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的人文行走：做小小的“蜗牛”
■张宝明
在AI横空出世、重塑人文的今天，我们齐聚在嵩岳之麓、黄河之滨，共同迎来“新时代文科使命与变革前沿论坛”的隆重开幕，并见证郑州大学嵩阳高等研究院的正式揭牌。
此时此刻，我想起了鲁迅在《二心集》序言中所说的“蜗牛庐”与“象牙塔”的比喻。在AI时代的语境下，不说栖身于古希腊第欧根尼的“木桶”不合时宜，就是躲进三国隐士焦先的“结草之庐”也并非万全之策，于是我从鲁迅“只好变了真的蜗牛”这句话生发出一些想法来。
蜗牛意象与人文想象
提及蜗牛，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它那雌雄同体的生理结构。这个生理现象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人文与科学“本是同根”的事实。古希腊诗人阿里斯托芬在与苏格拉底等人的对话中曾叙说人类雏形：“从前人的形体是一个圆形的东西，腰和背部都是圆的，每个人有四只手，四只脚，一个圆颈项上安着一个圆头，头上长着两副面孔，一副朝前，一副朝后，可是形状完全一模一样，耳朵有四个，生殖器有一对，其他器官的数目都依比例增加。”（［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10页）只是人后来被一分为二，成为现在的男女，并开始了不断寻找另一半的旅程。一如上面我们提及的，科学和人文本是一对混沌、懵懂的整全知识，在“道术将为天下裂”（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下，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064页）之前，一直是作为联体而存在。而德谟克利特则说：“两种知识，一种是真正的知识，另一种是模糊不清的知识。色、声、香、味、触都属于模糊不清的知识。”（［美］戴维·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第52-53页）
回到科学与人文，二者共栖于自然哲学之真、善、美的酵素之中，构成了人文教育的渊薮。正如科学史家吴国盛所总结的：“在希腊人眼里，科学既非生产力也非智商，而是通往自由人性的基本教化方式。”（吴国盛：《什么是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48页）只是随着专业的分化，人文愈发倾向于良知，科学更钟情大自然那浑然天成的完美秩序。而博雅教育一旦发生偏科，那也意味着通识课程的残缺。
大家对“蜗牛背着重重的壳，一步一步地往上爬”这首儿歌或许会记忆犹新。蜗牛的负重前行、缓中求进恰似人文学科的问道承诺：不汲汲于功利实用，而潜心于筑基培根的使命担当。科学知识是力量，人文良知才是方向。于是，数智时代的我们就不能不接受新一轮前所未有的挑战：AI能极大提升研究“效率”，导致学术产出爆炸式增长。在“不发表就灭亡”的压力下，评价体系可能更加倾向于用发表数量、引用率等量化指标来衡量学者，从而挤压那些需要长期深耕、与“效率”格格不入的扎实研究。令人不无担忧的是，在“快”与“慢”之间，我们是否愿意做一只悠然前行的蜗牛？
这不仅是对学术生态的追问，更是对学术伦理的拷问。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倡导的“比慢”态度意在强调人文重建的致思方式。这里的“比慢”并非比懒，而是“要做最深切、最根本的努力……要以最大的决心与别人比‘慢’”（［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6-388页）。言易行难，“比慢”较之“比快”更显守成之维艰。
蜗牛的意象表明，与AI相形，人文不但有沉重的壳，更有一副沉重的肉身。蜗牛那对触角也提醒我们，敏锐的现实触觉，才是人文的看家本能。
“文科老矣”不是淡化人文底色的理由
前些年有一句流行语：教育的脚步别走得太快，等一等被落下的灵魂。当技术进步和受教育者的分数成为唯一，人文不但会在计算中被悄然消解，而且很可能沦为扼杀人文的算计。这，无疑是对教育初心的违背。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开篇的第一句话：“智力，并不就是智慧。”如果人类知识的增长带来的是“纯粹的脑力”失去了理解和运用复杂概念和理念的能力，那么失去判断力的智力就等于是“不明智的智力”。因为“智力的反面是迟钝或者迟笨，但是智慧的反面是愚昧，而愚昧要比迟钝或迟笨危险许多”。
