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与中国文化研究”：聚焦中医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专题研讨

　　■吴俊玲　

　　当现代文明以理性化、标准化的认知范式席卷全球，植根于中华文明土壤的中医学，如何以其独特的认知逻辑回应时代叩问？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健康养生理念与实践经验的结晶，中医学不仅是一门医学体系，更是中华民族理解世界的直观载体：其“近取诸身”的认知起点，从生命与身体的感知出发，逐步推及家庭、社会乃至宇宙的整体关联。这种生发于身体、即时反馈于实践的理解路径，深刻彰显了中华文明“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的世界认知图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体系同构共生。

　　这种认知特质恰恰勾勒出中西思维模式的核心分野：西方认知多以主客二分为前提，注重对客体的拆解与量化分析；而中医学以生命整体为认知对象，强调“天人合一”的关联性思维，将身体功能、自然节律与社会环境视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种差异使中医学在现代医学中既面临话语体系的差异，也成为跨文明对话的独特切口。中医学如何在坚守自身认知内核的基础上，与西方医学及现代认知体系形成有效对话，不仅是其自身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更是构建中医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焦点。

　　基于此，我们《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于2025年特设“中医与中国文化研究”专题，核心聚焦中医学对话的多元维度与实践路径。我们将通过本栏目汇聚中医药学与文化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以“中医与中国文化”为锚点，深入探析中医学认知方式的文化内核，解构其中西思维差异的本质内涵，更致力于探讨中西医学在当代语境下的对话交融策略——即如何充分揭示中医思维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让传统认知逻辑与现代学术规范接轨，如何通过中西对话彰显中医学思维的深层价值，如何以中医学为媒介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承发展。上述多角度的探索，将共同服务于新时代中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一、古今视野下中医与中国文化认知体系的同一性

　　中医是作为一种传统医学形态存在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5000多年文明的结晶。”中医是产生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发展成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的。因而学者们大都是在古今视野中即传统与现代的差异中，理解中医与中国文化关系。更进一步说，中医与传统中国文化在认知体系上有着更大程度的同一性。

　　中医与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德性文化、综合思维方式具有密切关联。何中华教授在《中医与中国文化散论》中认为，中医讲究“望闻问切”，体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非人与物的关系。中医与德性内在相关，德性被置于医术之前加以定位，这反映了中国文化“德性优先”的取向。中医本质上是实践性的而非理论性的，这种实践品格表征着中国文化重“践履”的鲜明特点。与自然科学分析的和还原的方法不同，中医方法是综合的和有机的，这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有机世界观的一种贯彻，体现着中医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不可剥离的思维方式的内在联系。

　　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一致的。王新陆教授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学》中提出，中医学理论体系是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和有效指导下，通过长期的医疗保健实践所进行的经验积累和理论升华而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包括以人为本、天人合一、以和为贵、守中持衡、修身自强等；中医学的核心理念涵盖以人为本、整体观念、和合思维、阴阳五行、自我健康等。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易学、儒家、道家以及宋明理学的思想精华，从哲学思想、思维模式、社会文化特征等多个维度对中医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医学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等核心理论，是中国哲学思想的精髓。因而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二者一脉相承、相互渗透，相辅相成。

　　更进一步看，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概念系统、价值系统和方法论等方面更具有深刻的同一性。王学典教授在《中医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及其未来》中指出，在传统中国文化领域有一套形态完备的概念系统，这既是中医的核心术语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术语，因此中医和中国文化共用一套话语系统。中医的核心预设是平衡与和谐，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文化也追求中庸与平衡，因此中医和中国文化共享一个核心理念。中医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儒家强调“仁者爱人”。对人的生命、生存权的尊重，是中医也是中国文化中最基本、最宝贵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天人合一是中医和中国文化的共同追求，这既包括人类和外部自然界的合一，也包括人身体各部分、各功能的天人合一，因此中医和中国文化共赴一种人生境界。中国古人把人体和社会运行规律看作黑箱，其变化是无法直接观察的，需要通过解读各种信号对其加以了解，中医与中国文化使用的是同一种解读外在信号的方法，因此二者同用一种方法论。总之，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结出的具有实践性和直观性的、极其重要的果实。

