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木塔如何进入世界：梁思成的两种书写

　　一

　　1933年秋，梁思成（1901—1972）在山西应县对佛宫寺辽代木塔展开实地考查。这一考察在建筑史上常被视为一次重要的“发现”，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它所引发的一次叙事层面的重构：一座地方性的宗教建筑，经由现代建筑学的方法与语言，被纳入“世界建筑史”的坐标系之中。正如梁鉴主编的文物画册《应县木塔》所呈现的那样，这座塔进入现代视野，并不是以图纸或数据的形式，而是以一种近乎“拜见”的方式——“离县十里已见塔，由夕阳返照中见其闪烁……那算是我对于这塔的拜见礼了。”“今天正式的去拜见佛宫寺塔，绝对的overwhelming到令人叫绝，喘不出一口气来半天。”——梁思成看到木塔后，给林徽因（1904—1955）的信中如是写道。

　　“拜见”这一措辞意味深长：它既保留了传统文化中对古迹的敬意，又隐含现代考察者的主体位置。木塔因此不只是一个测绘对象，而是一个通过叙述被重新定位的历史存在。

　　然而，正是这种初见时的强烈震撼，也提示出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如此具有压倒性视觉与历史存在感的建筑，应当如何被“讲述”，又如何才能被真正“理解”？对于梁思成而言，应县木塔并非只是一次个人意义上的“拜见”，而是一个亟待进入知识秩序的对象。单纯的感叹、赞叹，乃至旅行式的描绘，固然能够传达现场的震撼，却不足以解释这座木构巨塔在中国建筑史中的位置，更无法使之进入现代学术讨论的共同语境。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应县木塔从一开始便同时面对着两种不同的写作要求：一方面，它需要被“讲给世界听”，成为外部读者能够理解的中国建筑奇观；另一方面，它又必须被置入严格的测绘、分析与比较之中，转化为可供学术研究、教学与论证的知识对象。由此，中英文两种书写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对应着两种不同的认知任务与知识策略，也构成了理解梁思成相关著述时不可忽视的前提。

　　二

　　梁思成在1941年发表的英文文章中这样描写他初见应县木塔的情景：

　　这个凄苦的小镇坐落在盐碱地上，贫困不堪，仅有几百间土屋，城内也只有寥寥数棵树。距最近的公路汽车站约25英里。六小时骡车颠簸……在几乎笔直的道路尽头，我意外地看见一颗在暗紫色背景上闪耀的宝石——那座红白相间的木塔，映着金色的落日，背倚远山。

　　当我抵达城中时已是夜色沉沉。木塔的巨大体量如同一个黑色的巨人笼罩着整个城镇；但在最顶层南侧，却有一道微光刺破黑暗——那是已经日夜燃烧了近九百年的“万年灯”。（Liang Ssu-ch̓eng, Five Early Chinese Pagodas, Asia Magazine, 1941）

　　在这篇英文文章中，应县首先被塑造成“凄苦的小镇”（miserable town）：“盐碱地”“土屋”“寥寥数棵树”；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作者突然看见的木塔——“一颗在暗紫色背景上闪耀的宝石”（sparking jewel）。这种“荒凉—奇迹”的对立结构，使木塔在叙事中获得象征意义：它不仅是建筑遗存，更像是文明在贫瘠现实中的一次凸现。

　　“万年灯”的描写尤为关键。夜幕中的微光“刺破黑暗”（penetrated the enveloping darkness），不仅营造视觉效果，也暗示时间的纵深：近九百年的持续燃烧，使木塔获得一种超越现实处境的历史重量。由此可见，梁思成书写的并非单纯建筑，而是一种可被感知的文明奇观。这是一种典型的“旅行发现文学”模式：以行程、视线和感官经验，构成知识进入异文化世界的通道。

　　进一步说，这种写法在叙事层面制造了三重距离：一是空间距离——从“六小时骡车颠簸”到“几乎笔直的道路尽头”，旅程本身成为发现的前奏；二是文化距离——贫困小镇与伟大建筑之间的反差，使木塔被赋予“异质性”的光环；三是时间距离——“万年灯”象征着千年延续，使读者在瞬间进入历史的长时段。这三重距离共同服务于一个目标：让西方读者在心理上作好准备，接受一种“非西方”的伟大建筑传统。

