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再出发

　　■公坤 王琛

　　观点摘要　

　　王学典：农民战争史始终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的转型，它所承担的学术使命与现实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观照历史，历代农民战争的发生主要是国家治理体系崩溃的结果，学术界应当转换视角 ，从“国家治理者”的角度关怀中国社会发展演变中农民的历史命运；于现实而言，从这一角度来总结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对今天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亦有重大意义。

　　孟祥才：应当从学术的角度对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近70年来的起落沉浮，进行反思与检讨，力争“让学术回归学术”。时至今日，“农民战争如何推动历史发展”依然是该研究的核心议题，给它一个日益接近科学的结论是当代学者的重要使命。

　　臧知非：当下的农战史研究应将中国历史中的农民命运与国家制度紧密关联，在更广阔更深层的层面，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演变的深层逻辑；并以马克思主义方法为指导深层次地探索中国的古今之变，为现实的发展提供镜鉴。

　　代国玺：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农战史研究是一门“真理之学”，是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演变的根本问题，更是探讨中华文明发展特征的关键节点，肩负着重大的学术使命与现实关怀

　　徐义华：对于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不应局限于地主与农民关系这一单一角度，而应整体观照国家治理，丰富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维度。

　　朱从兵：传统意义上的“小农意识”与“皇权主义”应当重新作为一个思想命题，进一步厘清二者的基本内涵，才能层层递进地剖析传统农民的思想困境。

　　张秋升：在历史学科的深度与严肃之余，历史研究者应对下层民众怀有悲悯之心与敬畏之情，为学术工作注入相应的人文关怀与情感投射。

　　杨瑞：以往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往往聚焦于中国古代史领域，而晚清以来的农民运动则较少进入这一语境当中，未来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应当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整体性、贯通性、综合性的研究。

　　耿元骊：两宋“预借”这一“超额的掠夺性财政运行模式”长期存续，严重影响到百姓生活和各层级财政的平稳运行，造成了中央集权与地方社会无序的双重紧张。

　　罗永忠：作为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地方性事件，太平天国运动重塑了东亚的力量平衡，触发了列强的连锁反应，成为理解 19 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边疆危机全面爆发的一个核心要素。

　　孙齐：鲁西南地区异端反叛与儒家教化的长期并存，并非因为儒家文化无法到达“不安定层”，而恰恰是儒家教化过度渗透进个人日常生活，从而形成系统性的“权力负载情景”所致。

　　2025年12月13日，由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国家治理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济南成功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苏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山西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聊城大学以及山东大学等2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4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学术研讨。本次会议致力于对近70年来的农民战争史研究进行学术反思，以开创当代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新思路、新局面，从国家治理的视角总结农民战争与历代王朝治乱兴衰关系的历史经验，为当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镜鉴。

　　一、继往开来：激发当代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新活力

　　1978年12月在上海举行的农民战争史研讨会，是新时期首次召开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诞生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标志着新时期的农民战争史研究迎来新的曙光，也为20世纪80年代史学大变革打开了一个突破口。时至今日，农民战争史研究近乎归于沉寂，无法再现20世纪50年代作为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的学术盛景，也未能承继新时期农战史研究的学术遗产。因而本次会议召开的历史使命，即是推陈出新、开拓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学术增长点；转换视野、激发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当代活力，构建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新范式。

　　诚如王学典（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会长）在致辞中所言，农民战争史始终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的转型，它所承担的学术使命与现实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观照历史，历代农民战争的发生主要是国家治理体系崩溃的结果，学术界应当转换视角，从“国家治理者”的角度关怀中国社会发展演变中农民的历史命运；于现实而言，从这一角度来总结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对今天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亦有重大意义。孟祥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原会长）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历程，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其作为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取得巨大反响与较高成就的内外因由，同时也从学术的角度对农战史研究近70年来的起落沉浮，进行反思与检讨，号召“让学术回归学术”。在孟祥才教授看来，“农民战争如何推动历史发展”依然是该研究的核心议题，给它一个日益接近科学的结论是当代学者的重要使命。臧知非（陕西师范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强调，对于一门学问而言，有辉煌也会有落寞，但并不等于农民战争史研究就可以合理地沉寂下去。他提倡当下的农战史研究应将中国历史中的农民命运与国家制度紧密关联，在更广阔更深层的层面，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演变的深层逻辑；并以马克思主义方法为指导深层次地探索中国的古今之变，为现实的发展提供镜鉴。代国玺（山东大学历史学院院长）认为，作为山东大学历史学科中传承下来的重要学统，农民战争史研究肩负着重大的学术使命与现实关怀。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农战史研究实为一门“真理之学”，是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演变这一根本问题的重要窗口，更是探讨中华文明发展特征的关键节点。时至今日，新中国史学的“五朵金花”除农民战争史外都实现了转型转化，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和研究视角的转换，农民战争史的系列问题还需广大学者久久为功、持续努力。