　　在古今视野之下理解中医与中国文化的认知特点可以看出，中医产生、发展、成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深刻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思维方式、价值追求以及认识论和方法论。与此同时，毋庸讳言的是中医自身目前更多呈现的是其传统形态，其尚未完成现代化的转型。正因如此，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一同面临着学术大转型的时代任务，或者说中医的当代复兴就是中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探索完成。

　　二、中西视野下中医与中国文化认知实践的独特性

　　中医是作为传统中国的医学体系而存在的。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今天，中医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但由于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紧密关联，中医的中华民族属性与中华文明属性则更为突出。尤其近代西学东渐以来，中医的民族性和文明属性特征在西方医学体系的冲击下更为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两者之间冲突的加剧，导致了中医在中西文明之争中的发展困境。

　　中医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面临着巨大危机和发展困境，这一观点现已成为中国学者的基本共识。王旭东等在《中医哲学思想传承的困境与思考》中认为，由于现代西方文化的渗透，中医的价值观、方法论等哲学方面的影响力、约束力、权威性、指导性正逐渐减弱，部分学科分支甚至完全被现代科学思想所取代。随着西医及其相关科学研究方法的普及，中医的哲学基础逐渐面临来自西方价值观和科学范式的挑战。目前中国医学的临床实践、科研活动往往遵循西医设定的标准和规则，这使中医的传统智慧和技术显得碎片化而失去了系统性。马晓彤教授在《自然国学是中医守正创新的文化根底》中指出，从可感知的层面，中医发展面临四个挑战，即脚下无基石、身边无兄弟、口无话语权、手无千钧力。这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缺失，其内因是自身文化高度发展走向极端后转向退化的反面，外因则是近代以来外来文化带来的冲击。

　　中医面临的上述挑战和困境，实际上根源于中医在认知和实践方面的独特性；而中医的独特性在于其具有不同于西方医学、也不同于西方科学和西方文化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中医的独特性之一，是中医的认识论基于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论、精气论和五行论。王新陆教授认为，受以元气论为基础的有机自然观认知模式的影响，中医学将生命的本质视为“气”的升降出入运动，采用动态的功能观察法，将关注点集中在人体的整体功能层面；这就不同于以解剖学为基础的现代西方医学的身体认识论。王旭东等学者认为，现代中医教育将中西医课程同步开设于中医专业的教学过程中，进而使西医学关于人体、疾病及诊治的理念先入为主，干扰了中医思维的建立。这一教学理念的差异及其互相干扰，根源于中西医身体认识论的差别。

　　中医的独特性之二，是中医的方法论不同于西方科学。西方科学是探求客观事物基本规律的一种方法论。王新陆教授认为，中国的科学体系主要依托于形象思维，它通过对客观世界进行宏观的形象化归纳来构建知识框架。中医学秉承这种科学方法，注重整体和类比，而非个体与分析；注重动态和功能，而非实体与结构；注重直觉和体悟，而非实证与量化；注重程式和循环，而非创造与求异。王旭东等学者认为，中医宏观、整体地认识人体的生理病理过程，将人体各脏腑经络、气血津液乃至自然世界视为互相联系的一个整体，进而形成了“取象比类”的比较方法，比拟、模拟、推理、臆测等手段认知疾病、寻求病因、以象测因，直至处方用药的临床思维和治疗过程。这种方法论显然与强调量化、程序、可重复的科学方法是不同的。

　　中医的独特性之三，是中医能够直观体现中西文化的差异，进而集中反映了中西文明认知实践方式的矛盾。王学典教授认为，中国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中西方文化形态具有不同的概念术语或话语系统，有不同的礼节仪式、生活方式。而中医最能使我们理解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即从中西医在对待人体及其疗愈方面能明显体现出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医特别强调整体性、综合性、系统性，而越是整体性、系统性、综合性的就越抽象，越难通过量化来理解和把握。正因中医的这种代表性与典型性，因而成为体现中西文化、中西文明差异化的典型又直观的特殊领域。

　　在中西视野下理解中医认知及实践的当下境遇，则能够发现中医在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相遇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中西医之间的差异、对立问题及其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中西文化关系的标志性问题。因而中医与中国文化如何合理应对中西文化差异，进而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自主性，这仍是目前亟待继续深入思考的问题。

