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有故事：一部科普精品不寻常的出版旅程
【原创好书出版论】
■杨虚杰 周远政
2月2日刚刚结束公示的第六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拟获奖名单中，科普作品《山川纪行：臧穆野外日记》赫然在列。一位默默无闻的科学家写于40年前的手绘日记，是如何成为一部科普精品的，其中有着怎样不寻常的出版旅程？本报特邀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暨科学普及出版社原副总编辑杨虚杰对话《山川纪行》一书的责任编辑周远政，为读者留下好书的故事。
杨虚杰：《山川纪行：臧穆野外日记》是在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的学术版（《山川纪行：第三极发现之旅 臧穆科学考察手记》）的基础上做了现在的大众普及版，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案例，值得分享。这个项目的渊源和起始是怎样的，请你回忆一下。
周远政：臧穆先生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是真菌学家，是在中国植物科学画界非常有影响力的曾孝濂老师的同事、平生知己。我在做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植物艺术画展画集《芳华修远》的时候，得以结识曾老师，他是此次画展的评委会主席。曾老师看我对科学画有兴趣，便提到臧穆先生留下了一套日记，并引荐我与臧穆先生的夫人黎兴江研究员认识。臧穆先生于2011年去世，他的夫人和学生一直想找一家出版社出版他生前的野外科考日记，甚至已经做了一些准备，但一直没有推进下去。
第一次去黎老师家时，臧穆先生所有的日记本都放在一个纸箱子里。因为时间有限，我把每一本大概翻了一下，拍了几张图，就拿回社里做选题报告了，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其实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他的日记里具体写了什么，只是对这些图文并茂的日记有一个非常感性的直觉：它们非常珍贵。
我感觉包括他的伴侣黎老师和他的学生在内，没有人完整地知道他在这些日记里到底写过什么，最多也就是看过其中的几幅画，展示过几次。我们这样逐字逐句地整理出来，现在想确实是花费了很大的功夫。当时我从黎老师家带回来的文献有几种，一个是《臧穆黎兴江论文集》，一个是臧穆先生去世之后他的学生和家人编的一本《穆翁纪念册》，厚厚的两大本，还有他们夫妇俩的一些学术专著。我先囫囵吞枣地通读了一遍。之后，我买到一本老书——《青藏高原科考访谈录（1973—1992）》，里面收录了臧穆先生的访谈和他的少许野外科考日记。通过该书，我知道了臧穆先生所参加的我国第一次青藏大科考的意义。把臧先生的历次科考放到那个大的背景下，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位重要科学家参与重要科考后留下来的一套重要文献。有了这样一个定位，再去生发他的很多东西就水到渠成了，就可以理解这套日记的价值了。如果我没有看到《青藏高原科考访谈录（1973—1992）》这本书，其实是不知道他参加的这些科考的重大意义或者说那个大的历史背景的，也就无从把握这套日记的重要价值。
杨虚杰：作者臧穆虽然是我国真菌学界一位承前启后、享有很高国际声望的重要科学家，但他罕为公众了解，不曾拥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他的野外科考日记出版后，获得了来自科学界、出版界及广大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关注和追捧，很大原因是有你们的挖掘和呈现。特别是从学术版到普及版，完全是呈现了一个全新的面貌。你在做《山川纪行》普及版策划的时候，就已经设定好它的样子了吗？