　　如果把这篇英文文章放回20世纪40年代的思想史语境，它实际上参与了一场更大的论述工程：如何向西方说明“中国也有可与哥特教堂或古典神庙并列的伟大建筑”。在这一语境中，木塔被塑造成“奇迹”，并非偶然，而是一种策略性的叙述选择。正如当时许多中国学者在英文写作中努力寻找“可被理解的语言”一样，梁思成借助旅行、奇观与象征，将一种原本依赖行话与测绘图纸的对象，转译为可以被感受的文化事实。

　　三

　　在中文考察报告《山西应县佛宫寺辽释迦木塔》（1935）中，梁思成对应县木塔的描写则采用了另一种语调：

　　由怀仁县或山阴县向应县行，在桑干河平原上，距应三四十里，即可遥见木塔……到夕阳西斜时，距城约十二三里，塔身反映成金黄色，衬着深紫的远山，灿烂闪烁着……翌晨，在光耀的晨光里……塔身的木构架，油饰全脱落，显出纯润的古檀香色；构架间的灰墙反映着带红色的晨曦；而塔顶上的铁刹，更不住的闪烁，庄严美丽，无与伦比。（《梁思成全集》第10卷，2007年，第8页）

　　这段文字虽然同样具有强烈的视觉性，但其描写重心明显落在构架、色泽与结构层次之上。这里的“远望—近接—晨观”，并非为了制造戏剧效果，而是构成一种近乎标准化的调查路径：先以轮廓确认对象，再以光影辨识体量，最终在清晨的自然光下观察材料与细部。

　　在中文文本中，木塔的意义不在于“奇迹般出现”，而在于“如何被看清”。因此，梁思成特别注意记录：油饰脱落后木构的本色、灰墙与晨光的反射、铁刹在日光中的闪烁。这些细节并非抒情，而是为后续测绘、断代与比较服务。木塔在此被转化为一套可以拆解为构件与比例的对象，从而进入中国建筑史的知识体系。

　　更重要的是，这种书写隐含着一种方法论立场：建筑首先是一种“结构事实”，其次才是审美对象。木塔的意义，不在于其“令人惊叹”，而在于它如何作为辽宋木构制度的实例，参与对《营造法式》与中国建筑“文法”的理解。

　　如果说英文书写关乎“让世界看到中国建筑”，那么中文书写关乎的则是“如何在中国内部建立建筑史”。20世纪30年代，中国建筑史作为一门学科尚在起步阶段，其首要任务并非诠释意义，而是确认对象：哪些建筑可以被纳入历史，如何用统一语言加以描述。应县木塔因此成为一种“方法论范本”——它通过测绘与术语，被固定为一个可比较、可分类、可进入谱系的实例。

　　四

　　前文分别考察了梁思成关于应县木塔的英文书写与中文书写，在此有必要进一步追问：这两种书写之间究竟构成何种关系？它们是否只是因语言不同而产生的平行文本，抑或分别承担着不同的认知任务？结合梁思成的写作语境与学术目标来看，中英文两种书写并非简单的重复或翻译，而是围绕同一对象形成的一种有分工的知识配置。

　　首先，在读者对象层面，两种书写所面向的群体并不相同。英文文本显然以西方学界与国际读者为主要对象，其叙事策略更强调应县木塔的独特性与可理解性，通过与西方建筑史中熟悉的范畴进行对照，使这一中国古代木构建筑得以被“看见”。相较之下，中文书写则更多面向正在形成中的中国建筑史学界，其重点不在于“展示奇观”，而在于确立规范、厘清结构，并为后续研究提供可操作的学术基础。

　　其次，在知识合法性的层面，中英文书写分别承担着不同的证明方式。英文文本通过描述、比附与整体印象的营造，使应县木塔进入一种全球性的比较视野；而中文文本则依托测绘、结构分析与历史考证，将木塔转化为一种可以被验证、被引用、被教学的知识对象。前者侧重于“使之可理解”，后者则致力于“使之可被使用”，二者共同构成了应县木塔进入现代知识体系的必要条件。