　　三、如何为中医及中国传统文化作合法性辩护

　　由上述可见，中医的当代传承发展不仅面临从传统向现代的时代转型，还面临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跨文化使命。中医所面临的上述双重要求或两难困境，在“古今中西”视野之下暴露无遗，甚至可以说“中医所面临的症结归根到底就在于中西古今之争”。近代以来，中医在西方科学体系和医学体系的冲击下开始了艰难的转型，随之产生了中医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存续的讨论，即“古今中西”视野下的中医合法性问题。

　　为中医作合法性辩护的焦点问题之一，是讨论中医是否是科学的。在西方医学和科学理念快速传播的晚清民国时期，对中医的致命批判就在于主张中医不是科学。这一问题至今仍争论不休，未有定论。马晓彤教授认为，能否正确认识中医是否是科学，是否是自然哲学，是否是技术，这对中医的合法性辩护至关重要。按照西方还原论现代科学的标准，中医不是科学，但可归入自然哲学和传统技术。但还原论科学是以实体分析与线性量化为方法的科学体系，其是近代才形成的。科学是多元的，以还原论模式为科学标准的狭义科学观有局限性。自然哲学是近代西方将无法纳入还原论科学模式的自然探索活动所归类的知识体系，似乎中医可以归入此类，但在当下科学强势的语境下不利于认识中医学的知识属性。若说中医是技术，则只能视为低水平的经验医学范畴，否定了它的理论体系。为解决这一理论困境，马晓彤教授创造性地提出中医学应属于自然国学的八科之一，是探讨生命运动与疾病防治规律的科学知识。

　　正面回应中医是否是科学并为此做出积极辩护的另一种思路，是明确承认中医就是科学。王学典教授认为，中医本质上是科学实验的另一种形态。中医是基于科学实验的，但其实验场所是人本身，即每个病例是独特实验室的实验材料，药方是科学试剂。所有的名老中医，都是在这个独特实验室里成长起来的标准的科学家。中医知识一方面基于几千年实验的总结传承，如《伤寒杂病论》等，另一方面基于中医医生自己的治病经验。但是中医的这种实验无法作为一种固定标准的数据传承下去，所以每个年轻的医生都要从头开始。每位中医专家都有千百次诊疗和开方实验，是在进行一种科学实验和经验总结。

　　在中医是否是科学的思路之外，还有立足知识论的辩护路径。张树剑教授在《中医学在知识论意义上的合法性辩护》中回顾中医的合法性辩护史时，总结了四种辩护思路：诉诸实用性以强调中医的疗效、诉诸中医学理以强调西医重于解剖而中医长于气化、诉诸认识论以强调中医的传统哲学基础，以及诉诸中国文化复兴以强调中医在传统文化复兴进程中的“先行者”作用。而上述四种辩护方式皆存在问题，进而张剑树教授提出诉诸知识论的辩护思路，并指出：传统中医学作为一种知识有很显著的默会性与地方性特征。对中医知识的认知学习需要更多地借助经验与主观判断，所以从中医学知识很难客观化与显性化；由于知识必须借助文化来理解，这便导致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知识总有不可通约之处，知识的不可通约性是知识“地方性”的前提。然而本质上说现代医学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它是借助作为学科的“科学”方法而生成的。中医、西医，包括科学都难以逃离地方性，也均在不断地更新自身的知识，而这些知识的解释权力也处于变动之中。因而张树剑教授的结论就是中西医学知识同时具有地方性、生成性与可变性，中医学只需要保持自身的知识内核，在时代思潮的变革中坦然接受知识形态的更新即可。这实际上为中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初步的知识论基础。

　　上述对中医的合法性辩护更多集中在理论形态和知识形态上，是基于现代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进行的一种理论说明。为中医及其文化形态作合法性辩护的内容显然不只于此。王学典教授指出，文化有两种形态，一种是观念形态，另一种是实践形态。中医及其文化形态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合法性，不仅在于上述讨论中清晰透彻的理论说明，更在于能否融入人民的现代生活。这就必然关涉中医与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问题。

　　四、中医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新医学

　　为中医及其文化形态作合法性辩护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使其在观念形态和实践形态上获得旺盛的生命力。中医在当代中国的复兴显然遵循了这一路径。上述讨论集中指出了中医及其文化形态所面临的寻求现代化和接轨全球化的双重困境，但根本出发点皆是在探讨中医的传承与创新问题；而中医的传承创新的关键点，则仍需以观念形态层面的创新和实践形态的存续为标志；也就是集中体现在中医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和新医学的实践探索方面。