　　在农民战争史研究转变视角、重塑自身学术面貌之际，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完成了第十一届理事会的换届选举。陈峰（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代表新一届理事会发言，他指出，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在吴泽、漆侠、田昌五、孟祥才、王学典诸位史学界领军人物的苦心经营之下，已然成为推动中国史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新一届理事会力争薪火相续，在新文化史、新革命史、全球史、概念史蓬勃发展的史学潮流中，推动农民战争史研究走出传统模式的窠臼，与学术前沿同步共振，焕发新的生机。

　　二、王朝更迭、国家制度与农民历史命运的再审视

　　以王朝国家的历史演变为断限，把握国家制度与农民历史命运之间的关联，是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经典议题。研究视角的转换首先带来了对学术经典议题的再审视与新认识，既往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往往在本质主义的框架内，将农民与地主的阶级冲突作为农民战争主要甚至唯一的内在动因、夸大或无视农民战争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而在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不断取得突破的当下，我们并不否认客观历史存在的诸种要素及其矛盾关系，而是要拓宽视野，从制度设计、人文生态、思想与心性等多元维度，更进一步追问农民战争之所以出现的深层逻辑与复杂原因。正如徐义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强调的，对于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不应局限于地主与农民关系这一单一角度，而应整体观照国家治理，丰富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维度。朱从兵（苏州大学）同样提出，传统意义上的“小农意识”与“皇权主义”应当重新作为一个思想命题，进一步厘清二者的基本内涵，才能层层递进地剖析传统农民的思想困境。

　　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与会学者从田制、赋税、治理能力等制度设计切入，深度剖析了农民历史命运与国家、社会发展演变的深层逻辑。耿元骊（河南大学）考察了两宋“预借”形成的历史渊源及其影响，认为这一“超额的掠夺性财政运行模式”长期存续，严重影响到百姓生活和各层级财政的平稳运行，引发县政破坏及基层社会秩序失调，形成了中央集权与地方社会无序的双重紧张。杜庆余（山东社会科学院）关注汉代人头税对农民的具体影响，认为人头税与农民生活负担密切相连，是造成汉代商品经济虚假繁荣、下层民众人伦关系崩坏的重要因素。薛海波（南京师范大学）从北魏均田制语境下国家、豪族与小农之间的互动关系着眼，认为均田制本质上是北魏运用国家力量对五胡十六国土地占有关系的一次大规模整理和确认，没有解决农民与土地之间的紧张与矛盾，亦非平均分配土地，而是国家在人身层面控制农民的落后手段，无法成为中古土地制度的发展方向。高海云（聊城大学）探讨了两汉之际“厌汉”与“思汉”思想交替与田制改革的关联，认为西汉后期土地高度集中，是“厌汉”兴起、新莽代汉的主要原因；新莽“王田制”的推行则又成为“思汉”兴起、刘氏复兴的社会基础。由“厌汉”至“思汉”转变之速、之剧的原因，既与客观社会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又与社会群体心态的变迁密切联系。魏聪（山东大学）认为“福王就藩”这一过程暴露了晚明政治体制的僵化与治理能力的不足，藩府的存续不断冲击着地方社会的稳定，最终加剧了明代统治秩序的崩溃。闫春新（山东师范大学）将周汉之际的六国复国运动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现象进行研究，进而对周汉之际的政治制度转换，尤其是由先秦分封制、至秦的郡县制、再至汉初的郡国制的历史复杂性做出阐释。