周远政：臧穆先生的日记非常精彩，而且文本很独特。我们给普通读者的呈现只能从学术版的三卷本中精选出一本的内容，但一本承载的内容与三卷本相比是非常有限的，篇幅所限，也不可能再把每一页的图以对页扫描的样子来呈现。我们做的最主要的调整是将三卷本中的手绘图单独选出，作为普及版的插图呈现。其次，在早年的青藏科考中，臧穆先生的日记几乎就是一个植物物种采集手册，大部分内容对普通读者来说过于专业，可读性不强，所以对那部分文字进行了非常大的删减。这些做法的核心出发点就是努力让他的日记更贴近普通读者，不管是呈现形式，还是内容承载量。普及版精选了他日记中集中于藏东南和滇西北横断山区的有关内容，因为这两个地区本身就是世界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把这样一个范畴锁定下来后，就构成了这本书能够承载和充分展现的主要部分。
这时遇到的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在浩繁的学术版的三卷巨著里摘选，而摘选也是需要功夫的。学术版完整收录了1975～2008年臧穆国内科考日记的全部内容，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册，共计1528页，120万字，收录664幅手绘图、213张照片。普及版收录了1975～2000年臧穆在藏东南及滇西北横断山区的科考日记，全书一册，496页，53万字，插图390幅。
最初的选稿工作是由我完成的，选完第一稿，篇幅还是太大，因为我们计划全书要控制在500页之内，但是又难以取舍，我实在选不下去，当时处于很痛苦的状态。傅梅社长请时任总编辑郁宝平领衔，发动了陈卫春副总编辑和资深编审刘屹立老师帮我一起选稿，我们大胆舍弃了某些年份的日记，最后定下了现在成书的内容。
杨虚杰：这本书出版后，许多年轻的热爱户外、热爱自然的读者也非常感兴趣，成为他们的旅行手册。可见，有时读者也是能被挖掘出来的。
周远政：我们在做活动和接触线下读者时就发现，真的有很多人去云南或者西藏旅行时带着它，甚至就是因为看了这本书而去走臧穆的这条路线。包括有人在2020年去测量中国最高的树，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当时就是看了臧穆先生的日记，完全是按照臧穆日记手绘地图上的地址找到了那个地方。这也鲜活地体现了这本书的现实意义。臧穆老师在真菌学界，特别是国际真菌学界是大名鼎鼎的，但真菌学是一个小学科，而在真菌学之外的生物学界、公众中，他的声名确实不大。一位做中国植物学史研究的专家跟我说，臧穆老师还没有他夫人黎兴江老师的名气大。但是后来，这位专家在看了臧穆日记之后由衷感叹，臧穆老师被大大低估了，他认为臧穆日记的魅力甚至不亚于达尔文的考察手记。
这个“被低估”，我觉得不是从学术层面讲的，因为真菌学的发展是快速迭代的，他的学生在很多方面的成就已经超越了他。这个“被低估”，是他的这套日记文本。臧穆先生写的学术专著放在现在，其学术价值可能已经被后人超越，但我认为他这套日记的价值是恒久的，是永远不会被替代的，他的日记展现出的惊人的博学、素养、精神价值是永恒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手绘，都是当日当时当地的写生和速写，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极为难得的。像他坚持这么长时间且逐日记载的日记文献，放诸世界，不管什么领域，都是罕见的，具有独特、非凡的文本价值。看到他日记的人多会惊叹：中国竟然还有这样的科学家。
杨虚杰：在你看来，这本书有何特点与价值？
周远政：这虽是一位植物学家40年前的野外科考日记，但包罗万象，是兼涉多个学科的人文地理考察日记，是一部百科之书，是不可复制的对那个时代的记录。
比如，他以逐日记录的方式写下科考行程、人员、天气、地理环境、生态群落、采集情况等关键信息，还会在每一段行程的开始或结束时绘制较为详尽的考察路线地图。臧穆日记如实记述了在物质条件贫乏的年代里，野外科考工作者风餐露宿、攀崖越壁的艰苦生活，从中我们可以窥见老一辈科学家筚路蓝缕的人生图景，以及披荆斩棘的开拓之功。另外，臧穆先生自1975年写下第一本野外日记起，便有意识地以系统生态学的方法做野外笔记，尤其注重对植物群落的生境记录。除了文字记录，对于重要物种，他会专门绘出其形态图；对于典型植被，他会绘出其生态环境。他不仅关注植物的自然分布情况，还高度重视农业、林业资源的发展和利用情况。他多次在日记中提出放在今天依然颇具建设性的生态观点和发展建议，体现出其始终重视将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服务于社会生产力的治学精神。