　　最后，在叙事功能上，两种书写之间也呈现出明显差异。英文书写更接近于一种“引介性叙事”，其任务在于打开通道；中文书写则是一种“建制性叙事”，其目标在于稳固位置。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应县木塔并非先天就属于“世界建筑史”或“中国建筑史”，而是通过这两种不同方向的书写，被逐步安置进相应的知识框架之中。

　　从这一分工关系来看，梁思成的中英文书写并非彼此替代，而是相互支撑：前者为对象赢得进入世界的可见性，后者则为其提供持续研究的学术条件。这种双重书写的存在，也正是理解梁思成如何在个人经验、学科建制与国际语境之间展开工作的关键。

　　五

　　在梁思成关于应县木塔的书写中，“overwhelming”这一英文表述具有特殊意义。它并非偶然出现的情绪性词汇，而是指向一种在初见对象时产生的、难以被立即概念化的经验状态。正如梁思成在致林徽因的信中所言，面对佛宫寺木塔，他所感受到的并非单纯的审美愉悦，而是一种几乎令人失语的压倒性存在感。这种经验既超出了日常感知的尺度，也暂时拒绝为既有知识框架所吸纳。

　　然而，正是在这一“无法言说”的经验节点上，知识转化的动力得以生成。对于现代学术而言，压倒性经验本身并不能构成理解，甚至可能成为理解的障碍；它只有在被反复拆解、测量与分析之后，才可能转化为可交流、可验证的知识对象。梁思成随后展开的测绘工作、结构分析与历史定位，正是对这种初始经验的回应与处理。换言之，“overwhelming”并非研究的终点，而是促使研究必须展开的起点。

　　从这一角度看，应县木塔之所以需要中英文两种书写，并不只是出于传播策略或读者对象的差异，而是源于一种更为根本的认识论张力：一方面，对象以其规模、复杂性与历史重量，持续制造出超出理解能力的感受；另一方面，现代建筑史学则要求将这种感受转化为结构、比例与类型，从而使之进入知识秩序。英文书写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这种初见时的整体震撼，使经验得以被传达；而中文书写则通过系统化分析，将经验逐步拆解并稳定下来。

　　因此，“overwhelming”并非一个需要被消除的主观感受，而是一种具有生产力的认识起点。正是这种经验迫使研究者不断在感受与概念之间往返，从而推动对象从“可惊叹之物”转化为“可研究之物”。在梁思成的实践中，应县木塔并不是被迅速纳入既有范畴的案例，而是通过这一“经验—分析”的往复过程，逐步确立其在中国建筑史乃至世界建筑史中的位置。

　　六

　　回到梁思成关于应县木塔的两种书写，可以看到，这并非一个单纯的语言或传播问题，而是一次发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知识实践。通过英文书写，应县木塔得以进入一个以比较、引介与整体印象为特征的国际语境；通过中文书写，它又被稳固地纳入正在形成中的中国建筑史学科体系之中。这两种书写方向虽各有侧重，却并不彼此排斥，而是共同完成了一个对象从“地方性存在”向“学术对象”转化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梁思成的实践显示出一种高度自觉的现代学术姿态：面对具有强烈历史重量与感官震撼的建筑遗存，研究者既不能停留在经验性的惊叹之中，也无法绕过这种惊叹而直接进入抽象分析。相反，正是通过在经验与概念之间反复往返，建筑才得以被逐步拆解、重构，并最终获得稳定的知识位置。中英文双重书写，正是这种往返运动在文本层面的体现。

　　从更广的视角来看，应县木塔的个案提示我们，现代中国学术在其早期阶段，往往同时面对两个方向的要求：一方面，需要向外部世界说明自身对象的独特性，使其能够被理解、被比较；另一方面，又必须在内部建立起规范化的分析语言，使对象能够被研究、被教学、被继承。梁思成的工作之所以具有典范意义，正在于他并未在这两种要求之间做出简单取舍，而是通过分工明确而又彼此关联的书写方式，使二者形成一种动态平衡。

　　因此，应县木塔“如何进入世界”的问题，最终并不指向单一的答案。它既不是一次成功的文化展示，也不仅是一次严谨的学术测绘，而是一种在多重语境中展开的知识建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我们得以更清楚地理解梁思成所代表的那一代学者，如何在个人经验、学科建制与国际视野之间，逐步探索出一条现代中国建筑史得以成立的路径。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