　　与会学者的学术实践，体现了“国家治理”语境下农民战争史研究对经典学术议题的再发现与新见解，成为当下解读农民历史境遇与国家机制运行之间互动关系的突破口，而这一学术理念也成为传统政治史、制度史研究的源头活水。除此之外，张秋升（天津师范大学）还强调对经典历史文献的新读、新知、新感悟，他从《明史·流民列传》中破解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首要目标以及农民起义爆发的社会根源，以此为基点反思历代王朝的治理方式的得失；更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质着眼提倡学者对下层民众要具备悲悯之心与敬畏之情，在历史学科的深度与严肃之余，增添了学术研究者相应的人文关怀与情感投射。

　　三、全球视野、历史书写与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新突破

　　研究视角的转换，还带来了农民战争史新议题的开拓。杨瑞（山东大学）指出，以往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往往聚焦于中国古代史领域，而晚清以来的农民运动则较少进入这一语境当中，他认为未来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应当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整体性、贯通性、综合性的研究。在本次会议当中，农民战争史研究出现了两个具有标识意义的增长点，其一是注重全球视野与文明对话，其二是从历史书写的角度探索历史的记录者及研究者，如何认知并保存农民运动的历史影像、构建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话语体系。

　　杨华（山东大学）立足学术史的视角，指出了海外中国学界在中国农民战争史问题上，以理论工具和跨学科研究见长的治学特色，并回应了美国中国学界在研究选题上的偏好，美国学者如何在社会史、经济史与革命史框架中构建复合式的分析框架，以及新文化史带来的学术转向如何推动美国学界重估地方与基层治理等重要问题。罗永忠（石家庄学院）则是从太平天国运动本身出发，发掘其全球史意义，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不仅是中国危机的一个重要催化剂，加重了中国边关边疆的危机；而且是列强的试金石，测试了各列强在远东利益的差别化和战略的优先级；同时又重塑了中国的危机形态，中国近代的危机模式从单一的外来冲击演变为内部动荡和外部侵略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模式。作为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地方性事件，太平天国运动重塑了东亚的力量平衡，触发了列强的连锁反应，成为理解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边疆危机全面爆发的一个核心要素。

　　管蕾（山东体育学院）以文化治理理论为视角，以历史记忆研究为路径，系统考察了清代山东地方志对境内农民战争的历史书写实践。揭示出地方性知识、创伤记忆与特定利益如何与宏大叙事进行协商，从而在方志中留下多元、矛盾乃至裂隙的文本表征。这一“书写政治”的过程，动态展现了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效力及其在地方遭遇的调适与重塑。代洪亮（济南大学）从义和团的性质、作用等方面，分析比较了范文澜与翦伯赞在义和团运动研究中的共识与差异，认为范、翦塑造了后世义和团研究的范式、厘定了后世与义和团相关的政治话语与民众历史记忆、孕育了改革开放之后义和团研究的转型以及社会史研究取向的萌芽。张宇轩（山西大学）梳理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唯物史观引领下明末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发展轨迹与阶段性特征，认为这一阶段的农民运动问题研究最初是在“经济一元论”研究路径下进行；其次，“社会发展规律”“革命史学”等研究范式，均参与形塑了这一时期明末农民起义研究的基本面貌；与此同时，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始终与革命进程密切相连，明末农民起义研究始终蕴含学界对社会现实的思考。霍耀宗（山东理工大学）考察了两汉时期陈涉形象的演变，揭示其从“楚汉之际首倡亡秦的王”，到“过秦浪潮中的豪杰”，再到“宣汉语境下的乱贼”的历史线索，认为陈涉形象的时代演变，与当时“天命在汉”思想的流变密切相关，也从侧面反映出两汉国家统治力量的盈缩。

　　增进与国际学术前沿的对话，为中国本土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拓宽研究视野、提升理论水平提供了新的可能。将中国的农民运动放置于全球历史背景当中理解，可以深化历史认知、丰富叙事维度，在文明对话中重建起地方史背后的全球关联，消解以往对于历史事件的孤立化、片面化解读。增强对农民战争史研究本身的学术史反思，亦有助于推动当前农民战争史研究迈向新的高度。研究视角的转换解放了研究者的认知能力与理论水准，能够源源不断地激发新的问题意识。

　　四、个案考察、人文生态与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多维探索

　　本次研讨会的另一突破，即是将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视角，由阶级矛盾、社会结构等宏观分析，转向对具体历史进程的深入考察，更加重视思想观念、人文环境与个体实践在农民战争生成与演变中的角色，这一新取向强调农民战争并非抽象理论概括下的被动结果，而是在特定思想资源、人文生态与社会网络中，由不同历史主体具体实践的复杂过程。通过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与“新革命史”等多种研究路径，对农民战争问题展开了更为细致立体的分析，集中体现了当前农民战争史研究在方法与问题意识上的多维探索。