这就回到了“文科老矣”的话题：人文与科学同根同源，古典学意义上的学科呈现的是一副大文大理的自然哲学的面相。只是随着“分科之学”不断专业化，混沌的知识雏鸟才劳燕分飞。不过，就两者“相生亦相克”的学科定位而言，自然科学在不断刷新中突飞猛进，人文学科则是以沉积涵化的忧思方式缓行。
显而易见，“文科老矣”的声音不绝于耳源自AI的汹涌来“卷”。此情此景，我更想说的是，“老”是文科的底色。古典学从不因其“古”而黯然，轴心时代的思想家贡献给人类的智慧也不会因其“老”而暗淡，相反倒是愈显那千载难逢、“只此青绿”的浓彩。应该说，文科之“老”天经地义。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正是生老病死的必然性迫使人类直面存在的本质，才会真正追问“我为何存在”。这种紧迫感催生了人类的三重核心价值：对自身选择的担当（责任）、对生命意义的赋形（创造）、对存在关系的确认（爱意）。也正是这种直面有限性的紧迫感，赋予了人文研究以必要性——它既是人类对存在本质的持续叩问，也是通过语言、艺术与思想将有限生命升华为永恒意义的实践。文科之“老”并不可怕。“老去”的文科，正可绵绵用力，久久为功。
早在DeepSeek还不曾这样汹涌来袭之时，“放任人文学科萎缩，社会将付出沉重代价”（郑宗义：《放任人文学科萎缩，社会将付出沉重代价》，《上海科技报》，2024年6月14日，第6版）这类锐见已屡见不鲜，我就不再重复了。应该说，以AI为代表的科技固然为人类前行提供了强大赋能，以日新月异、迭代更新的“少壮”姿态焕发生机勃勃的朝气；反观人文，“老”字秉持着洗尽铅华的深沉与厚重，彰显着与生俱来的底气。李大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势如破竹的时代，曾以“车之有两轮，鸟之有双翼”譬喻“老少”的“协力”“调和”之境：“盖社会之优美境地，必由青春与白发二种之质色性能缀配匀称，始能显著而呈鲜明壮丽之观，否则零落销沈，无复生气矣。故青年与老人之于社会，均为其构成之要素，缺一不可，而二者之间，尤宜竭尽其所长，相为助援，以助进社会之美利，文明之发展。若为青年，则当鼓舞其活泼畅旺之气力，为社会摧除其沈滞之质积；若为老人，则当运用其稳静深沈之体验，为社会整理其善良之秩序。”（《青年与老人》，《新青年》3卷2号，1917年4月1日）回到AI与人文的各得其所、双向赋能的点位上，或许我们或平添一份“老”有所为的自信和担当。
“老”有所依：面对没有终解的难题
如果要回答人文向何处去的问题，可能难有一拳碎黄鹤的终解。与我们耳熟能详的“李约瑟之问”一样，这是一个难题。这里，我尝试用回归、反思与批判作答。在我看来，回归是人类永恒的乡愁，反思是人文学科的本质，批判是人智时代的人文学者责无旁贷的使命。
在时代加速度面前，创新、创业、创造的口号铺天盖地。很多时候，我们缺乏的不是大干快上、一哄而上的超越能力，而是韧性自持的定力。换句话说，这是超越与回归的对峙、较量，也可以说是一种“必要的张力”。在这个意义上，对人文学来说，回归比超越更重要，也更为困难。
或许，只有回到古典学，才能破解被幽闭的大门。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乡愁。科技以直线式的迭代更新造福于人类，但也常常以不曾料想的结局绑架人类。而人文则是曲线、波浪式的脚步敉平人类的盲点并矫正着前行的方向。人文的原初意义用‘Normal’来表达，具有中规中矩的标准意蕴，但从未有过一根实际的标尺，于是人文便成了没有标准的标准。这话听起来有些拗口，说的正是“心里有杆秤”。撇开西方世界中诸如维柯、哈曼、赫尔德、白璧德等人文学者的著述，时至中国20世纪初年，与《新青年》对峙的《学衡》之诉求让我们充分领略了这一人文的命门。百余年来，在激进与保守、科学与人文、进步与落后的颉颃中，我们不难感受到这一消长。在《学衡》保守、落后的表象背后，蕴藏的乃是行云流水般的回归旨趣。
进而言之，轴心时代的人文智慧以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代的“巨人”辈出告诉我们，人文只有更高没有最高。当唐诗“出神”，宋词便“入化”；当元曲“纯青”，明清小说也便“造极”。相较于科学的直线冲顶，人文的行走每每为人类留下曲水流觞的取径。王羲之的《兰亭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梵高的《向日葵》这些以不同形式流布的笔墨，至今仍是人文史上令人仰止景行的艺术瑰宝。就此而言，只有回到在人文的源流中寻找皈依才不至于迷失自我。