我国横断山区是世界上罕见的多民族、多语言、多种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聚集地区。阅读《山川纪行》仿佛一次穿越民族走廊的行旅。臧穆青藏科考途经50余市县，且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地。他对生活在高黎贡山的独龙族、傈僳族人民的记录尤详。比如，他对独龙族独特的节日风俗有着鲜活、细腻的书写，对独龙族女性的纹面进行了图文并茂的记录，对傈僳族语言中的植物与真菌语汇进行了专门的记录与整理。还包括对其他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族群的记录与描述。
《山川纪行》的写作时间跨度达33年，几乎与《徐霞客游记》相当。它的写作年代正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经历巨大变革的年代。臧穆日记记录、见证了那段时期种种具体而微的变化。对同一地区社会发展前后变化的记录，成为臧穆日记中一幅幅流动的社会图景。
杨虚杰：你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
周远政：编辑过程中，我尽力保证这本书的科学性、通俗性、可读性，加强其科普价值。为保障这本书的科学性，我们组建了一支由多学科一流专家组成的编修团队，各司其职与分工协作并举。《山川纪行》首先是科学考察日记，其内容包含植物学、真菌学、苔藓学、生态地理学等多门学科，具有相当程度的专业性，故而吸纳多学科专家是这本书编委会的一大特点。
这本书编委会专家中，除黎兴江老师为臧穆先生的家人、学术伙伴外，其他均为夫妇二人的学生、助手，像刘培贵老师、杨祝良老师、王立松老师、张力老师，都是各自领域的杰出专家。他们长期追随臧穆、黎兴江老师从事野外考察工作，对日记所载的科考行迹及其学术研究相当熟悉。他们承担了全部日记的文字录入、校勘，拉丁文校译，照片、图片资料的搜寻、整理，以及各册日记导读文字的撰写等体量巨大且至为繁琐的具体工作。我们还特别聘请了植物分类学家、地理审校专家进行审读把关。出版社则成立了以社长和总编辑领衔，多位编审、副编审及资深编辑组成的编辑团队，密切配合专家团队完成选题立意研讨工作、图书编修组织工作及图书审校工作。这些各领域优秀专家的精诚合作，保证了《山川纪行》编修工作的严谨、细致与完备。
为贴近广大读者，《山川纪行》通过解读科考背景，增加大量历史照片，帮助读者充分理解笔记内容。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囊括的各册日记均有较为详细的“导读”文字，这是一把读者了解臧穆科考日记不可或缺的钥匙。臧穆先生所参加的历次大大小小的科学考察，皆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考察目的，其日记看似零散无序，实则包含了明确的规划。这些“导读”文字的撰稿者皆为这本书的编委，都曾分别随臧穆参加过书中记录的野外考察。由这些专家撰写的“导读”，不仅可以为读者提供可信的阅读指南，而且以私人视角呈现了臧穆更多鲜活的侧影，具有特殊的文本价值。此外，《山川纪行》中所辑录的大量与日记内容密切相关的照片资料，是对日记颇具价值的补充。
除呈现臧穆日记本体之外，编辑还通过补充臧穆传略，记述其人生之路、艺术之路，来探求臧先生一生的思想境界、科学精神与丰富人生形成的本源，为读者提供可资借鉴的人生启迪。
杨虚杰：这本书的编辑加工中最有挑战性的工作是什么？
周远政：最重要的工作是翻译专业术语，校勘疑难错漏。臧穆先生的日记手稿虽然因其丰富而优美的手绘予人以赏心悦目之观感，然其文字存在难读、难辨的特点，集中体现在日记中用了大量的拉丁文及行草体、手写体。尤其是其20世纪70～80年代的日记，有大量的物种采集记录。臧穆先生有着扎实的植物分类学功底，在野外记录物种时皆随手写就拉丁学名。即便对于现在的专业人士而言，这样的学术功底也是十分令人钦佩和赞叹的。然而，野外日记毕竟是在匆忙行旅的间隙完成的，难免存误。加之臧穆先生书法功底深厚，行、草、篆甚至石鼓文都是信手拈来。即便是在专业书法家的协助下，其日记中的有些手写体依旧难以辨认。经过编委会反复斟酌、讨论，最终形成了在逐一照录文字、校勘文字及将所有物种拉丁学名逐一翻译为可信的中文名的基础上，对拉丁学名予以省略，而只录为勘译后的中文名的原则，这既保证了在版面篇幅内收录所有日记内容，同时又为读者省却阅读障碍。而难辨的手写文字，则由编辑协同专家，各方请教书法界人士，尽力逐一勘校核对，以求为读者提供可信的文本。