　　在个体思想与治理实践层面，张献忠（山东大学）关注王阳明对地方叛乱的应对与成效，认为其军事行动是其“知行合一”哲学在危急局势下的凌厉展现；而善后措施则是其“致良知”学说在社会治理层面和政治领域的系统性展开与应用，他的历史实践最终指向一场更为艰巨、更为根本的道德与社会重塑工程。这一研究具体展示了思想资源如何转化为实践治理行动。张晓鹏（山东农业大学）从研究者的实践出发，通过对郭大力农村研究的梳理，揭示了另一种理解农民问题的路径。郭大力并未依赖社会调查，而是运用纯粹的经济学演绎分析当时农村经济状况，透视当时所谓“复兴农村”的本质，对“农业合作社”“资本下乡”进行犀利批判，提出大农业的成立应以生产关系的变革为先决条件。在学术史与解释范式层面，张峰（西北大学）通过对王崇武元末农民战争研究路径变化的梳理，揭示了旧学者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由传统考证学逐步转向唯物史观史学的历史图景。此外他强调要理解相关研究，必须关注研究者对于当时重大政治、经济、社会现实以及宗教信仰等一系列问题的判断与阐发。在地方社会与人文生态层面，孙齐（山东大学）利用碑刻材料重建鲁西南地区的人文环境，回应了以往学界对于“儒家正统之地屡现异端反叛问题”的判断，提出创新见解。他指出，异端反叛与儒家教化在鲁西南地区的长期并存，并非因为儒家文化无法到达“不安定层”，而恰恰是儒家教化过度渗透进个人日常生活后，而形成系统性的“权力负载情景”所致，进而促成“主文化”向“反文化”的异化与转化，从而为农民战争及相关社会动荡提供思想与情感土壤，凸显了地方人文生态对历史事件生成的深层影响。同样立足地方社会，李楠（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从教会活动切入，考察晚清时期华北乡村的社会演变。从庚子之变前本土教会的初步建立及其对乡村民众的影响、庚子之变后的民教互动、本地教会重建与乡村社会的结构变迁三个方面，探讨了庚子之变前后华北乡村社会结构转型。在行动主体与个体实践层面，宋弘（山东大学）从“新革命史”的视角，具体分析华北八路军士兵在战争环境中的劳动自救实践。其研究表明，八路军士兵不仅是战斗者，而且要学会向劳动者转变，这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中共政治理念的要求；这种多重社会关系下的劳动，展示了个人与集体利益的复杂关系，并且在劳动过程中，密切了军民关系，成为中共成长壮大的重要助力。

　　与会学者从思想资源、学术范式、人文生态以及行动主体的具体实践等多个层面，对农民战争史研究进行深化与拓展，其研究共同指向一个重要转变：农民战争不再被简化为结构性矛盾的直接反应，而是被置于思想观念、社会环境与个体间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加以理解。这种研究取向突破了以往单一因果解释的局限，推动农民战争史研究由政治史、事件史走向过程史与生成史。为在国家治理视角下重新思考农民战争的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理论空间。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学术研讨会的举办，标志着当代农民战争史研究正在经历一次自觉的立场调整、理论反思与研究转向，呈现出了更为立体、多维的学术面貌与深厚的发展潜力，也为其在当代史学格局中的重新定位提供了可能。正如刘玉峰（山东大学）等多位学者所指出，在过去的70年中，农民战争史研究“过热”“过冷”均非正常现象，新一代学者应当警惕既往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以总体的、联系的、发展的、以人的命运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持续聚焦中国历史研究的这一重要学术领域、持续思考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及其特点。

　　会议最后，陈峰教授进行总结，他认为本次研讨会中近30位学者的发言与评论，已经显示出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新探索、新面目，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标志着中国农民战争史正在成为一个开放性的领域，打开了新的天地。今后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将做好联络、服务的工作，将学会建设成为一个有活力、凝聚力、创新力的学术共同体，努力造成声势、转移风气，推动农民战争史研究成功转型、重获新生，为整个历史学科繁荣发展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