回归需要一种深沉的反省意识。反省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人文规定。工具依赖的时代，人类的身体从繁重劳作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陷入了心灵遍体鳞伤的险境。作为能够制造并携带工具的动物，当我们从手机中获取便捷、方便、灵动的同时，其实又何尝不是缧绁缠身？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人文与科学的对立。在此，我们更应该看到的两者的互补。应该说，科学从来都不是人文的敌人，而是互为支援的思维范式。科学家白春礼所呼吁的双向赋能正乃题中之义：“科学与哲学之间需要架起一座真正的思想桥梁，使双方在各自专业边界内形成互为支撑、相互校正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架构科学家与哲学家之间的思想桥梁，不仅是对历史传统的回归，更是应对当前科技挑战、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迫切需求。”（《中国科学院院刊》2021 年 36 卷 第 1 期）进一步说，构建并完善人文与科学对话的平台势在必行。这也是目前一流大学致力于高研院建设的意义之所在。
正鉴于此，面对数智时代技术的膨胀与泛化，人文研究就不能满足于回答“技术能做什么”，而是在百尺竿头躬身自问：“技术应该做什么？”这是意义的追问，也是人文对AI的赋能。算法偏见、数据泄密、人的异化、工具泛化，这在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以及福柯对权力与知识的分析中已屡见不鲜，只是今天无处不在的数据与模型更具挑战性。人文的赋能在根本上是反思性的。当工具依赖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思考”方式，那么人类的历史就会改写成人工智能史。人类发展史上成为工具的奴隶的悲剧举不胜举。艾伦·凯曾经指出：“打造智能‘助手’或许只是重现了罗马人当时面对的问题——罗马人让他们的希腊奴隶替自己思考。没过多久，这些主人变得无法独立思考了。”（[美]约翰·马尔科夫：《人工智能简史》，郭雪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36页）
批判是人文关怀和价值判断。古老智慧与新型工具的双向赋能一再启迪人类：科学给我们知识，但唯有人文能给我们智慧。关键还在对人文之“用”的理解。对此，学界不乏“无用之用”“小用与大用”等辨析，顾颉刚还曾直言学术无所谓“用与不用”。人文之用不是直截了当、立等可取、立竿见影，即便有用，也并非溢于言表、立下宏愿，往往是以可遇而不可求的效果呈现，一如“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出其不意。
回到西方人文史，正是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涌现出了一如既往的回归、反省与批判者。在观念史家以赛亚·伯林眼里，维柯、哈曼、赫尔德等“启蒙的三个批评者”构成了人文进路上的翘楚。20世纪，马克斯·韦伯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元性回应科技导致价值理性的衰退；米歇尔·福柯目睹了工具的强势来袭，解析了人文学科以“科学”自居的弊端，力倡其自身的主体性建构；哈贝马斯以工具理性与沟通理性的区分，批判科技工具化扩张对人文世界的侵蚀，并提出了以交往理性调和科学客观性与人文价值张力的论断……
回到今天的主题，这是一个“大牛”竞相翻卷的时代，也是一个呼唤“蜗牛”出“庐”的时代，行走于AI时代我们或许不难感悟到“蜗牛”意象的纯粹：不求惊天动地，远离喧哗骄嚣，以锲而不舍的坚韧与执着缓缓前行而寻找属于自己的“天空”。不无巧合的是，最近两天在微视频刷到了意大利一家童声合唱团演绎的中国歌曲《蜗牛》，请允许我以此作为结束语，与嵩阳高研院同仁共勉：“重重的壳裹着轻轻的仰望，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本文为作者在郑州大学嵩阳高等研究院揭牌仪式上的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