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英勇：传承三位报人的“急先锋”精神

　　【作家访谈】　

　　1921年前后的中国，内忧外患交织，思潮激荡涌动。一群知识分子率先走出书斋，以报刊为阵地，以笔墨为火炬，在沉寂的国土上发出了觉醒的强音。他们不仅是思想的启蒙者，更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重要奠基人。纪实文学作品《急先锋》以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三位报人为核心，系统书写了这段澎湃的办报史，展现了他们以笔为戈、唤醒时代的壮丽画卷。

　　一本报刊如何唤醒一个时代？一支笔杆何以成为刺破黑暗的利剑？《急先锋》给出了生动答案。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的故事，共同诠释了何谓“先锋”，何谓“担当”。《急先锋》的作者路英勇以严谨的史学态度和生动的文学笔法，深入梳理三位报人如何通过创办报刊、发表文章，在民众中传播进步思想、动员社会力量。书中不仅呈现了他们公开的战斗，也勾勒出他们作为主编、作家、革命者的多重身份与内心世界。大量一手史料、报刊原文、历史照片及往来书信的引用，使叙述兼具可信度与感染力。作者并未止步于歌颂，也客观呈现出他们在复杂历史环境中的探索、困境甚至牺牲。它让我们看到，思想传播并非空中楼阁，而是要与时代对话、与人民共鸣、与现实搏击。这本书，是对那段峥嵘岁月的一次深情回望，也是对“媒体人初心”的一次深刻叩问。那段历史或许已然远去，但那声声呐喊、那篇篇力作、那群人的风骨与热血，依然透过纸张，撞击着今人的心灵。

　　中华读书报：书名为何是“急先锋”？促使您创作《急先锋》的契机是什么？

　　路英勇：110年前，也就是1915年的9月，中国诞生了一本杂志，名叫《新青年》。这本杂志刊发的文章、讨论的问题像春雷一样惊醒了当时的青年。它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礼教发起了猛烈冲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我长期从事出版工作，《新青年》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无与伦比，很早就有想法写一本书。陈独秀、李大钊由创办报刊成为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者，而邵飘萍则由一位具有正义感的记者成长为著名的“红色报人”。他们是思想的急先锋，更是革命的急先锋。我把他们三人作为这本书的叙事核心，并且把这本书命名为《急先锋》。

　　中华读书报：陈独秀策划的“文学革命”、李大钊的“妙手著文章”、邵飘萍的“新闻救国”，都是这本书着力渲染的“重头戏”。史料的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平衡是否也要把握分寸？

　　路英勇：是的，写作《急先锋》，我遵循的原则是尊重史实，运用的材料都是有据可查的，同时也兼顾文学表达的合理性，增强文本的故事性、可读性。比如，书中陈独秀策划“文学革命”这部分内容，就突出表现了他独具魅力的人格特征：一方面是诚恳接受胡适批评和建议的谦逊，一方面是“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决绝。在我看来，这正是陈独秀作为杂志主编的一种职业素质。

　　中华读书报：在写作《急先锋》的过程中，您发现他们在办刊方面有哪些特点？

　　路英勇：李大钊、邵飘萍都特别欣赏明代诗人杨继盛的狱中题壁述志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在李大钊心目中，“铁肩担道义”就是对有正义感、使命感的报人的一个最好注解。后来，他到北京大学做图书馆主任，亲手写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条幅挂在办公室里。与杨继盛原联不同的是，其中的“辣手”被李大钊改成了“妙手”。“妙手”与“辣手”相比，更突出了一种学理研究的意味。李大钊办刊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妙手著文章”，他写出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使他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而邵飘萍在《京报》创立的时候，手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挂于编辑部，直接摘取了杨继盛原联中的用语。他认为记者秉持正义、针砭时弊，写的文章就必须要有“辣味”。邵飘萍在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铁肩辣手”很自然地成为他实现“新闻救国”理想的精神信念和使命担当。陈独秀创办杂志，最早想请好朋友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帮忙，但汪孟邹经营困难，就介绍群益书社与陈独秀合作。群益书社每月给陈独秀编辑费、稿费二百元，《青年杂志》（一年后改为《新青年》）得以创刊。汪孟邹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件事：“子寿来告以《青年》事已定夺云。”书中对这件事，发出以下议论：“这一句话，看似轻描淡写，却深含一种精神的力量。陈子沛、陈子寿被关注得太少了，这实在是不应该。提起《新青年》，人们很少想起他们。他们对《新青年》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似乎怎么说都不过分，因为如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本杂志的诞生。”

　　中华读书报：关于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的作品较多，但这些作品，尤其是关于陈独秀、李大钊的作品，大多聚焦于他们的革命生涯或思想理论，专门写他们办刊办报实践的作品并不多见。

　　路英勇：其实陈独秀早年就有办报办刊的经历。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更名为《新青年》。1917年1月，他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把《新青年》带到北京大学，“一校一刊”的结合，使《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1918年12月，他又创办《每周评论》，推动五四运动席卷全国。1920年2月，他躲避北洋军阀的追捕，回到上海，一边主编《新青年》，一边筹划成立中国共产党。李大钊先是创办《晨钟报》，并担任编辑主任（总编辑），后又成为《宪法公言》《甲寅》日刊的主要撰稿人。1918年，他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不久即成为《新青年》同人。他在《新青年》上推出“马克思研究专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邵飘萍先是在杭州、上海等地当记者，1916年7月，到北京担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两年后创办《京报》。《京报》被查封后，他被迫流亡日本，回国后复刊《京报》，使《京报》成为兼具新闻深度与思想高度的舆论阵地。他们虽然成长背景不同，但最终都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之所以殊途同归，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拥有追求真理、唤醒民众、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的伟大理想。

　　中华读书报：纪实文学作品的表现手法多样，我发现您在写作技巧上也格外用心。

　　路英勇：我有意采用了互见、议论、对比等方法。比如陈独秀以《新青年》为核心的“启蒙先驱”定位、李大钊以理论传播为核心的“革命播火者”定位、邵飘萍以《京报》为核心的“红色报人”定位，决定了同一交叉事迹在不同人物篇章中的详略差异，既避免重复，又让每个人物形象更聚焦、立体。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急先锋》的出版在当下有何现实意义？

　　路英勇：他们三人自办报办刊之始，就确定了自己的人生志向。陈独秀要用《新青年》“唤醒青年”，实现民主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李大钊创办《晨钟报》，是要与青年携手，共同创造“青春中华”。邵飘萍当记者、办《京报》，是为了“为国立言，为民请命”。今天写这部作品，也是希望追寻他们创办报刊的足迹，传承他们的“急先锋”精神中蕴含的智慧与力量。（采写：鲁大智）