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黄宗羲与“早期启蒙说”的再探究

　　顾家宁的黄宗羲研究专著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作为他的博士生导师为之高兴。家宁是2005年进入人大国学院学习的，之后的硕士、博士也都是在国学院度过的，是地地道道的国学院“三朝元老”，在我指导的学生中，有这样经历的，似乎只有他一个。

　　2005年10月，人大国学院成立，因为已错过了招生时间，故当时的校领导决定，允许已入学的零四、零五级学生以自愿转专业的方式加入国学院，当时“国学热”刚刚兴起，年轻学子对国学充满憧憬，报名人数大大超过预期，现在看来，这两级学生无疑也是学院成立以来水平最高的。我于2006年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调入人大国学院，给这两级学生上了一学期课，印象很深。国学院的教学以经典为中心，通过对经典的阅读，训练文字训诂、文献考证以及理论分析的能力，但具体到理论分析，国学院的课程设计还是偏弱，我一般建议学生去哲学院选修相关的课程。而家宁是从国际关系学院转来国学院，系统学习了政治学、政治哲学史等课程，本科毕业时拿到了国学与政治学的双学位，为他以后研究黄宗羲打下初步的理论基础。

　　家宁到硕士毕业时面临选择，我一般建议学生到外校申请读博，不主张他们长期待在一个学校。但家宁决心已定，想留在国学院继续他的黄宗羲研究，我尊重他的意见。到2014年毕业时，已写出十余万字的博士论文，答辩时受到专家的一致好评。在工作后的时间里，家宁仍专注于黄宗羲的研究，他举办过黄宗羲的学术会议，不断推出新的成果，活跃在明清哲学的学术会议上，已成为这一领域颇受关注的学者。我知道家宁想写出一部自己满意、也让学界满意的著作，所以没有催促他尽快将论文出版、发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不由为他捏了一把汗。要知道目前学术界的考核制度，且不说不鼓励，甚至根本不给青年学者“十年磨一剑”提供可能。现在家宁的专著终于出版了，为他高兴的同时，我心中悬着的石头也落了地。仔细算来，他博士毕业后，又用了十一年的时间才交出学术生涯的第一份答卷。

　　明清之际一直是“侯外庐学派”思想史研究关注的重点。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表现为私有土地和经营性地主的势力空前发展，城市手工业导致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分离，东南沿海地区出现手工业和商业化都市，同时，明廷开放海禁带来海外贸易的繁荣兴盛，更进一步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16-17世纪之间以“个人自觉的人文主义”为特征的早期启蒙思想，正是上述新气象的思想反映。“早期启蒙说”曾在学界产生过很大影响，同时也引发了很多质疑和批评，一个比较常见的争议点在于其过强地将中国历史思想与西欧相类比，以至于有所谓“比附”之嫌。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早期启蒙说揭示了16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趋势，这一点无疑具有研究的典范意义，也体现了现代研究较之传统学术的突破，只不过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在侯先生那里，对于中国历史、思想的特殊性考量的确有所不足，进而导致其对思想史具体问题与细节的处理难免显得相对粗糙而留有瑕疵。事实上，重视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本是侯外庐学派思想史研究的特色，只是由于时代环境所限，这一原则遗憾未能在明清之际思想研究中获得充分地落实与实现。时至今日，如何在继承其普遍性方向的基础上，回到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对明清之际思想发展的内在特质和趋势做出解释，进而重新理解、评估其价值和意义，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周秦之际”与“明清之际”构成了侯外庐先生社会史、思想史研究中最为关注的关键时段，前者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而后者则是封建生产关系中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与对古代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相呼应，明末清初“早期启蒙说”的提出同样反映了侯外庐先生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人类普遍性与文明特殊性关系的深刻洞察。早期启蒙与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意义，恰恰在于说明中国历史的发展虽然特殊、曲折，但并不自外于人类社会，只是由于传统王权力量强大，这一过程在中国社会的内在演化中未能竞其全功。这是历史环境与历史机缘造成的挫折，绝非文化本身的宿命。

　　侯外庐先生强调思想史研究必以社会史研究为基础，不过在实践中，其社会史研究总体上强于思想史研究，往往偏重于强调社会基础对于思想（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而非对于思想本身的内在精神、结构的分析。这样的研究方式固然有其优长，其短处则在于容易将思想简化为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映，而对思想本身的作用意义重视不足，这就不免导致其对于儒学，尤其是对宋明儒学历史文化与价值意义的整体评价偏于单向化和负面化。儒学诞生于周秦之际，转型于明清之际，在“两个之际”，以孔孟荀、顾黄王为代表的真正的儒家思想者究竟如何面对剧烈变化的社会而思考一种理想秩序，其中如何展现了儒学自身的内在变化与发展？上述问题的解答，固然离不开社会史的分析，但也同样需要基于思想的内在理路解释，如此方能给出完整的答案。在侯先生那里，此种思想内在理路的研究恰恰构成了一个思考的盲点，从而也阻碍了从个性视角去理解普遍性的文明形态。

　　在明清之际的变革浪潮中，儒学的作用和意义是什么？这一问题，在过去可以说是由于时代局限而导致的思维盲点，在今天则恰恰构成了我们重新审视、发展早期启蒙说的起点。作为明清之际最具变革意味的思想家，黄宗羲集中呈现了明清之际思想的时代新气象。侯先生曾经发问，从16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为什么没有如欧洲那样走向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封建土地国有制以及由此产生的专制政治、特权政治。在明清之际思想家群体中，黄宗羲对专制政治的批判无疑是最为激烈和彻底的。在近代转型的视角下，从儒学的内在理路重新解读黄宗羲的思想，可以提供一个理解儒学自身的近代发展逻辑，以及儒家政教理想之常变的典范。侯先生反复强调，“周秦之际”与“明清之际”都处在古代维新路线的影响之下，“旧的拖住新的”“死的抓住活的”不仅影响到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也影响到了中国的近代化。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在儒学传统中，哪些是“旧的”“死的”，哪些是鲜活而具有普遍、恒常价值的，这在今天尤其值得深思。

　　当年侯外庐先生提出“早期启蒙说”，深刻影响到学界，成为颇有影响力的研究范式。家宁作为侯外庐学派的新一代学人，从反思“早期启蒙说”入手，既继承其所长，又有新的发展，着力于从儒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视角解读明清之际黄宗羲的思想创造。书稿看到了心性之学对于政教变革的作用，讨论黄宗羲心学作为一种“变革形而上学”的意义，发掘性善论对于政治公共性的塑造意义，对黄宗羲哲学建构提出一种政教维度的解读。对黄宗羲的政治制度建构给出了面向“后帝制时代”的混合政体的定位，指出其以太学师儒作为立法者，超越“圣王制法”的传统，具有宪制意义。上述观点都颇具新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推进和发展，尤其是能够从儒学自身的内在演化视角思考黄宗羲思想的价值，无疑是黄宗羲研究的一部领先之作，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会从中获得启迪和收获。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学者的成就，不在于他发表了多少论文，出版了多少专著，而在于他学术的含金量，在多少个学科、多少个领域达到了国内、国际的最高水平。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包括观点的创新，方法的创新，范式的突破。对于人文学科而言，这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沉淀，更需要能够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对国家、民族未来命运的思考结合起来的思想高度。家宁经历了这种种磨砺，挺过了一时的失意落寞，很高兴看到他终有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