　　中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是目前中医学理论创新的共同指向。在中医的知识自主性方面张树剑教授指出，中医学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保守了自主性，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仍然是基于人与自然相互呼应的，这一根植于中华古典文明的思维方式是中医学最为核心的特征。马晓彤教授则提出将中医学与中国哲学关联，将中医学与科学哲学关联，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关联的主张。这对于认识中医学的科学性，推动中西文化的相互理解乃至构建中医自主知识体系十分有益。中医与中国文化中的道家介乎儒墨之间，如果将儒家的阴阳五行与神关联，将墨家的解剖与形关联，那么道家则站在形神合一的中间地带，与主张整体论与还原论辩证统一的系统论十分吻合。历史上的中医以整体论为主流得到充分发展，近代以来的西医以还原论为主流也得到充分发展；而中西医融合时代的新医学任务，则是将两个传统中的系统论发扬光大，彼此平等互动、超越创新。马晓彤教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然国学的概念，并以此作为中医未来发展的文化根基。也就是说，中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仍要基于人与自然相互呼应的思维方式，仍要奠基于中国哲学的理论之上。

　　中医学理论创新的实践指向就是新医学的创立。在目前的学术研究和临床实践中，这即是中医现代化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基本形成了三种认识，即古典派、西化派和系统派。马晓彤教授认为，三派因为对中医现代化的实现方式选择不同，而形成三个分离的学术纲领，且对中西医结合也就有了不同的态度。系统派明确主张中西医结合形成高于古典中医和现代西医的新医学是必要的，需要通过构建系统科学这一超越的新体系，将两者平等融入。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系统派代表了新医学的方向。

　　对于新医学的探索实践，王旭东等学者指出，当下我们亟需强化中医在现代教育和实践中的应用，在实践中积极探索中医哲学与现代医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以期提高中医在医疗体系中的话语权，巩固和提升中医在全球医疗卫生领域中的认可度与影响力。具体而言，则需要在行政管理、医学教育、科学研究、临床医疗四个层面更好地传承弘扬中医理论和中医哲学基础。正是寄予了同样的期待，王新陆教授也强调，中医学的发展需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视作根基，把现代疾病谱系的演变当作指引方向，将提升临床治疗效果设为核心目标。中医学要遵循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在持续自我优化的过程中不断开拓创新。

　　不仅如此，我们还需明确新医学发展的一般性原则。针对中医的未来发展问题，王学典教授指出，第一，中医必须走向世界。不被世界上主流国家接受的东西，有可能无法长期存在；要加强中西医对话，同时中医要保持自主性，它不能西医化。中医承载着中国文化，文化的交流常以医学开路，这是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办法。中医走向世界，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第二，中医要走向科学。韩国通过现代技术从人参中提取有效成分制作的产品，在世界贸易中具有很大优势。同时对传统中医来说的身体黑箱，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基本上都被打开了。中医应该接纳这些科技发展的最新进展。第三，中医必须走向生活。中医生活化是中医的巨大优势，中医在治未病方面，是西医无法比拟的。中医能调节人们的生活，有利于我们塑造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进而能够以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推动新医学的创立和推广。

　　结语

　　中医在“古今中西”语境下的当代发展问题，包括随之展开的中医与中国文化的同一性、中医与西医的差异化、中医的现代化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必将落脚在中医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新医学的创立上。王学典教授明确指出，在中西方不同的医学与文化体系背后，更深层的东西是生活方式，是人性。生活方式是最大的文化，是一种日用而不觉的东西；是人们把某种价值当作生活习惯，在潜移默化下具有更深沉的影响力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西方不同的医学体系、文化体系的交融统一，归根到底是两种生活方式的对话和交融。

　　我们《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将借助“中医与中国文化专题研究”这一栏目的开辟，持续推动中医与西医的对话，推动中医学自由知识体系的构建，催生出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相适应的、与东方生活方式相匹配的新医学。我们期望继续深化“中医与中国文化专题研究”的系列对话和探索，进而为中医学在现代文明中的传承发展提供学理支撑，为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良性互动注入新的思想活力。

　　（作者系山东中医药大学期刊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