杨虚杰：通过你们的工作，一位科学家的卓越工作及魅力风采得以被看见。编辑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
周远政：的确，我们普及版的这本书是很容易让读者看进去的，很美，也很震撼。读者会很羡慕他的人生。这些科学家的工作方式都是值得被我们“看见”的。
包括臧穆先生展现出的这种科学家形象，他的人文修养、艺术气质及工作方式，这些都改变了我们对科学家的刻板印象。他的野外速写画得如此有特色，后期的画特别印象派，而且色彩特别好看，创作的条件也更好了。但他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的时候，工作条件很艰苦，都是在蜡烛底下一边烤标本，一边上色。
这本书与其他书不同，我们编辑的确做了很多补充和连缀的工作。因为作者的日记当初是给自己写的，不是为了发表。若是不做这些工作，读者就会一头雾水。
我们在学术版的三卷本里，在每一年的科考日记前，都附带了一两千字的“导读”，写明科考的年份、背景、参与人员，以及每次科考的意义，执笔者一般是他的学生或者参与过科考的人。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是因为我们最开始召开编委会的时候，跟随臧穆先生参加过多次科考的王立松老师说：“这些日记我根本看不懂，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读者怎么可能看懂？”他提出来的这个疑问，当时就提醒了我，应该怎样去做这套日记。后来我仔细看了日记内容之后，发现必须要有这样一篇导读性的文章。在做普及版时，“导读”就精简为一两百字，但一定要交代每次科考的背景。
黎兴江老师没有参与我们每一本的文字整理工作，但她负责所有工作的整体协调，比如她告诉我做什么事情要去找谁，她非常了解情况。她每过一段时间就给我打个电话，说“我也没有别的事，就是问问工作进展得怎么样了”。我第一次见到黎老师是在2017年，那时候她身体还非常好，2018年的时候她摔了一跤，我再见她的时候她就已经坐在轮椅上了，再之后她就只能躺着了。所以我一直都比较迫切地想尽快把这本书出版。非常遗憾的是，她最后也没能看到这本书出来。黎兴江老师于2020年去世，我们在她去世后的半天里紧急做了一套样书。最后那本样书与她一起火葬。所以老一辈科学家的这些资料整理，我觉得越早做越好，确实带有一种抢救的性质。
杨虚杰：《山川纪行》是作者日记的名字吗？你们在装帧设计上用了哪些心思？
周远政：《山川纪行》是臧穆先生给自己野外日记取的名字。他的每一本日记上都有一张白色纸签，就是我们看到的封面上这个白条，是用A4纸打印好裁剪后贴上去的，写有这一本日记的年份和野外科考的主要地点。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由曾获“黄铅笔奖”“中国最美的书”“中国出版政府奖装帧设计奖”的赵清先生操刀。《山川纪行》普及版开本为16开，竖开本，除保留少量原作手稿图外，大部分以小插图形式呈现，力求在有限的篇幅内容纳更丰富的文字内容。内页采用80克轻型纸，不仅轻，而且很好地还原了日记手稿的年代感。封面是深蓝色的书衣纸，封底是草木色书衣纸，书脊是锁线装订外覆亚麻布，意在呈现草木与自然的韵味。尤其是封面副书名的烫白底纹，借用了臧穆先生日记手稿封面上用白纸打印、裁剪、粘贴上去的分册名称的样式，传递了这本书原初而质朴的手工特质。
杨虚杰：你们尽力“让大家看见这本书”，那么在这本书的营销上，你们做了哪些工作？
周远政：应该说一般书需要做的营销我们都做了，也找了一些特别契合这本书营销需求的达人等帮助我们引流，或者直接做一些营销活动。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关的文创，比如布袋、明信片等，很受欢迎。臧穆先生的日记尤其在年轻研究者中受到追捧，他们很多也是科普“大咖”，我们及时将他们在自己微信、微博上发布的阅读点评通过豆瓣、抽奖转发等形式加以有效扩散，为这本书扩大口碑效应。和《嘉卉》一样，《山川纪行》也出圈到了与自然相关的设计界、艺术界等领域，得到了许多相关行业专家的推荐，这些对这本书的社会影响力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令我意外的是，后来刘嘉麒院士还专门撰文推荐此书，央视《读书》栏目也为这本书做了专门推荐。这些评论与推荐也极大地提升了《山川纪行》的影响力。
杨虚杰：通过编辑的工作，将尘封在箱子里的笔记变为值得典藏的珍品，把中国科学家的科考笔记做成令年轻人喜欢的书籍。你在挖掘科学家遗产方面有何心得？
