洋洒洒五千多字，陈衡哲大约抄写了十天，她4月8日面交胡适。胡适交给徐星署整理装订成册。

　　燕大收藏

　　书画家、藏书家陶洙和徐星署是朋友，1936年，他得知徐星署有《石头记》的罕见抄本后，就与供职于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文献学家赵万里采用摄影蓝晒工艺（一种古典印相方法）复制这部书。他们复制了两套，这两套书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北方许多机关学校纷纷南迁。1938年，徐星署病逝，庚辰本《石头记》曾经暂厝于天津的周叔弢、周绍良家，周家人一年后他们将书归还给了徐家。

　　1949年初，收藏家萧福恒告诉北京琉璃厂多文阁书肆老板魏广洲说，清末徐郙的藏书中有一部抄写本《石头记》想出售。他和萧福恒前往西城大乘巷徐家，徐家一位老太太接待他们，说他们家的书全都卖了，就只剩下这部《石头记》。老太太将八本书和胡适的“题跋”摆在桌上，让魏广洲和萧福恒仔细查看。他们发现这部书是《红楼梦》的前八十回，每本十回。每本左边书名“石头记”之下都有“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的题字，后四本有“庚辰秋月定本”的题字；同时还有装订成册的胡适撰稿、陈衡哲抄写的题跋。魏广洲跟老太太说，他先拿头本去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图书馆，看他们是不是愿意收购，老太太答应了。

　　魏广洲将书包好，先到北京大学教授向达先生的家，向达回复魏广洲说，学校暂时还不能买；魏广洲又到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潘光旦先生家询问，潘先生也回答说学校不能够买。他又找到收藏家和中国古典戏剧研究家吴晓铃先生，吴先生先要拿书看看，第二天再作答。第二天，吴先生告诉魏广洲说，当天晚上，他曾携书拜访在北京的郑振铎，书已经留在郑先生手中，请魏广洲前往六国饭店去见郑先生。

　　魏广洲来到六国饭店，郑振铎说，燕京大学可以买这部书。郑振铎给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写了一张介绍信，要魏广洲到燕京大学去找陆校长。陆校长看过郑振铎的信，要他去找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聂崇岐先生，聂先生告诉他说：“燕京大学规定，每个星期有一天，由历史学教授齐思和、文学史教授孙楷第和聂先生等四位先生共同看书议价。关于这部书，要请孙楷第先生过目后才能够决定。如果要等孙先生看，还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

　　魏广洲将上述情况告诉萧福恒，萧福恒赶到徐家和老太太商量，老太太答应等一个星期。4月1日，聂崇岐告诉魏广洲，孙先生已经看过这部书，书价能给七十美金（折合黄金二两）。萧福恒立即前往徐家同老太太商量，老太太答应了。4月2日，魏广洲将剩下的七本书、胡适的“题跋”一起送到了聂家，聂先生带着魏广洲将书送到了燕京大学图书馆。魏广洲在图书馆领取了书款：七十美元折合当时流通的法币五万元（魏广洲《追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的发现过程》、沈治钧《庚辰本与赵万里及郑振铎》）。

　　1952年，国家对高等院校进行调整，燕京大学文科相关学科与北大合并，庚辰本《石头记》顺理成章地转藏北大，现收藏于北大图书馆善本室。

　　尊重底本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冬至后，程伟元和高鹗对《石头记》进行了修改和整理，然后和后四十回合在一起排印出版，这就是人们经常提及的“程甲本”；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花朝日，经过补遗订讹，增删修改，在程甲本出版七十天后，新的程高本重新排印出版，这就是人们经常提及的“程乙本”。解放以前和解放后的一段时间，程乙本及其翻刻本、评点本比较流行。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俞平伯和王佩璋校注《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用的底本是戚序本，其实他们对戚序本并不是很满意，很想用庚辰本作底本，但是当时他们能够参考的只有庚辰本的摄影蓝晒本，字迹很小，不便于抄写。1955年11月，庚辰本由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为红楼梦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周汝昌点校，启功注释的《红楼梦》整理本。1959年和1964年，出版社对这个版本进行了修订，两度出版，一直到1981年，这个版本都是最为通行的版本，在社会上影响很大。这个版本以程乙本为底本，参照其他几个重要的本子校勘、整理，庚辰本是其中参照的重要抄本之一。

　　学者们普遍认为，《红楼梦》的早期抄本最接近曹雪芹的原著面貌，而流行一时的程高本，尤其是程乙本，进行了增删，回到脂评抄本已经成为当代红学家们的共识。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知，1973年2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拟定了《新版〈红楼梦〉整理方案（征求意见稿）》，这份方案明确指出，前八十回要“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存七十八回本（旧称庚辰本）作为底本”进行校勘整理。

　　1974年，时任中宣部文化组副组长的袁水拍倡议校注《红楼梦》，1975年，校注组成立，袁水拍任组长，冯其庸和李希凡任副组长。1978年4月，冯其庸的著作《论庚辰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国际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为新版《红楼梦》的校注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校勘修订的过程中，专家学者们主要做三个方面的工作：标点断句、校勘和注释。校勘当然是最主要的工作，他们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尊重底本，前八十的底本是庚辰本，参校本包括甲戌、己卯、戚序、甲辰、舒序、蒙府本等；后四十回的底本是程甲本，并与程甲本系统其他版本和程乙本参校。1979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在《红楼梦》校注组的基础上组建红楼梦研究所，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担任所长。冯其庸一直担任校注总负责，同吴组缃、周汝昌、启功、李希凡、刘梦溪、吕启祥、蔡义江、祝肇年等专家一起，辛勤工作了七年，最后才大功告成。

　　1982年，第一次以庚辰本为底本校注的新版《红楼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校本校勘精细，注释详尽，受到读者追捧。该版本“前言”指出：“庚辰本是抄得较早，而又比较完整的唯一的一种，它虽然存在着少量的残缺，但却保存了原稿的面貌，未经后人修饰增补，因此本书在校勘过程中决定采用庚辰本为底本。”后来，校注人员又对这部书作了两次全面修订，在1996年和2008年分别出版第二版和第三版。到本世纪，新版《红楼梦》出版了普通版、珍藏版、大字本、有声版等各种形态的版本，四十几年来，该版本成为我国读者阅读《红楼梦》最经典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