周远政：首先还不是我对这套日记的认可，而是老一辈科学家们，或者是他的学生们，都非常认可这套日记的价值，这种价值认可虽然是小范围的共识，但都是有识之士的由衷赞叹。只是隔行如隔山，科学家们对出版可能不很了解，比较陌生，不知道如何向出版社推介这套日记，获得读者的关注。对这套日记的文字整理工作，其实黎兴江老师的学生王鸣老师早就在做了；二老的忘年交、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的王幼芳老师也早就带着学生义务在做了。王鸣老师和我刚认识的时候，他在电话里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还哭了，他埋怨自己笨，看不懂臧穆老师的字，没能把文字整理工作做下去。因为里面的手写体确实不好辨认，拉丁文还特别多，整理起来确实工作量很大。我们出版社编辑介入之后，通过一种比较合理的分工，不是说摊给某一个人自行解决，而是我们进行统筹，然后再通过一些方法，让所有的工作都变得有章可循。
对于不认识的字，我们的处理方法就是交给对行草体特别熟悉的书法家去解决，南京书法家比较多。但这个工作也是真的挺花费功夫，有时候围绕一个字或者一个词，那些书法家们要花两个小时去辨认，真的很费力。这是个人很难完成的。国家高度重视科普工作，提倡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一手性的科学家手记无疑是一座尚未得到充分重视与发掘的科普资源宝库。
我没有理工科背景，如果让我去做那种特别硬核的科普书，我一定编不好。首先我可能完全不懂它，我去做就会很吃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要首先找到自己擅长的内容、喜欢的内容，当然也必须要和科学结合起来，所以最后找到了人文科普方向。如果让我去做量子力学，我也会从人文的角度去做。我理解的人文科普是什么呢？就是它最后一定要落脚到“人”这个角度上，我认为科学的历史是人的历史，科学再高深的理论背后也一定是人的故事、人的思考、人的发现。我们可能因知识所限对于某个理论很难理解，但是它背后关于人的发展、追求，包括因它而产生的一种激烈的对抗或者矛盾，这些其实是能够共鸣、共情，或者说影响到我，从而影响到读者的。这就是我理解的科学人文。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种就是我认为的宝贵的人的精神。
我现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人文科普在做新的策划。深锁在科学院故纸堆里的很多东西其实是很有价值的，如果今后我有机会去接触，能够把它们做出来，也是挺有价值的。
杨虚杰：你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的比较大的困难是什么？
周远政：我觉得做《山川纪行》是很幸福的，编委会的老师们都非常好，出于对作者臧先生和黎老师夫妇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和热爱，我投入这件事情是全身心的，没有附带任何的条件，是很愉快的一次合作。但是《嘉卉》因为牵涉方方面面，让我觉得以后做这样大的项目，还是应该提前做好规划，包括对困难的预估。我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在和一些机构工作人员沟通时成本巨大，主要是时间成本特别大。以出版社编辑的身份去沟通，他们未必理解你和你要做的事情。所以，对于这样重大的选题，先行召开一个各方面专家参与的研讨会，把基调定下来，就会少走很多弯路。这是我后来的反思。
还有就是整个社会，不管是学者还是公众，对于编辑及编辑工作有时不太理解。编辑把一堆素材呈现成一本书，在全社会传播，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但是有些机构人员的第一直觉是编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赚钱，觉得我们非常功利。有一个曾经跟我一起工作了几天的编委会老师感叹说：“经过这几天的观察，我发现你们编辑原来要做这么多的事情，编辑确实是挺不容易的。”
现在我们图书编辑其实是很辛苦的，什么都要做，营销也要协助做，所以还是希望大众能够善待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